陈友谅的死，标志着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时汉军大乱，纷纷解甲投降。张定边等用小船载着陈友谅的尸首和儿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不久，立陈理为帝。
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回到应天，诸将在总结战胜陈友谅的原因时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回答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古人所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吗？陈友谅虽然兵多势强，但人心不齐，上下猜忌，内部谋乱，加上连年作战，又总打败仗，不能积蓄力量，又抓不住战机，声东击西，劳而无功，军心涣散。自古以来，用兵要得时，得时则威，威则胜。我军得时，将士一心，以一当百，如鸷鸟搏击，巢卵全覆，得了人和，所以我能取胜。”
实际上，朱元璋总结出的获胜原因有两条：一是上下团结一心，即人和；二是能抓住战机，即兵贵神速。人和即得指军事统帅得到军心，这样才能做到指挥有力；抓住战机即军事统帅对战势做出正确分析，这样才能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打败了陈友谅，有人向朱元璋劝进，那么他究竟该不该称帝呢？以黑见长的曹操一生都未称帝，这对朱元璋也很有影响。以他现在的实力，称帝绝对没有问题，但作为一名有战略远见的人来说，他知道自己只是建功立业的开始，要想真正推翻元朝的统治，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称帝为时过早。但现在所控地区比过去扩大了几倍，吴国公的称号与当前的政治局面不相适应，于是改称吴王。
此时朱元璋已拥有数十万的兵力，成为江南地方实力最强盛的集团。当时张士诚，已称吴王，史称他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由朱元璋铲除陈友谅一事中，可以看出一名政治家的综合修养十分重要。朱元璋为人比较宽容，善于听取手下人的意见。与此同时，朱元璋心态较好，胜不骄败不馁。第三，朱元璋有勇有谋，在顺境和逆境面前都决不退缩，以上方面综合起来，方能得人心，得军心，得民心，方能成为历史的赢家。
胆略也就意味着风险，战略的前瞻性往往意味着风险的性质。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战略的执行往往就是企业家的胆略所产生的结果。而战略的冒险则可能有两种结果出现：失败，或者成功。有人可能想选择一个保守的战略，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家没有制定超前的战略，没有胆略和谋划，那么他也就不会全心全力地去一味地投入，而企业的任何战略都有可能导致竞争对手的模仿，如果在竞争对手还没有强大之前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在竞争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成功的战略往往需要的是胆略，这种胆略也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与论证之上的，既需要敏锐的观察同时又需要前瞻性的判断。
如果是一名商人的话，最好是做一名胆商，胆量是一个人胆量、胆识、胆略的度量，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胆商高的人能够把握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无论是什么时代，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胆略，任何时候都成不了气候。而大凡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都是具有胆略和魄力的。
一个成功的人，其修养是多方面的。有勇无谋不能成功，这样是没有目的性的乱打；有谋无勇也不能成功，这样是高谈阔论的纸上谈兵。勇是多方面的，是智慧的勇，谋是多方面的，是实用性的谋。只有智勇双全，才能将阴与阳结合起来，刚柔相济，无往不催。
讲求实际，不重虚名
所谓“成事在天”，是指成就事业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这句话的立足点是“谋事在人”。
平庸之人因为缺乏自我挑战的精神，无法获得成功。或者说，平庸者缺乏敢做敢为的气魄，时常令人不耻。平庸的人没有争议，而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必然被世人褒贬不一。尤其是执有定见，唯我所为的人更是如此。
青少年时的曹操，时人对他的看法就颇为不一。有关他的为人德行，为许多人所不屑，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说他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器。如为当时俊杰的汝南王俊曾说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面谁？”
南阳何颐，见了曹操，也曾感慨：“汉家气数将终，得天下者，必斯人矣。”
还有颍川李瓒，乃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曾为东平相，弥留之际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乱，天下英雄无能胜曹操。张邈是我的好友。袁绍是你的外亲，但也不能投靠，只能投靠曹操。”嘱子照办，果真应验。
同为曹操，时人对其看法却是如此不一。无论作风、性格、精神，英雄见其神武、德者见其奸诈、智者见其权变、厚者见其忌刻……或许这就是许劭的千古“定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治一乱，一能一奸，因时而变，料定曹操既流芳百代，又遗臭万年。但是曹操的所作所为，一般是不顾身后事的。如曹操在政治方面，为了使自己拥有优势，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把汉献帝视为一面旗帜以号令天下。在待人处事方面，也不规避自己的奸诈风格。如曹操曾对人说：“谁欲害我，我就会心跳。”为论证他说的这些话，他叫一侍从官，“你身上藏着刀到我跟前，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抓住你，从你身上搜出刀。如果我惩处你，你别说是我要你干的，我会厚赏你的！”侍从官照办，结果免不了被杀头。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后，献帝完全被曹操所掌握，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屡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魏帝承继汉位，能曹性能安天下，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但是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他代汉的意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若对此不作任何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并且很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也会受到内部拥汉派势力的反对。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他谋，乃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根基，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减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埋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该文篇幅较长，大致上划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所以只想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目标有所放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总之，旨在表明自己年轻时就没太大的志向，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任何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依然很有限，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制止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心甘情愿地背着生死危险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如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很大贡献，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能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乐毅和蒙恬的深情钦佩之情。
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受昭王之子惠王的猜疑，被迫逃往赵国。
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效忠燕国、秦朝。曹操举例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接下来，曹操深层阐述自己得到汉室信任已经超过三世，以及自己如何忠于汉室，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最后还引了周公金滕藏书的典故，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露心迹。“金滕”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滕》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祷，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词藏于金滕之中。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成王将由周公取代，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滕发现了祷词，明白周公诚心，又迎回了周公，让他再次执政。
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意图就像当年周公存金滕之书以备考查一样，目的是为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意志坚决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返回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打算，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预备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把它当作外授，作为“万安”之计。
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贵品质的敬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绩，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依然不安。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在很多地方说了实话。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实行韬晦之柔，对自己的政治意图做了一些隐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稳稳抓住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得到孙权的配合，赢得襄樊大捷，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
“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有火德王，故此以火炉比汉朝。曹操之意，即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表明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曹操的用意群臣自然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悼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剖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汉朝已一无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足矣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方面以政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何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对皇帝这个名号就可以不做计较。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建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事实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埋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最后一步他不想自己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