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是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加得罪了王信。梁王同王信过从甚密，又都非常恨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之后，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十分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
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是始终不得志，结果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觉得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于是对景帝说：
“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假如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如何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
其实，周亚夫的话不容易判断是对还是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并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大多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所有的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答应，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由他辞退。
假如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虽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是不会对他放心的。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给周亚夫。周亚夫虽然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一个人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拒绝。只是席间并没有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没有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不能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的时候，景帝插话道：“这还没有满君意吗？”
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只好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
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假如，周亚夫能够圆滑一点，揣摸一下皇帝的心理，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了。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经到了，但还不知犯了何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递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没有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
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也许是周亚夫的儿子喜欢占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没有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非常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
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生气地骂道：“我为何非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是什么原因，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之后，无话可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哪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没有话可说，但是又知皇上想置其于死地，一定要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想加罪，还怕没有理由。再也没有话可以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吃，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性情耿直、“不识抬举”的周亚夫，为自己的懵懵懂懂、莽莽撞撞付出了这么重的代价。不知道中庸之法的臣子，到死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世上没有“后悔药”！
在朝廷侍君，如果有不小心，轻则丧命，重则丧家，要不还有族诛之祸。因此历史上一些能臣，不懂中庸之法，虽然一心为皇上效力，但是侍君乏术，最后落得悲惨下场。
掩饰住自己、掩饰住真相
李鸿章对太平军和捻军采取严酷手段，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以及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许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总的说来，李鸿章在就担任粤督后的头3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首要政务。
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还有在李鸿章接到谕令后6天，又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溥仪做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关键步骤。
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非常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主张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接着挥师北指，“去救皇上”。
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不仅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做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增大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引起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还有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
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过清廷钦派赴日，表面上考查商务，实际上前去谋刺康、梁，后入李鸿章幕府，变成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所以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然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而且又不愿意与康、梁彻底决裂，因此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不仅“奉旨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三人家属，而且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和驻华各国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
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已经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可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怎样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立刻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表面上为新党勤王，实际想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马上通报他们的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
事实确实如此，慈禧生气的责怪李鸿章“语殊不当”，警告说“假如瞻顾彷徨，反张逆焰，只拿李鸿章是问”。李鸿章没有办法，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但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谊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意“使人问讯”康有为。如此这些，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就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确，在时势则不容易”；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
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除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
对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加以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然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以及用处毕竟大不相同。而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相抵抗，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一切的行动都要靠自己的判断来支配。李鸿章的一些判断，隐含着言外之言、意外之意。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逼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在是清政府忧患，‘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希望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但是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所以，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不仅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而且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同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
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和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十分赞同，马上函告孙中山。
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果傅相有意罗织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接着，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为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尽管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是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所以想妨一试”。
实际上，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有道理的。当时义和团还没有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还没有左右朝局，八国联军还没有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假还没有介入。
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都属虚妄。
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一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
当时，赫德以“急密”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这其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改变缓慢，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庆丕接电后马上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迅速了解了整个局势”，并且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第二次，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网罗孙中山好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却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预防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6月17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
此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还没有决心，他的幕僚已经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所以不想冒险入粤”，只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三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有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
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杂心态所萦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座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逼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仪，“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砷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抵触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官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李鸿章的最后抉择是让“两广独立”的把戏化为泡影。
李鸿章善于掩饰自己，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看来，掩饰也是一门在必要时候不能缺少的成功术。
掩饰住自己、掩饰住真相，是李鸿章做事的一套策略。与之相关，远近结合、忽躲忽闪是李鸿章为人处事的一大技巧，因为他心中有自己目的，需要靠这种技巧来加以辅助。在突破人生困境时，需要一定的技巧，当然这种技巧不能显露，必须深藏不露，达到掩饰真相的效果，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先求自保，再谋发展
在你的实力弱小、不可能与别人抗衡时，假如要让别人特别是你的对手放过你，你就不可以显示出你有哪一天可能强大；反之，这就等于你告诉别人，你是他潜在的对手，因此，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有远大的志向。
当你的处境非常艰难，处于对手的控制之中的时候，假如你显露出志向远大，将来有朝一日自己强大了，要置对手于死地，那么，这等于逼迫敌人杀你，想一想，谁想留下一个大祸根呢？
因此，当你处在对手的控制中时，你应该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的样子，也不想将来有大出息，让对手觉得你不仅现在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将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这样，对手才会放过你，也许出于同情或者其他心理，还可能给你提供一定的条件让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