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迷误
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选择。“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追求‘民族解放、社会平等、思想统一与意识形态化’的选择，与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想分离与超越’原则的选择。”而革命的成功，就被宣布为前一选择的绝对胜利，后一选择的绝对失败与破产，并简单转化为一种价值判断，即“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的选择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的，未能实现的选择则是无可怀疑的百分之百错误的。在建国后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历史环境下，‘绝对正确’与‘百分之百的错误’又迅速地升格为‘进步’与‘保守’（‘反动’），以至‘革命’与‘反革命’”。这背后实际上是蕴涵着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的压力与影响下，许多曾经选择“个性解放与自由”，因而对革命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罪感，并急于向革命意识形态靠拢，即所谓“回头是岸”，这就是许多被称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最终半是自愿、半是被迫地接受改造，放弃对个性独立与自由的追求的原因。
而惩罚还落到了历史学家的身上，因为按照这样的历史观，“历史学家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为已经实现的选择作出它‘必然实现’（这一结论也同样是在研究之前就‘先验’地存在的）的‘科学论证’”，这样就使得“自身的价值等同于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出现的，为处于胜利地位的新王朝大唱赞歌的‘皇家史官’，从而根本上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当我的反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竟出了一身冷汗，并长久地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我们自称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什么竟连司马迁为历史的失败者——项羽写本纪的‘胆识’都没有了呢？”
自我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也正是这样的“一身冷汗”，迫使我追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审视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劣根性：这也是我这一时期以及以后很长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受害者的理性合作”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又是“理性的合作者”。
于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帮忙、帮闲”与“才子+流氓”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共鸣。---这又是一个对鲁迅及知识分子自我的双重发现。
帮忙与帮闲
在一篇阅读札记里，我发现孔乙己的悲剧在于其自我的主观评价（“自认‘读书人’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与其实际地位（“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玩物”）之间的巨大反差，并突然醒悟到，这正是再深刻不过地揭示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状况：“正像鲁迅所尖锐指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官’的‘帮闲’与‘帮忙’，和‘大众’的‘帮闲’与‘帮忙’，却自认为时代的‘良心’、民众的‘导师’、国家的‘栋梁’”，即所谓“社会结构中的主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奴化’竟然是在知识分子‘自我崇高化’的心理过程中完成。这里的悲剧性与荒谬性是远远超过了孔乙己们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需要的是“清醒地正视自己的真实的生存处境”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权力的从属，却同时增加了成为‘商人’的‘帮闲’、‘帮忙’与‘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
帝王气、才气和流氓气
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相当主动地去充当这样的“帮忙”与“帮闲”的；这就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根本性的弱点。这也是我一直在紧张而焦虑地观察、思考的。
1989年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我却“想着另一个也许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我的这一隐忧来自历史，也来自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与理解。
文章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劣根性”，希望引起警惕：“一曰‘酋长思想’。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好独断，喜‘定于一’，不习惯、不允许多元、自由发展”；“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百分之百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见、不同选择极端化，只承认‘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不懂得、不接受‘对立物互相渗透、补充’的观念”；“三曰‘噬杀’倾向。周作人说，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将来中国亡之根即在于此’。周作人将‘知识分子’与‘帝王’、‘流氓’混为一谈，自然是对知识分子的大不敬，但我以为这正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病症看得很准——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里所说的，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帝王气”、霸气、杀气。这是历史告诉我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之间的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不同选择之间的争论，最后都要借助政治之力进行“实际解决”（鲁迅曾经愤怒地质问：“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间的最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我有时在默默地观察当今活跃于文坛与思想界的‘名流’时，——无论是比我长一辈的，与我同辈的，以及比我年轻一辈的，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分子的专制”，我也时刻警戒自己身上的专制气。“人们说愚民专制的可怕在其‘不受任何约束’的群体的‘疯狂性’；知识分子专制的可憎就在其精细、严密的‘合法化’与‘科学化’。但在崇尚独尊、大一统，排斥个性、自由、少数、异己、分离、多元……上，则与帝王专制、愚民专制毫无二致。”
“在中国，‘痞子’之多，及其在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都可以看作是落后的经济、文化加于中国变革事业的‘历史包袱’，或者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的玩笑’。这样，作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学者在不屑与‘痞子’为伍的同时，自己身上也沾染了‘痞子’气（‘流氓’气，‘匪’气）。”到了九十年代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特意引述了鲁迅的观点：“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并且说：“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间，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滓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讲课中，我再次详细地讨论了鲁迅关于“才子+流氓”的论述，强调：“流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商业文化”的“恶性嫁接”，“‘才子+流氓’气正是封建传统文人气息与洋场文氓气息的杂糅”，并且总结说：“有了这三‘气’：‘才气’、‘流氓气’与‘帝王气’，便可以不仅在上海，更在整个中国社会横行无阻——这也是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一再证明了的。”
学术新贵，学霸，文化明星，二道贩子这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在2003年所写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一文中，又有了新的概括：知识界与大学里出现了“学术新贵”、“学霸”、文化明星，以及“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二道贩子”，他们都把前述“三气”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已成气候，成了“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让人忧虑的却是，今天所采取的政策，所建立的新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知识分子的变化又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了。
警惕“伪士”，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于是，就出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尖锐批判，这样的批判对促进知识分子的自醒无疑有当头棒喝的作用。但如果批判者自身缺乏自省，并进而把自己置于道德审判者的地位，那也会落入传统的道学家的陷阱。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再一次显示出新的意义。在写于2001年的《与鲁迅相遇》里，我这样写出了我的新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鲁迅的新发现与对自我的新的警示：“要评判、否定旧思想、旧文化，就先得批判、否定自己”，“从绝对对立中发现自我和他者的纠结，从单向地批判外部世界的他者，转向他我、内外的双重、多重批判的缠绕”，“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得到了彻底发展，批判的彻底不彻底就在于看能否批判自己。所以鲁迅一再说，别人总是说我无情剖析别人，其实我更无情剖析我自己。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精神的鲁迅，这样一个无情解剖自己的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迅’”。这也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知识分子中的“伪士”“真、伪与否的一个重要划分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如果只是一味猛烈地批判别人，从不批判自己，这就很应该怀疑一下。”“中国是一个盛产道学家的国家，道学家是‘天国’的把门人，打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号，却干着排除异己的勾当，仿佛不经他的‘严格’得可怕的法网的筛选，就休想进‘天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看起来很是激昂”，其实“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且也是帝王气、流氓气十足，“鲁迅说，越激烈的人就越要引起注意，这是大有深意的”。
而对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中的自我批判精神的认同，同时也就使得我的思考与写作具有了一种“反省性”的品质：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