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反复出现的正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就不能没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民族独立自主，民族自尊、自强就自有其意义，在这方面，周作人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另一方面，把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中华中心主义”，盲目排外，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对内实行在“民族、国篮子君读了这一段论述后，在来信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与提醒：“这里讲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发生的迷误’，虽然明确讲了知识分子‘半是被迫、半是自动’ 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但从第一点讲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到第二点讲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传统，以及第三点讲从信任到盲从，事实上基本只讲了‘自动’的一面，而对‘被迫’的一面却有所忽略。这样不仅使论述显得不够全面和准确，更重要的是容易让人忽略或事实上遮蔽了知识分子在所谓的改造和批判中，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整肃中被迫强制性地沉默和失语，从而也就被剥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的现象。而我认为，这才是知识分子丧失其地位和权利的主要原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该被忽略的。因此，我建议是否以注释形式（以免影响行文），对此稍加申论？”——我完全同意篮子的意见，特录于此，也算是代我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注释吧。
家至上”旗号下的专制主义。而以上两种情况，无论是对民族主义的简单否定与抛弃，还是推行极端民族主义，都会导致奴隶主义与蒙昧主义，堕落为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国内专制主义体制的奴才。——而这样两个危险的陷阱，是不能不予以警惕的。
在处理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问题上所发生的迷误
在《心灵的探寻》“后记”里，我还这样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正像屈原反复吟诵‘长太息而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样，生活在中国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上的人民的苦难，始终在折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与人民共命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传统。而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这一传统的正面意义，使这一代人在精神上始终与底层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同时，也受到了其负面的影响，即接受了所谓“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理论与“改造”实践。“在越来越明确地把与普通工农等同（划等号）作为奋斗目标时，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发生了曲扭：他们不再是相互支持，相互吸取、补充的平等的社会变革力量，而人为地划分成了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知识分子成了不‘脱胎换骨’，就不允许存在的异己力量。”
这里还存在一个可怕的逻辑迷宫：“先是对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的弱点的夸大——具有‘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夸大，纷纷自觉地谴责自己；然后打出了‘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对西方与苏联的封锁极端反感，被激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地从‘保卫中国意识形态纯粹性、独立性’的角度接受了这些口号；然后在‘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神圣旗帜下，把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现代意识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范围，而予以根本否定与彻底践踏。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密切联系，就从根本上遭到否定与摧毁，以至发展到最后，‘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本身变成了‘罪恶’。
这是一个可怕的‘逻辑的迷宫’：不但‘前提’（‘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每一步推理，都有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似乎‘合乎逻辑’。喜欢作抽象推理、逻辑游戏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一步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里，同样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九十年代末，我又回到这一命题时，曾归结为两点。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这样的反文化、反智主义的思潮在中国是有社会基础的，应时刻保持警惕。其次，“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这样的“精英主义”的倾向在历史与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同样应保持警惕。
在伦理观上所发生的迷误
在知识分子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改造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要求出身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与自己的“反动”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本来，作为人之子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这是其人格独立的权利，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现在要求进一步视父辈为仇敌，从精神以至肉体上伤害自己的亲人，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这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我的精神自责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我曾写有《哦，你是我的父亲》、《这也是一种坚忍和伟大》、《无以表达的悔恨》等文，作为自己的耻辱柱，铭刻在心，永志不忘。问题是这样的迷误是有所谓革命伦理观作为支撑的，因此，它既是被迫的，同时又有某种自觉性：这里所显示的思想改造的魔力才是真正可怕的。因此，在进行历史的反思时，就必须做去蔽破障的工作。
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分析又一个逻辑的迷宫：“先是从理论上提出，在阶级社会里，人只有阶级性，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人性’，也就不存在当年鲁迅所说的‘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承不承认人伦关系中存在着‘天生的爱’——这是一条线；这条线一越过，下面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都由此而生。当年，我们（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作出了理论上的让步（退却），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理论（思想、情感、心理）上的迷误的。然后，他们又从儒家那里搬来了‘大义灭亲’的伦理观念，并将‘义’加以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例如‘义’即‘革命的（阶级的、政党的、民族的）理想（最高利益）’等等；同时又把这样的革命化了的‘义’神圣化，赋予绝对真理性，变成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大义（正义）’。在这样的‘革命大义’面前，一切人的本性的尊严，自由，一切（首先是属于人的本性的尊严，自由，欲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都微不足道，可以而且必须牺牲的。这又是一个理论（伦篮子君在来信中对这一段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不直接点明过去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实质（或要害）？我不知你在这里是否有点有意规避这种提法的味道？不然，本来呼之欲出，绕也绕不开的提法何以不见使用？事实上，从今天的眼光去看，采用这样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否定阶级分析的合理性。
阶级论是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同时，与之并存且并不冲突的还有其他很多种分层、分群的方法，比如性别分析、代际分析、职业群体或利益集团分析、社群分析、信仰分析、民族分析等等。过去的谬误是在于以阶级分析来取代一切分析，否定一切分析，阶级理论是唯一的社会（也包括历史）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一唯一的社会分析取代了伦理分析，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反人性的现象。”——篮子君说得对，我之所以没有采用“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的说法，是担心从另一极端将“阶级论”与“人性论”绝对对立，从而忽视和否认阶级论、阶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以来，回避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阶级分析，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了。而我对此是始终怀有警惕的。当然，我也反对“用阶级论来取代和否定人性论”，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教训也是不能忘却的。
理）的关口：在这一点上，任何人（知识分子）一旦作出让步、妥协，产生迷乱，下面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是身不由己：只要宣布人伦关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父或子，或夫或妻，等等）是‘革命’的敌人，他就自然被排斥在一切社会（人伦）关系之外，人们也就用‘革命’的名义与自己的被宣布为敌人的亲人划清界限，这就是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样的作为‘真理’化身的‘革命大义’消解了人们在灭亲时可能产生的心理障碍（以至罪恶感），甚至赋予一种自我崇高感：这是真正的精神迷魂剂。”而“所谓‘服膺（听命）革命大义（真理）’，实际上就是服从自命的‘革命化身（代言人）’，服从他们对‘革命大义’的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的各种解释：这正是在革命（真理）名义下的自我奴化”。“而这样的自我奴化，又是以灭亲为代价的；灭亲的结果是给自己的亲人带来无尽的灾难，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至泯灭了民族精神的火种”，“刀刃的另一面，是对自身的伤害”“泯灭了人爱的天性，就必然导致对人的内在兽性（嗜血性）的放纵”，“‘文革’中的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罪恶正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