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为学术界所注目；九十年代初，我们出了三本书，而书名却意味深长：《丰富的痛苦》（钱理群）、《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幸存者的文学》（黄子平）。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当看到黄子平新书上的“幸存者”三个字时，“我甚至受到了灵魂的震动”，从此，这一命名就与我的写作纠缠为一体了。
我的问题：为谁写作？为何写作？
幸存者的写作
我曾经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因此，从我从事学术工作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因此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的写作’。
所谓‘幸存者’有两个意思：在我所经历的历次运动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所说的‘民间思想者’，而阴差阳错，我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作为这样的幸存者，对于那些被毁灭了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多多少少有一种义务与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学术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作为幸存者的写作，要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却是十分困难的。
首先是“转化”的前提：“苦难”是否存在，也都成了问题。不得进入历史的叙述，这样，年轻一代面对历史叙述中的这一段空白，就只能接受既定的解释，而不可能有自己的任何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这意味着导致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错误的文化观念与体制上的弊端，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和清理，就完全有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今人或后人所继承和发展，甚至将历史的罪孽当作神明重新供奉起来，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
被遗忘的还有历史运动中的有血性的人物，那些中国的脊梁。思想先驱者之被人为地遮蔽与抹煞，他们的思想成果不能为后人所知，这就导致了思想的不断中断，每一代人都不能在前人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前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损伤也许是更大的：坚卓者的灭亡，必然导致妥协、乡愿之风盛行，活命哲学猖獗，实际也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堕落。
于是，就有了恢复历史记忆的努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唤。我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的这段话引起了我所尊敬的日本学者丸山升先生的共鸣，他在一篇演讲里特意指出：“我认为现在这句话对日本人特别有意义。同时不但如此，它把问题把握为‘每个民族’，也就是由于人类共同弱点而来的问题。”
我的工作：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但要真正恢复历史的记忆，也是极端艰难的。我曾在一封通信里与台湾学者讨论过文革记忆的诸多难处，这里只引述其中一点。我们所经历的文革、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一种群众专政。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同时又“参与专政”，其心灵的伤害与扭曲都是非常严重的。“文革最可怕之处，就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下，把人（而且是每一个人）人性中恶的因子诱发出来，并使其恶性地发展。人一旦回到正常状态，再回顾这段历史，就会有不堪回首之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文革回忆，都是一种残酷的记忆。我甚至认为，如果强制每一个中国人都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检讨自己的责任，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残酷；有些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想将其像一场噩梦一样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人的记忆总是‘避重就轻’，自觉不自觉地回避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的丑恶的因而给自己以沉重的压力的记忆，而突出、强化那些轻松美好能给自己以陶醉感的记忆。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者说是人性的弱点，是应该给以理解和同情的”；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说，如果整个民族对自己民族最不堪的历史都采取回避的态度，那就会造成极大的民族隐患。我认为，“在解决这一矛盾方面，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至少是‘从我做起’，对那段历史，包括自己在那段历史中的全部表现作出毫不回避的反思和认真清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相对真实的回忆与相对客观、全面的研究”。但“这样做，无异于要重新撕裂自己记忆的伤疤，这是绝难做到的，这种‘绝难做到’的苦境却是非亲历者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不知道文革的创伤有多么严重和残酷！”
而且还不能止于记忆，对于一个个体生命，对以往的苦难，既知道了悔恨，又有了这几分清醒，大概也就够了。但对于一个人文学者，也即扮演了某一社会角色的个体，他的思虑应该更为深广：既要从个体的苦难体验与记忆出发，又不能止于此，还要经历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才能超越一己的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这就是说，“‘苦难（痛苦）’并不能直接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它是‘智慧’的伴随物，至多说是蕴涵着可能引发出智慧的因子，却不是智慧本身，因此，它需要‘发掘’、‘转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反思’，其所能达到的‘丰富’程度，取决于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内在要求，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思想力与想象力。而尤其重要的，又是是否具有强大的批判精神与力量”。
这正是我要做的工作：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我的研究一：追问背后的原因和教训
具体地说，我主要是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正视的基础上，追问背后的原因与历史教训。
决定人的命运的体制问题
关于单位所有制的思考
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一个“包下来”的政策。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安排在某一个单位里，都有工作。这项政策在当时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都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活。成为国家单位里的人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一切都有了保障。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项政策背后所隐藏的更深远的影响，这便是“单位所有制”对于人的决定性影响。“单位领导认定你是反革命，要批判你，你只能检讨，否则就被开除。开除之后，你便一无所有，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有硬骨头，说什么‘我不怕’，但你可以做伯夷，你的妻儿呢？因此知识分子别无选择。这种单位所有制形成的是一种更严重的并且是无法摆脱的管制关系”。
反右运动中划分右派的标准中，更有“攻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即为右派的明确规定。处于最底层的右派则要承受领导与左派积极分子的双重管制。
关于当时制度性歧视的追问与思考极“左”时期规定，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单位内处于领导控制与群众监督之下。这里却将控制和监督扩大到“有海外关系者”与“直系亲属被杀者”，剥夺其在要害部门工作的权利，则显然是一个制度性歧视。此后，血统论愈演愈烈，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用人制度上的阶级路线。建立“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的身份制，也是一种按出身划分的制度性歧视。
关于思想文化文学体制的思考在《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我第一次以“计划化控制”概括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并作了这样的分析：“1945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党的领导周扬的一篇题为《关于政策与文艺》的文章，强调‘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的运动已不再是一个盲目的、无法控制的、不知所终的运动，而变成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这里也自然包括文艺运动在内。”“由于逐渐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文学艺术也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进而提出了‘文学艺术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与监督下’的要求，文学艺术创作问题列入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也成为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纳入了‘计划化’的轨道。从全局性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到具体的创作题材的比重，以至作家的创作方式、创作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逐渐形成了一些创作模式，有形无形地影响、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由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以及一切传播媒介也都无一例外地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就形成了文艺作品从生产（作家创作）到消费（读者接受）的计划网络，实现了全面的计划化控制。”
以后，我又通过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个案研究，对这样的计划化文学体制作了更具体深入的分析：“尽管‘文学作品’还保留着某种‘商品’的外壳（仍要通过‘卖’与‘买’的商业行为发行），但‘文学市场’的需求已不再成为文学生产（写作）、流通（销售）的驱动力，而代之以‘政治’的需求，‘文学市场’的悄然隐退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根本变化，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也即纳入体制化的秩序之中，‘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才真正得到了体制上的保证。”文章还特地提到了文学期刊、媒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批判运动的特殊功能：它是对计划体制的必要补充，除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一旦发现著作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这样的要求又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就可以通过批判（包括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来进行纠正，“其目标与任务非常明确，即是要加强‘文艺战线上的计划性、组织性、纪律性’，以实现‘更强有力的思想上组织上的集中与统一’，‘把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反动的，甚至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驱逐出文艺战线之外’”，这就在“实际上宣布要建立一个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结合为一体的文学（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特征），也一定要求文学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统一”。
关于群众专政的思考
在《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一文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与分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参加者以千人、万人、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计的群众斗争大会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无一处不是斗争的场所。”这样的全民性的斗争会，其革命警惕性之高，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凡是敌人，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暗藏反革命的阴谋；更进一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所有的小事，都可能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这样的心理、氛围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普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国民性病态
这其实是“五四”时期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命题的一个继续。因此，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成为我的追问与审视的基础与起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接着鲁迅的命题往下说，是又一个对鲁迅与自我的双重发现。
说“食人”
这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他在1918年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时，这样说道：“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本来人类在追求生存过程中，特别是在灾荒中，在战争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但中国特色在于，一是数量大，持续时间长；二是多为习得性食人，即“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旗帜下的食人”，在中国，“‘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