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样的食人还延续到现代，鲁迅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形成了民族的嗜杀性，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极度漠视。
谈“做梦”
在前文检讨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时，对“做梦”现象已有讨论，这里从国民性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即这样一种全民性的做梦现象，也是有国民性基础的。我曾这样描述“革命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全民写诗，全民狂发豪言壮语，“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
所谓“大批判，大辩论”就是对不同意见者施行语言专政。“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我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本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论“演戏”
这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个重要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可以游离于想与做之外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而我想追问的是，这样的语言的游戏性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的关系。“当一个人处于权力者的地位（这里不仅仅指最高统治者，每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力者的一面）时，他的语言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与语言的合一，形成语言的霸权”，而其极端形态就是“指鹿为马”，这是“权力意志发展到极端而形成的（语言）游戏”。“奴隶经常的语言形态是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要生存又不能完全不说话，所以要追求生存的艺术，养生保命的办法，这时语言的意义就是如何养生保命。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迎合，但这是被迫迎合，与奴才的主动迎合性质不同。正因为如此，奴隶必然也是不信的，他们的迎合固然有自我保存、自我求生存的性质，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愚君政策”，还有一种就是“强迫说话”，“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无不说话的权利”，强迫表态就“必然带有表演特点，必然说假话，这是一种奉旨表演”。而奴才则是“主动、自觉地充当做戏的虚无党”。奴才的语言艺术就是鲁迅所说的“二丑”艺术。这是一种双重表演：既演给现在的主人看，又是给现在的主人的对立面看，因为他们可能成为他的新主人。“又要对现在的主人表示忠诚，又要与现在的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他的特殊表演技巧就是折衷主义的语言方式”，“似是而非，左右逢源，这是富有弹性的语言，也是游戏语言的最大特点”。
鲁迅还有一个重要论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所谓“看客”是包含两种身份的：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既看戏，又演戏，这“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在看的过程中，既把别人的真实痛苦，变成自己娱乐的材料，从中获得快感，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同时又“把启蒙者看成演员”，“把（启蒙者）庄严、神圣的死戏剧化、游戏化”，将一切真实的努力、奋斗的意义全部消解：这都显示了中国国民性的残酷与麻木。
析“主与奴”
这又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大发现：人们通常说中国人有奴性，鲁迅却发现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地存在，它是和他的“主（子）性”同时存在的：“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自然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鲁迅曾引用《左传》的话，说中国的大一统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每一个人对上面的人来说，他是奴才，对下面这层的人来说，他是主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双重地位，由此造成了中国人性（国民性）中的“奴性”与“主（子）性”的并行与相互转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并不是要使人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不过是争一把椅子，也即争夺谁做“主人”。
大一统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权力在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奴转化完全决定于权：“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因此，在中国很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产生“权力至上”的观念。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释“怨愤”
这也是鲁迅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正“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而这样的怨愤在中国却是愈演愈烈，发展成一种怨恨。于是，又有了这样的检讨：“‘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我的研究二：“看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
必须破除民族“自欺力”。但又不能导致民族“自信力”的丧失，走向民族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也是鲁迅提出的，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却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煞，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最后告诫我们：“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其实这也是我所遇到的问题。这方面的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这首先是对现有的“正史”叙述的质疑：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翻遍为北大一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正是这唤起了我的历史记忆——1957年我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是历史的在场者与幸存者；同时激发了我的研究激情。于是，就有了《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对原始材料——当年的“右派”大字报的重新发掘，与初步的研究成果：《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文章以大量的史实说明：
1957年在以北大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是一场民间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学生们自觉地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旗帜，猛烈批判各种社会弊端。并且使“五四”精神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形成了所谓“右派”精神传统，这就是“不懈地探索，勇敢地捍卫真理与正义，始终坚守思想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说真话，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的精神”。由此而得出结论：
“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
因此，对1957年“右派”遗产的发掘，所引起的是内心的强烈自责。我沉痛地写道：“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以后，又给自己与中国的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从此，这一任务就成了精神的债务，至今也还在还债。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间思想者
最早提出这一课题的是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上所发表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它却唤起了我和我的贵州朋友的历史记忆：因为文革后期，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思想群体，正是朱学勤所说的“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记忆与现实的思考产生了《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文章论述了“民间思想村落”出现的背景，以及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当理想的面纱脱落，露出狰狞面目时，怀疑开始并且逐日增长了。于是，体制之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就由少数先驱者发展到相当的范围”，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应运而生。而且这些人的聚合“是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他们的民间思考也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即是为必然（也必须）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作思想的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其实正是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作为被‘全面专政’的对象，而受到全面的打击，而在残酷的迫害下，特别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也正处于整体性的萎缩状态，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觉地担负起实际上已经成熟的这样的历史使命”。这就使得民间思想村落的主体部分都是当时的知识青年，学历最高的也只是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我所说的“半大孩子”。“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差异，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精神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这同时也使得以后终于发生的改革开放运动“先天地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
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后期自己参与其间的思想村落的重新发掘，也同样引发了自省与自责：因为在这样的民间村落里，我这样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处于老师的地位的，而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却是：尽管经过文革的教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却没有从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所形成的思想状态中根本解放出来，自我思想的局限也影响了周围年轻的朋友，就大大限制了整个思想村落思考的深度，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与歉意的。
当然，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重新发掘，也打开了对文革认识的一个新的思路，至少是提醒注意：文革的遗产并非一片废墟，文革中的民间思考就是一个被遮蔽、遗忘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当然，文革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资源的开掘与研究的难度更大，但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将是我下一步研究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