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我的，更有语言文字的美，我的文学研究的真正动力其实是来自对语言的迷恋。我多次谈到，“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真正的文学大师笔下的语言，是具有生命的灵性的，它有声，有色，有味，有情感，有厚度、力度与质感，是应该细心地去体味、沉吟、把玩，并从中感受到一种语言的趣味的”。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我的研究起点，常常是对作品的朗读，通过如痴如醉的曼声吟哦，进入作者的语言世界和内心世界；我曾经这样谈到我的经验：“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的那种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里面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这已经是我的一个经验：讲鲁迅作品，最主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的‘入门’的通道。”——这不仅是阅读、讲解鲁迅，自然也包括研究鲁迅。我还这样描述一次难忘的集体研讨的经历：“我们黎明即起，在桂林山水的掩映下，大声地朗读作品，流连于语言文字的声光色影之中……最难忘的，是那一刻（仿佛是一位朋友正在朗读《果园城记》）没来由地突然感动，泪水满盈，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或许就在这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与文学研究。”尽管我是通过感悟语言来进入作家作品研究的，而且我还始终对作品的形式，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我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却很少讨论艺术问题，文学形式与文学语言的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以至于“有时深夜翻读自己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负疚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反省：我“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迷恋，更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在我有可能来独立设计自己时，时间的紧迫感使我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避免作大幅度的调整。这样阴差阳错，我终于与文学（形式与语言）失之交臂，成为了生命中永远的遗憾”。当然，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述，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还是贯穿我的全部研究的，如果仔细察看，是不难看出这样的研究内在思路与线索的。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支持朋友们（特别是年轻朋友）的有关研究，并作了一些组织工作，如提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的设想，主编《诗化小说研究书系》等；我也多次表示对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文学本体的丧失”的不满：“习惯于不着边际的宏观‘神侃’和繁琐的所谓科学分析，而不注重文本的细读，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品味，失去了起码的艺术感悟、敏感与直觉力”，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的忧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在这方面已经或将要取得的成绩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对文学形式与审美研究的忽略，则有可能导致文学本体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忧虑，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我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文学教育，先后在北大开设理科“大一语文”，中文系本科学生的“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细读”，研究生的“《野草》研读”，还和一些朋友先后编撰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读本》、《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大学文学》等读本或教材。我对中小学语文的关注，其中心点之一也是倡导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在我看来，对大中小学生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的培育；对我自己而言，则是一种精神欠缺的补偿，是对自己的“文化、思想史背景下的文学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弊端的一个必要弥补。对我来说，学术研究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在这方面，我或许更多地受到了吴组缃先生与林庚先生的启示。——他们与王瑶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八十年代的三大巨头，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影响也确实巨大。我曾在一篇吴组缃先生小说选的序言里，这样谈到“吴先生做人与作文的追求”“务去陈言滥调，绝不人云亦云，无论如何要有自己的东西，言他人所不能言，写他人所不能写”，因此，他“每有一作，必在对于生活、人生、人性的开掘与艺术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并且认为“这样的独立创造精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王瑶先生也曾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高标尺：每写一文，必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所推进，或提供新材料，或提倡新的观点、思路，必要有自己的发现；而所写的重要论著，则应成为所研究的课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别人的研究可能也必然超过你，但却不能绕开你的研究。老师们的教导，成为我的自觉努力的方向：我的每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从《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到《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地有新的开拓，而且每一部著作在研究方法、结构方式、叙述方式……上都有不同的新的探索。我因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的这些著作都是学术文体的实验之作，这样的实验性学术给我带来的兴奋、喜悦是难以言说的。而这样的实验欲求，本身就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我在总结《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时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我的这一次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在人们往往忽略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时候，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这样的形式实验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其吸引力就在于这样的实验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而更让我醉心的是那样的研究：“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研究。在这些更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中，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人们开始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的种种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它是不可重复的，但也仍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并且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本质。——对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一是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一是学术研究的“不可规范，无以归类”性。这类研究，常有神来之笔，是连自己都无法重复的，自我的创造力能够得到这样自由无羁的发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我的研究中，每遇到这样的创造的快感，我都是分外珍惜的。
照亮我的学者之路的还有林庚先生的一番话。那也是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永恒记忆：林庚先生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课时，将他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凝结为一句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突然涌现出许多新的写作思路，各种不合常规的构想与想象，层出不穷的计划、设想——不仅是我自己的，也还有关于整个学科发展的计划与设想，弄得兴奋不已，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紧写，赶快做。我经常陶醉在这样的执著而疯狂的投入性的研究中，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乐趣。我曾经这样审视自己：“我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我的内心深处，时时涌动着不断地破坏与创造的生命欲求，我缺乏足够的耐心，在一个领域深挖细刨，总是渴望着到未知的‘远方’去作新的开拓”，“我真的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永远听见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诱惑），同时又感到后面有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我，我就这样被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所驱使，一刻不停地向前奔突、探索，无休止地做着新的试验。明明知道，周围的朋友（包括学生）也不断告诫，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问题、缺陷、遗憾，这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还会经常把自己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等等；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多少次试图皈依，但终于发现我不能、也不愿改，我无法按别人以及某一程度的我自己要求、期待我的那样去做，我仿佛命中注定，只能做这样的有缺憾的选择，这才会保存一个真实的自我。——就为了这一点，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许仍然是值得的”。
教育的诱惑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不只是学术的诱惑，更有教育的诱惑：我曾在一篇写于九十年代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也就是说，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中，“老师”是居于首位的：“老师，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我的第一本随笔集命名为《人之患》就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借用一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孟老夫子的古话，对于我，既是写实，又是自嘲，该是恰当的。”而且还有这样的阐述：“有朋友说，听我讲课，比看我的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竟也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又是共同创造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熟识的与不熟识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学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惩罚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与青年学生隔离开来。——后来有关部门真的这么做了，尽管未必有效。我过去头顶上都悬着一个“争夺罪”，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个宿命。
如前文所说，我从小就有当老师的理想，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我如此醉心于教师的职业，显然有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与自我的动因：这是与“历史中间物”的自我定位直接相联系的。作为“中间物”的具体化，就是“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而最能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的，又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空间。简言之，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讲我之鲁迅观”，这就是年青时代的一个梦，是决定了我的后半生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自我选择，而且二十多年以来，从未动摇，也从未间断过。从1985年上半年给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级本科生开设“我之鲁迅观”课，到2001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与外系2000级本科生讲“与鲁迅相遇”，下半年为研究生开设“最后十年的鲁迅”的讨论课，前后讲了十七年的鲁迅，有将近二十一届的北大中文系与外系的学生听过我的鲁迅课或讲座，这可能是我的后半生事业的最可观的成就。它与我前半生在贵州中等专业学校执教十八年（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讲鲁迅，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更是自觉地向年轻人传播鲁迅思想），与退休以后两年多以来在更大范围内，特别是深入到中学生中去讲鲁迅，构成了一个以“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为中心的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同时也构成了我的极为可贵的精神历程。
无法回避的内心的疑虑，以至恐惧
当我沉湎于大学里的学术与教学生涯的宁静时，我的内心深处却又时时涌起阵阵不满、不安与自责，终于在1997年由一本《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引发了一次集中的喷发——“（我）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感，而时时想到鲁迅的‘骂人’，企望从中得到些许精神的支援。汪晖在他为《恩怨录》所写的序里反复引用的鲁迅的那句话：‘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我也是常常记起的；因为正像汪晖所说，‘这是平和中正的时代，退居宁静的学者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墙各各相隔绝的时代’，而我正是生活在这校园里的‘墙’内，被社会认定，扮演着‘宁静的学者’的角色。这或许正是现代文明的追求，是发展现代学术的需要与必然，而且也不能说对我毫无蛊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长期奋斗的一个结果与归宿，但我无法回避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与悲哀。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及年轻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悲哀。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是一个真正令人神往的精神境界：“那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扬，批判精神的充分发挥，那大爱与大憎的结合，不正是我们当下社会、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自己，所匮缺的吗？”
这样的情感的喷发，当然不是偶然的：有我自己的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深刻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