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学术遭遇引发的心灵风暴
先说我自己的学术命运，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灵的风暴。我从不讳言：我的学术研究属于“野路子”，总要触犯各种戒律，因此，无论写作还是出版，总是不得安宁。首先是几乎没有一部著作没有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主编、编辑，还有我自己，层层动手术，与读者见面时已是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我都一一记录在案，写有《立此存照》十八篇，可参看。而几乎每书（自己写的、编的）一出，都要引起轩然大波，或誉或毁，都很极端，可谓爱憎分明。自然，其中也有中肯的批评，严肃的心平气和的不同意见的学术商讨，以及借题发挥式的学术讨论。这些正常的与不正常的学术反应，我也有记录，曾编为一辑：《生命延伸——关于我的学术研究》，收入《六十劫语》一书中，可参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的追求，一方面，我深信：“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都应该是开放的，即是说，它的学术生命将延伸到读者（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发挥……中，在读者的‘再创造’中得到真正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些讨论式的反应正是我所期待的。另一方面，我又信奉鲁迅的文学观：“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而且在我看来，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它是要搅动人的灵魂的：或引起心灵的震撼，夜里睡不着觉；或触动某些人的某根神经，气得跳脚，骂娘，由此引发的毁誉分明的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评价、论争，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情下，总是有人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或学术权力，对自己不赞同、看不惯的异端进行惩罚；更有些人手中并无权力，于是就进行告密式的揭发批判，以望引起掌权者的注意，而予以惩罚，而这类鲁迅说的“乏走狗”的伎俩，却往往得逞。这些都必然引起我的愤怒，却又因无权无力反抗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这里要讨论的是来自学院派的某些批评与诘难。可以说，有一种批评性的意见，即“不严谨”、“主观性太强，六经注我”，以及“过度阐释”等等，几乎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研究，而且好像至今也还有这样的非议。对此，我有具体的分析，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它促使我反省自己的研究所确实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如前文所说，我的知识结构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时有常识性的错误，记得我的《周作人传》写出后，曾请舒芜先生审稿，他指正了数十个错误，真让我羞愧难言；后来，舒芜先生要写书评，问我要不要指出这些问题，我回答说：当然要写，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提及，而是对全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我当然知道这是对我的爱护与鼓励，内心的感激也是难言的。
对类似的批评指正，包括最近一次我的《与鲁迅相遇》中的一处错误一位读者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我都是欣然接受，并心怀感激、不安与内疚的。出现这样的错误，还与我的前述过于强烈的写作欲望，急急忙忙往前赶的写作状态与方式直接有关，因而我写得太多太快，难免不拘小节，显得粗疏，留下易被抓住的小辫子。这甚至暴露了我精神气质上的某些弱点，我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此提醒我：“今后你要在学得鲁迅的敏锐、峻急、愤激的同时，也学一学他的从容、镇定和通脱。”这确实是击中要害，却又涉及人的本性难以改变，我也因此常有无奈之感。其二，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观念、方法与追求之间的争论，而对这类学派之争，我的态度一贯是两条，一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合理性，即所谓据理力争”——不过我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对一切善意的以及不善意的挑战，我通常的对应办法是不予回应，我行我素，用研究实绩来证明自己研究的合理性与价值。这里其实是隐含着一种学术自尊、自信与自省的，在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引言”里，我就对自己的研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期待：“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缘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姿态。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二是“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善于从对方的不同意见中发现某些合理的因素，从对方对自己的驳难中警觉自身可能存在的盲点或陷阱”。比如，面对“过度阐释”的诘难，我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介入的研究方式，同时也以此为警戒，要求自己掌握好其中的“度”。而如何发掘对方意见中的合理因素，实质上是一个在异中求同，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陷阱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注重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研究工作上的意义这一点上，我与我的批评者之间就有一致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自己属于学院派。我深受鲁迅与王瑶先生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传统的影响，可以说，我的每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有新的学术眼光照耀下的史料的新发掘，像《丰富的痛苦》这样的著作甚至因为引文过多而影响了行文的流畅。——当然，无可否认，这也是一种写作策略，一个必须的妥协，是为获得现行学术体制的承认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更深层次的史料观上，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生命史观：“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因此，在我看来，强调史料的独立准备，不仅是为了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这大概就是“异中求同”，又“同中守己”吧！其三，不可否认，有的批评、指责，是把自己的具有某种合理性的研究思路夸大为一种评价标准，符合自己的研究思路的即为“学风严谨，具有科学性”，不同者即为“学风不严谨，科学性不足”。本来作为个人，要坚持这样的评价标准，至多不过是一种偏见，因此，对这类纯属个人的批评，我虽不能同意与接受，但仍尊重其批评的权利，但如果这样的偏见与一定的学术权力，甚至行政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与追求的一种压抑，而我对此类权力的压迫是特别敏感的，情绪反应也特别的强烈，常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批评者所采取的常是一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即他所抓住的确是你的“小辫子”，但借此而进行全盘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批评：抓住的是《周作人传》中的两条常识性的错误，在此之前也有人批评过，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样的人能当博士生导师吗？——我一生中，不断被这样的质问所困扰，这一次是学术的，下文将要谈到的，则是政治的，这都说明我这个所谓“学者”大概是不适合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生存的。而且还要给我加上可怕的罪名，这回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恐怕会很快就‘辩证’地消亡泯灭了”。而这样的批评很快就得到了体制的支持：北大校学术委员会开会审批博士生导师资格时，有关部门违反常规地在会上散发了这篇文章，结果自然是“未获通过”。这样，我所要面对的实际上是学术批评、争论背后的学院学术体制，不仅无力抵抗，有时为了获得起码的物质的与学术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作出许多妥协，这都会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
这样的痛苦我自己是能够承受的，因为我毕竟是压不住的；真正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对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压抑。我在《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一文中，曾专门谈到“如何对待‘特别’的学生的问题”“这样的学生，常常有一些以寻常的眼光看来是比较‘怪’的想法，他们的思维是反常规的，经常让导师都大吃一惊。
很显然，这样的学生，连同他们的古怪想法，是很容易被否认与抹煞的。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怪念头’有的恰恰是极富创造性的，甚至是超前的，但同时又是与一些混乱不清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就有责任要保护这样的学生的极其可贵的创造性，那些属于未来的创造的萌芽，同时也要指出其问题，加以引导——引导也是保护。
这样做的前提，是导师要有自我质疑的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不懂的，不能理解与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就是错的、不好的。”这自然是有感而发：因为缺乏自我质疑，以自我学术为标准，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生的创造性的问题，是在学院学术与教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我身处其中，又具有强烈的中间物意识，就很容易和这样的学院体制发生冲突。同时又不满意于学生的“不争气”，面对学生论文中的明显的疏漏，有意保护而不能，这就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与难言的痛苦中。
北大与学术“失精神”引发的危机感
而在1997年前后，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正临近它的百周年纪念，它引发了人们对北大现实的批判性审视。首先感到校园危机的是敏感的年轻学生。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编辑部的文章《寻找真北大的声音》里，这样写道：“在炎热的燕园，眼前不断变换着景物……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受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只有TOEFL培训和招聘的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面孔了，理想与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实在难以找寻到北大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听不清理想主义的声音，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这呼唤或有片面之处，但却是绝对真诚的。后来，我应时事社之约，作过两次演讲，其中一次好像是在校外，而不久就听说时事社没了，我大为震动，前来报告的学生闪烁着的泪光，像火一样烧灼我的心。我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些学生民间刊物，冲破了思想沉寂状态，重新高举精神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表现了极其可贵的批判、创造精神与勇气。但又立刻引起了这样的自责：我恨自己的软弱与无力。就连此刻我所写下的这一切，所谓史家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呢？说穿了不过是阿Q式的自慰——这样的自责与内疚，就是我后来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出来说话的一个最直接的动因，我依然是在还债，而且我很清楚，我不过是将这些年轻人的声音放大，公开说出而已。
接着又一件事让我震惊，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文系一位年轻教师，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北大的问题，呼吁北大应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学术、教学危机，却招致领导的震怒。我想起了鲁迅1933年所说的一句话：“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在1997年10月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道：“因为北大精神的失落感，以及追回失去的精神的焦灼感，以及对这些失落感、焦灼感的质疑，由此引起的自我嘲讽……这一切都搅成一团，弄得我不得安宁，而且随着百周年校庆的临近而愈加强烈，而且看不到平息之日……”
而这样的“失精神”的现象，并不只是北大的问题；或者说，北大的问题只是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而我所从事的专业——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因为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血肉联系，对这样的“五四失精神”的现象的反应，自然是格外敏感与强烈，而且引发了学科发展的危机感，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7年1期，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十五人谈”的一组文章，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曾有过争鸣的辉煌历史，但近年来却陷入了沉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面对当下的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问题，放弃了发言权”，在这位学者看来，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与发扬“五四文化批评精神”，“永远和时代与社会保持一种离心力，一种文化批判姿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而另外一位学者则更进一步指出，不应用“学术化”来“掩盖思想力的贫弱，掩盖对‘重大问题’的缺乏反应能力”与“‘学术’的贫困”“我怕有一天，这学科会成为一个看似‘自足’的学术沙龙，因自言自语而沾沾自喜，在与外界缺乏交换的封闭状态中自我消磨。”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改变一下心态、思路和方法——把历史还给历史，让学术成为学术，用平常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学科，但用更严格的‘古典化’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因而呼吁“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精神界战士兼学者”的学术传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传统之间的论争的继续。我当然是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但我对后者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且从我强调学术研究的个人性的立场出发，在我看来，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是与自身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的，是不能、也不必勉强的，在这个意义上，争论并无多大意义，只能是各自陈述，各行其是。对于我来说，最终走向精神界战士之路，同时又对之不断进行质疑，都是由我内在精神气质与生命欲求所决定的，是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