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界之战士”传统的再发现、
讨论中所提出的“对当下许多重大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挑战的“应对”问题，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有过这样一个概括：“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不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风行一时的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号称‘后起之秀’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自由主义者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窄’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如前文所说，九十年代初以来，我对启蒙主义、激进主义思潮曾经有过反思，特别注意到其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危险与历史教训，但现在所面临的却是对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全盘否定，这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并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而面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严重的国民精神危机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启蒙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正面价值却反而得到了显现。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也消解殆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重新强调理想、神圣、激情与启蒙，自然有其反拨的意义，但又极容易落入完全忽视历史曾经有过的教训，将其重新理想化、绝对化的陷阱，这同样也是我所不能同意，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正是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鲁迅的经验又被重新发现与观照。我后来这样概括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立场：“尽管怀疑启蒙主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但仍不放弃启蒙的努力”；可以说我是在鲁迅这一“‘怀疑启蒙而又执著启蒙’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启示下，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也可以这样说，在九十年代末，当鲁迅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界一些人的主要批判“靶子”时，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重新发现了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的榜样的意义。如汪晖在他的《死火重温》里所说：“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在‘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日益边缘化的文化现象的时代，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文化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是对鲁迅的传统认识的一个深化，更是寻找自我位置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如前文所说，在文革结束，重回北大校园一开始，我就存在着一个“做战士，还是当学者”的矛盾，而当时的“战士”概念主要是指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但我事实上是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素质的，这是自我的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我对“精神界之战士”做过这样的解说：不同于一般的战士，“他关注的始终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他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这样，学者与精神界战士之间就获得了内在的统一：都同样以“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为自己的对象，学者从事的是学理的探讨，历史的考察；而精神界战士的工作是现实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与思想启蒙。前者为后者提供批判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后者则是将前者的思想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力量，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掌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的普及工作。但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除了时间与精力之外，也还有类似鲁迅所说的“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文化批判也一样——钱注）”的矛盾，“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必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有不同的侧重，其社会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重点转移。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在1981－1996年这十五六年的时间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从1996年末开始，由于前述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因素的推动，就将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文化批判与启蒙工作，也即学术的普及工作：这是我的“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学术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角色的重心转移
这样的重心转移是以两篇演说（1996年10月25日晚在北大作《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公开演说，1996年11月整理的《鲁迅〈野草〉里的哲学》的演说），一门课程（1997年下半年开设的“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课程，后以《话说周氏兄弟》为名整理成书，还以讲课中的部分内容在北京及各地高校作公开演讲），三篇文章（1998年先后发表于《读书》、《方法》等杂志的为北大百周年校庆所写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校外“右派”的言论》，以及《“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为标志，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这些文章及在此前后写的系列文章，就产生了更大影响。这些演说、课程与文章、文集，显然是以我的周氏兄弟、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作为学术后盾，是前文所说的我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与“幸存者”的思考的结晶，包含了对北京大学传统与现实的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体制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反省，国民性弱点的剖析，背后的伦理观、历史观、哲学观、话语方式的追问，以及精神界战士的追寻，等等，其中贯穿了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核心）的呼唤，自然引起了年轻一代强烈的共鸣。——我实际上是试图在九十年代的中国，重新推动新的思想的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是“五四”启蒙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对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其实就是不但“讲五四”，而且“接着往下讲，往下做”了。
我的研究与写作也因此走出了校园与学术圈子，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所谓“忠实读者”的群体，我曾有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现世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一时，物欲横流，精神则处于被消解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与之相对抗的选择与努力：一部分人仍在坚持独立的思考，由于处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之中，经常处于精神苦闷之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精神饥渴；他们在中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多，绝对数却并不小。其中有大、中学的青年学生，他们本来就是现当代文学的主要接受对象，自然也是我们的研究著作的主要读者。我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些遍布于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与乡镇的‘文化人’，有的在地方文化、教育部门任职，有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公务员，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的学术的重要接受对象。一方面，作为忠实的读者，如饥似渴地读我们的书，同时又向更广大的人群（朋友、学生）介绍、宣传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学术就有可能走出专业范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于是，对“我为谁写作”就有了新的思考与追求：“我‘为中国读者而写作’，我从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与思考中获得问题意识，以此作为我的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并以中国读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的接受与评价，作为自己的学术价值的主要依据与体现”，“我更希望我的学术著作能够走进更广大的人群中，因此，我更‘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我更重视中国普通读者对我的学术的接受与评价。由此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所谓‘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既适合于专业对象，又为专业外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学术语言与学术文体。因此我尽量少用专业性过强的术语，力避艰涩的过于欧化的表达方式，力求明白易懂，并且有意识地以一种坦诚、亲切的，与读者交心的方式，采用多少有些感性化的诗性的语言，注重细节呈现，强调现场感，将分析寓于描述之中”；“这些年还自觉地尝试‘对话体’、‘漫游体’、‘讲课实录’等学术文体：这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学术著作走向中国的普通读者，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这仍然是在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统一。
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但当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角色转换时，却没有想到竟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