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出于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很多，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中国的人心、中国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众多危机中，人的精神危机是更为根本的。而要解决人的危机，固然需要以制度的改革为基础，但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却是一个基本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人的改造与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就表明，我之所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希望进行新的思想启蒙。这其实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在北大所推动的民间纪念，在大学生中进行思想启蒙，是同一个思路：现在把它深入到中小学生里了。而这样一个认识，是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的思路的，他们那一代人，从蔡元培、胡适到朱自清、叶圣陶都不同程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并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因此写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长文，实际是要表明，我这样的“五四”新文学的研究者关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既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也是履行自己的一种职责。其三，这样的具体介入，也与我越来越感到批判的无力，有一种生命的空泛的危机感有关：我越来越希望能够做一些更为“实在”的工作。
由思想者转向实践者：角色的转换
这样，我也就必然要实行某种角色的转换：由一个思想者转向实践者。这样的转换，也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改革不能只停留于批判，更需要建设：我们曾经有过只破不立的惨重教训。而且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深知教育改革的最终落实要依靠处于第一线的老师，尽管他们也渴望新的理念、新的信息，但更关注的可能是具体的操作，希望能给予更具体的帮助。这样，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就必须担当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不同角色，按照不同的逻辑行事：“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作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舆论的压力，以促成改革，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实践者面临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行’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与实践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的批判所形成的巨大的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下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于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与实验，也会因理想与实践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选择的实践工作有二，一是主编一套课外读物《新语文读本》，二是参加清华大学云舟网络教育实验室主持的网络评价试验：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除了要根本改变观念以外，在操作层面上，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一是教材与课外读物的改革，一是评价观念、方法与制度的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当然主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但民间参与也是必要的；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又在于能否建立在科学研究与实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将自己的参与方式明确地规定为两条：一是坚持“民间性”，后来我主编的《新语文读本》纯系民间行为。另一方面，民间立场也使我获得了一种不受意识形态限制与干预（这样的限制与干预是体制内的教材编写不可避免的）的相对独立与自由，是更适合于我的一种介入方式。也就是说，我想推动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作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补充与制约因素。其二是坚持“科学实验性”，即将课外读物的编写与网络评价的试验都当作学术工作来做，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应该采取的介入方式，后来我也确实写了一批总结性的文章，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包括阅读教育、写作教育，课外读物的编写，都作了一些理论的探讨，并结集为《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这样，我的学术领域就从现代文学研究扩展到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探讨，尽管所取得的成果有限，但总算是一个新的开拓吧。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教育领域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我给自己的行为方式也规定了两条。首先是高扬理想主义。《新语文读本》的编写一开始就明确：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聚合，我们的目标是“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因此，我们提倡“阅读经典，走近大师”，并且强调“教育必须注意学生的可接受性，但教育也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为学生设置一定的难度，使学生在克服困难中成长，而一旦战胜困难，就会使每一个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与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当然应该照顾大多数，但对有着更大学习潜力的学生却也不可忽视。这应该是因材施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语文读本》所要树立的或许是一个较高的标尺，它既能满足一些希望进一步学习的学生的欲求，对中等程度的学生也自会有吸引力，这样一种‘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在中学教育（也包括语文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另一个梦，则是为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孩子编一套书，“里面集中了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这些孩子即使没有机会和条件读其他的书，只要有这一套书在手，通过反复阅读而步入文明的殿堂，并终生受益”。坦白地说，促使我编《新语文读本》的最强大的动因就是这样一个梦：在我看来，城市里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类课外阅读的选本，用不着我去锦上添花，而真正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农村的孩子也许是需要我去雪中送炭的。
但这样一个想法与前一个高标尺的理想又确实存在某些矛盾，这就使得《新语文读本》总体上偏深，再加上篇幅过大，价格也就自然偏高，这都使得《新语文读本》事实上难以深入农村。
后来我又编选了《新语文读本》农村版，算是一个弥补，但效果也不甚理想。对此我是“耿耿于怀”的，因为它涉及我的基本教育理念：在我一开始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将“公平的观念”作为我的两个基本的教育观念之一（另一是“参与的观念”）。我对教育的介入，没有选择高等教育为重点（尽管我也写了不少以北大为中心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也参与了大学文学选本的编写工作），而以义务的、基础的教育为中心，就是因为基础教育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教育权的享有，属于基本的人权，关系着成才与经济发展的竞争中起点的平等。而要实现教育的平等，关键又在农村的教育：这自然也是前述我的“真的知识阶级也即批判知识分子”的选择在教育观念上的一个自然延伸。
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我又强调了在实际操作中的现实主义。
一是强调从一件一件的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事做起，做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因此，我决不做空头主编，而实实在在地参加每一项具体的编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另一是低调行事。首先是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划定一条线，认清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的，在有什么价值的同时又存在着怎样的限度。
因此，我对《新语文读本》的定位是：这是一本课外读物，而不是教材；它的对象是有了语文学习的基本能力以后希望继续提高的学生，而不是全体学生；它是文学、文化读本与精神读本，偏于文学语言与人文精神的熏陶，而不以语文知识的传授与语文能力的训练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既是《新语文读本》的特色、特殊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它的一个限度。于是，在《〈新语文读本〉编者的话》中就有了这样的宣言：“我们所提出的语文教育学的理念与原则、设想，在拥有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缺憾，因而是可以并且欢迎讨论的，我们自己也将在他人的批评、质疑和自我反思与认识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对之进行修正与逐渐完善。我们也只是期待《新语文读本》能够成为众多的课外读物中有自己特色的一种。这里，始终贯穿着一种自我质疑的精神，或许这正是这套《新语文读本》的最大特色。”
但可悲的是，《新语文读本》推向社会以后，它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所不能操纵的。开始，它受到极大的挤压，但当它在市场中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以后，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此，我当然感到欣慰：
这样的民间对体制的影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更感到忧虑，因为超出《新语文读本》自身限度的影响，就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比如说，如果将其视为教材的样本，再加上并不关心，也不了解《新语文读本》的基本精神，完全出于功利与商业目的去模仿、搬用，那就会走向反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新语文读本》的另一种形式的伤害。我们对此也同样几乎完全无能为力。所幸，我自己从一开始对所做的这些事就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我一再说明的：我的一切努力、挣扎，尽管耗尽心血，其成效只是小数点零点零零零几，但我确信是正数，这就够了。据说《新语文读本》最多已发行到二十多万册，但如果其中有几百人真正读进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到了新世纪初，这逐渐成了我的生命存在方式，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坦白地说，这是包含了许多无奈，也具有某种反抗的意味。面对“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四大时尚，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线：一是底线，维护自己“不（不同意，不解释，不宣传，不做戏）”的权利，沉默的权利；二是只要有可能就发出自己的独立的真的声音，做社会狂热中的清醒者，做一个批判者；三是如果没有这个可能，仍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时仍要积极“做事”，做自己愿意做，力所能及，又是有条件做的，并于己既无害，还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这些事情可能作用很小，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一种坚守，即毕竟把自己的信念化作了日常生活伦理和具体的行为，即所谓“反身而诚”。这就是“做小事情”的意思。
所谓“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就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同时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活瞬间的踏实感。我曾说：“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许多朋友都感到的‘文章里的钱理群’的忧心忡忡与‘生活中的钱理群’的兴致勃勃之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我确实是兴致勃勃的，我曾向年轻的朋友这样描述我的生命存在形态：“（我的）生命历程中，有高峰，也有过低谷，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理想与现实的目标，大至要不断攀登思想与学术的高峰，小至读一本（一批）书，或者写一篇（一组）文章，一本书，或者编一套书，甚至策划一次旅游……我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我追求生命投入的强度，因此，我有一句话，叫作‘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这种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状态，正是我所向往的。”当然，我也同时声明：“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所致，而且生命的支出太大，并不值得效法，只是适合于我而已。”同时，我也在警惕陷入阿Q主义的陷阱。
存在着，努力着，彼此搀扶着
在反抗绝望中常能得到同道者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我的悲观主义中的乐观主义。我在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一开始就提出，尽管目前有志于改革的老师在教师的总数中，比例还不算大，但中国人口多，教师队伍也相当庞大，因此有理想、有追求的老师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这些人“应该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进行心灵的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真同道在”。
《新语文读本》编委会就是这样的同道者的聚合，而且在《新语文读本》产生较大影响以后，朋友们又乘势开拓许多新的项目，新的领域，聚合了一批新的同道，这样就如同滚雪球一般，形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志在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这或许是编写《新语文读本》的最大收获。而且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并不相识的同道，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作着各自的努力，而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的实现，正是仰赖于历史合力的作用。我因此而懂得了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深意。而尤其让我感动，并且给我以慰藉的是，当语文界的大人物、自命的所谓权威对我大加讨伐时，我收到了大量的来自基层的老师与同学的来信，充满了理解、信任，更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善意的批评与提醒，这是我真正应该倾听的声音。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和遍布全国的上百位没有见过面的大朋友与小朋友通信，主要是三部分人：研究生，大、中、小学学生；中小学教师；民间思想者。我用极大精力一一回复，这是一种双向的生命运动：在我给需要我的年轻人以帮助的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丰厚的回报，对于我，这正是与中国底层社会与年轻一代建立精神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在2000年10月28日《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这是从我作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生命历程中提炼出来的座右铭，夸大一点，说这是我的哲学与信念也可以。“正是对这样一种‘存在之美，奋进之美，人性、人情之美’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我内心深处的光明，并以此抵御一切外在与内在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