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开始受到了重视。虽然从哲学与比较哲学的角度反思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文学研究学科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少见，但是，对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思想的比较研究却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由于中国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比较文学遗产的整理与继承，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输入与借鉴，就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那里，就已经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自觉的比较研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
《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按语，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将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如果说严复偏重英国经验派哲学，那么王国维则将目光转向了康德（I.Kant）与叔本华（A.Schopenhauer）。王国维不仅对中西哲学与文学的差异有所论述——中国的实际的通俗的，西洋的思辨的科学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而且还运用叔本华等西哲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鲁迅有“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的文学与哲学比较观，而且他在1907年几乎同时撰写了偏于哲学的《文化偏至论》与偏于文学的《摩罗诗力说》；换句话说，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将文学与哲学一并考察的。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等学者在研究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都是将文学的影响与宗教、哲学的影响一并加以考察的。譬如陈寅恪在探讨《西游记》的印度来源时，首先就认为《西游记》的想像力非中国本土所有。吴宓倡导中西融会，文、史、哲贯通，如他在《希腊文学史》中解释希腊教训诗时，就认为“《易经》为吾国之智慧文学，故易系辞，说卦，序卦，皆可为训诗，特无韵律耳这就将文学与哲学贯通了起来。朱光潜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可以说，哲学与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要想绕过不同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文学的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所以，范存忠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西方的研究，就屡屡论及哲学；而朱谦之所致力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也屡屡论及文学。特别是朱光潜，在论及中西诗歌的差异时，就反思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他说：“我爱中国诗，我觉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是说到深广伟大，我终无法为它护短。”那么，“中国诗人何以在爱情中只能见到爱情，在自然中只能见到自然，而不能有深一层的澈悟呢？这就不能不归咎于哲学思想的平易与宗教情操的淡薄了。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没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就没有歌德、华兹华斯和雪莱诸人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和泛神主义”。
当朱光潜寻找中国的长诗何以不发达的原因时，在诸多原因中又是首推“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浅薄”“史诗和悲剧不同于抒情诗，抒情诗以一时一境的主观情趣为主，只须写出人生的一片段；史诗和悲剧都同时从许多角度着眼，须写出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社会，甚至于全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当然，在近现代中国的学者那里，虽然有对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影响中国的探讨，或者中国哲学对东亚乃至西方文学影响的研究，但一般来说，还停留在哲学与哲学、文学与文学的比较上。像朱光潜这样在论诗的时候系统的反思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不多的。然而，即使是朱光潜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基本上也是点到为止。因此，1943年唐君毅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一文，就是一篇探讨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难得的力作。
唐君毅认为，“哲学文学关系之密，古今中外皆同。西人多有哲学为文学之灵魂文学以哲学为内涵之论。”因为一切文学无不蕴含着作者的“宇宙人生观”，“即所谓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之作家唯美主义写实主义者亦不能外是；但或不自觉其为一种哲学耳。”唐君毅进一步指出，与西方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相比，中国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西方哲学文学关系虽密，然彼土文化之各领域就其自身而言，乃各独立而不相犯，即文学皆以哲学为内质，而文学本身终位于哲学之外。”譬如唯美主义之为艺术而艺术，本身做为一种美学理论虽属哲学，但其“终不愿自标封于一派哲学。此实由于其念及文学之独立而然。然在中土，则所谓文化之各领域素未截然划分，此于中国图书分类之不能按照西方分类法即以得其证。
集部之非同为文学，如子部之非同为哲学。而经史二部正治哲学文学者所同读。”因此，中国的哲学与文学作品难以截然划分，文学与学术也没有严格分开，而且文人以明道成哲为荣。在西方，“康德黑格尔孔德之文均晦涩不堪，非特以其思想之艰深也”；而中国哲人则讲“文质彬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故“兼美文辞”。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受中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文学不同的二大特色：“第一为自然文学，第二为伦理道德文学。西方文学中以人生为对象者，或以英雄为对象者，或为英雄之歌颂，或为爱情之发抒，或为社会之写实。
此皆非中国文学之所长。中国文学中无颂歌赞英雄之作。盖中国人物可称为英雄者本少。秦皇汉武颇有英雄行径者，中国人观之则暴君耳。”所有这些特色，皆有哲学上的渊源。自然文学为道家哲学之所长，伦理道德文学为儒家哲学之所长，而且中西对英雄的不同态度，也有哲学上的原因。“西方哲学尊重权力，故英雄为所崇拜。然在中国哲学中则最恶以人为工具，轻视权力本身之价值。如拿破仑之流，自中国哲人视之，则善战者服上刑，罪不容于死。英雄之行为中国先哲所不许，教化所弃，而英雄不易出矣。”此外，唐君毅还对西方文学的悲剧精神与中国文学的人生无常感等差异及其哲学渊源，进行了学术上的反思。尽管唐君毅未将这种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之中，而且做为哲学家，也有夸大哲学对文学单向影响之作用等缺憾；但是，唐君毅以哲人的慧眼，使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将文学与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并非始自现代，但是，将这种研究纳入比较文学之中，却是从现代西方学界输入的。法国的布吕奈尔（P.Brunel）、比叔瓦（Cl.Pichois）、卢梭（A.M.Rousseau）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做为大学比较文学系科的必读教材，就在“思想史”的名下，主要讨论了“哲学和伦理学思想”，认为“要领会数不尽的作品，没有一个比较学者能够离开哲学家”如果没有柏拉图，怎么理解费纳隆或雪莱？没有圣·托马斯，怎么理解但丁？没有笛卡儿怎么理解高乃依？没有莱布尼兹怎么理解蒲伯？没有洛克怎么理解狄德罗和斯特恩？没有斯宾诺沙怎么理解歌德？没有康德怎么理解席勒？没有谢林怎么理解柯尔律治？没有黑格尔怎么理解泰纳？没有基尔凯郭尔怎么理解卡夫卡？没有马克思怎么理解布莱希特？从毕达哥拉斯到斯多葛派，所有希腊哲学家，大部分的现代哲学家，都在文学上造就了大批的后继者。
他们认为，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而比较学者所“回收”的二流作品，“只不过是那些伟大体系的零头儿。”布吕奈尔与比叔瓦等强调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这种强调一旦过了头，以为文学家都受到哲学家单一的影响，甚至以反映了时代哲学的光辉为大作家的标准，就可能陷入谬误。文学家的心灵以其感觉的敏锐性、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著称，这一点是哲学家所不能比的。一些美的诗文名篇，有时候很难归入某种哲学，尽管诗人不可能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中，详加分析还是可以发现思想的轨迹。但是，文学家艺术的感性，正如感性事物一样是杂多的，有时你很难将其归入一种单一的哲学体系中去。因此，即使文学家受哲学的影响，也会呈现出一种杂多性。就以他们在上面讨论过的歌德来说，他的伟大在于他继承了古希腊与基督教文化的几乎全部遗产，斯宾格勒（O.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做为整个西方文化的象征，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哲学上，歌德也受到了许多著名哲学家的影响，包括他自称的康德的影响，而绝非一个斯宾诺沙（B.deSpinoza）所能说明的。至于说以反映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做为大作家的标准，就更值得推敲。
试问，荷马（Homer）时代有没有哲学？倘若没有，荷马就不是大作家了吗？应该说，做为希腊文化的第一个产儿，不是哲学，而是史诗。而且《荷马史诗》做为希腊早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后来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等等并起时代的无论哪一种单一的精神产品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后来有各种文体或文化符号表现其时代精神，而在荷马时代却只有史诗。雪莱（P.B.Shelley）固然深受柏拉图（Plato）哲学的影响，但也受到法国启蒙哲学以及葛德文（W.Godwin）等哲学家的影响。不过，将这些影响加在一起就能说明雪莱的诗艺了吗？勃兰兑斯（G.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推崇的是雪莱雅利安人的原始感性，而英国冒险家特里劳尼让拜伦（G.Byron）为雪莱说点好话的时候，拜伦却批评了雪莱诗中的形而上学说教，以为去掉这些，雪莱早就名扬四方。这样看来，上述哲学对雪莱的诗艺有利还是有害，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方的比较学者在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一跨学科的课题时，是将之纳入“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或“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思想史”之中的。洛夫乔伊（A.O.Lovejoy）被认为是“思想史”方法的创立者，他在《存在的大链条》一书中追溯了从柏拉图到谢林（F.W.Schelling）的自然观的发展，研讨了思想的各种形式。洛夫乔伊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大思想家，而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小思想家和诗人，认为小思想家和诗人是从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中衍生出来的；小思想家和诗人以其具体的感性图画的阐释，对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具象化的稀释。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的方法打破了民族与语言的界限，并且与那些仅仅注意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不同，而更注重单元的具体的思想。但是，尽管洛夫乔伊对具体语境乃至对下意识的思想情境的重视，是对过分理智主义的一种反动；然而将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看成是稀释的哲学，又与黑格尔将美看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相似，反而从另一个方面可能导致文学的理智化，像维柯（G.Vico）或黑格尔那样以为在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文学艺术的衰落就成为必然。
在哲学一向发达的德国，狄尔泰（W.Dilthey）试图将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将作家归类。他认为思想史上有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实证主义，有霍布士（T.Hobbes）、法国百科全书派、现代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其根源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卢克莱修（T.LucretiusCarus），而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类型是客观唯心主义，有赫拉克利特（Heractlitus）、斯宾诺沙、莱布尼兹（G.W.Leibniz）和黑格尔，歌德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三种类型为二元唯心主义，包括柏拉图、基督教神学家和康德，席勒就属于这一类型。温格尔（R.Unger）就运用狄尔泰的思想方法将诗人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划分了一些类型，有涉及自由与必然、精神与自然的命运问题，有罪恶与救赎的宗教问题，有对自然的感情以及神话和巫术之类的自然问题，也有人与死、人与爱以及家庭、社会、国家等等的问题。德国学者有时也使用“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