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逐渐揭开加在鲁迅脸上层层面具的时候，越来越意识到曾经存在着两个鲁迅：一个饱含着热情和爱意，给予青年们的是希望和未来的呐喊，预言着“将来是永远要有的，而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另一个却饱受着虚无和黑暗的磨砺，孤独而又彷徨，无法看到一线光明的生机，他要用“希望的盾”去抵抗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然而“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原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后一个鲁迅内心的黑暗与绝望凝结成的文字中，有着他对生命存在形而上的思考，其中有一些已经与西方存在主义的思想观念十分接近。鲁迅整个文学创作活动都在西方存在主义从滥觞到高峰的发展阶段中，他受到存在主义鼻祖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评论界已成定论。但是，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把存在主义做为一个理论整体，并以此为基础对鲁迅的现代性加以界定。解志熙的《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就是如此。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存在主义在西方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统一而连贯的流派，被列入的许多思想者，从克尔凯戈尔、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加缪，他们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不仅相异而且对立。
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对海氏早期“此在论”的特殊发挥，而海德格尔却认为萨特根本就不理解他对“存在”的思考；加缪则更为复杂，他本人从未承认过自己属于存在主义阵营，在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还对克尔凯戈尔等存在主义者进行了批判。当然，他们对存在与世界的思考肯定有其本质的共同点，但是如果忽略他们思想之间的种种差异，把鲁迅和存在主义的整体进行比较的话，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失于空泛。而且，很多论者都着重揭示鲁迅内心世界的荒诞、黑暗、绝望、虚无的一面，却忽略了他精神的真正实质。鲁迅在现代史上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对人及世界与西方现代哲学家有相似的感受与体味，更在于面对生存的困境，他却采取了一种正视与反抗的态度。而这正是鲁迅与法国作家加缪生命哲学的契合之处。他们从各自哲学的起点——绝望与荒诞出发，都主张正视生存困境，并诉诸于反抗的行动去赋予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其生命哲学都具有强烈的悲剧精神。而且鲁迅与加缪几乎都是以文学文本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考的，因而对二者的比较能够更深地切入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其二，这些研究论著在剖析鲁迅现代性的同时，却忽视了鲁迅思想哲学的复杂性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把鲁迅描绘成尼采、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的标准信徒。王乾坤在他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中甚至直接用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的某些理论来解读鲁迅，这种做法不免失于武断。因为鲁迅与存在主义之间有同，但更多的却是异。因而我们在分析鲁迅与加缪生命哲学的相通之处的同时，也力图找出二者之间的分歧及其原因。鲁迅是传统的反叛者，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他又是传统的承担者。同样，离开西方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加缪的哲学也无从解释。
一、绝望与荒诞
鲁迅曾经是充满希望地试图以文艺惊醒国民，然而《新生》夭折、《域外小说集》如石沉大海，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四起的英雄。而且他还发现启蒙者的呐喊非但没有唤醒沉睡麻木状态中的民众，反而为无边的看客所吞灭，这导致他对启蒙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并由此开始对启蒙者的存在价值进行质问；进化论的信仰曾使他对中国历史的前途抱有乐观的希望，以为小的肯定要胜过老的，将来也一定要胜过现在，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连青年也可以成为黑暗的帮凶与奴仆，这令他感到从未体验过的恐怖。再加上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以及个人生活的悲剧等等，都使他有一种彻底的虚无感，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持怀疑态度，而从尼采到安特烈夫的现代意识和佛学的影响更使他的这种人生感受上升为形而上的哲学意识。
1935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鲁迅写到：“那《神曲》的《炼狱》
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到天国去。”很显然，这是用《神曲》里描绘的类似西绪福斯神话的荒诞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无独有偶，八年后加缪也用西绪福斯神话来象征人生的荒诞与虚无。在希腊神话里，西绪福斯触怒了天神，被罚在地狱里推巨石，但当他快要把巨石推到山顶上的时候，巨石就立刻滚下来，于是他只得再推，如此循环不已。这个神话象征着人的根本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困境之一：人的命运就是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过程。把巨石推上岩壁，极吃力而且最终会再一次滚下来，但一松手却又会压烂自己。人在命运的拨弄下无助又无力，就像加缪笔下的默而索所说的“没有出路，进退两难”；亦如鲁迅笔下的“死火”留在冰谷里会被冻灭，走出冰谷却又将烧完，或者就像“影”那样在黑暗中会被吞灭，而光明却又会使它消失，所以只能彷徨于无地。
困境之二：人有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而世界给予他的却是非理性的沉默，使人的一切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无论把巨石推到山顶多少次，巨石都会多少次滚下来。鲁迅面对的是无形的“鬼打墙”、“无物之阵”、“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谁也看不见的地狱”，这种不知在哪里的广义上的对手就好像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面对的鼠疫，只是一种非我的异己力量的象征。如同鼠疫突然而至又突然消失、却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威胁人类的快乐和幸福一样，这种没有特指对手的战斗更令人焦虑，它似乎永远如影随形地对自我的存在构成否定，而且在最终意义上“无物之物”总是胜者，因为人是一个有限而且终有一死的“中间物”，死亡是他最终的结局，于是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里厄和抗疫组织人员虽然“日以继夜、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却依然无法减少已染上鼠疫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依然无法减少日益增长的死亡数字。这样，人生是绝望的与荒诞的，就是必然的结论。
二、正视生存困境
也许得出同样结论的作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不罕见，例如卡夫卡（FranzKafka）。当土地管理员K用尽各种办法也无法进入那座城堡时；当约瑟夫·K在一个早上从床上被叫起来，说他被控告并最终不明不白的“像一条狗”一样被处决掉时；当萨姆沙在另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又丑陋的甲壳虫时，那种人在现代社会被异化的焦虑意识和彻底的无归宿感与荒诞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比他更早的先驱者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为了寻求心灵的平衡与慰藉，最终都走向了宗教，虽然他们也知道宗教并不能完全消除自己心中的疑虑。但鲁迅和加缪没有选择这种精神的逃避，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绝望与荒诞的结论“仅仅是起点”，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发现（绝望与荒诞），而是从其中引出的结果和行动准则”。那么，首先就是要正视这种生存的困境。一个从存在论上感到荒诞和绝望的人决不会想要去逃避，所以他决不会去赞成自杀，不会相信关于天国、过去与未来的虚幻希望，他的选择将是正视它，然后反抗它。
1.死与生
生与死是任何一个对生命进行形而上思考的思想者都会首先关注的问题。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讨论的是自杀，也就是人活着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在《反抗者》中研究杀人合法化的问题，都关涉到人的生与死。同样，在鲁迅的文本特别是他的那些个人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对生与死的诘问与回答。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已经注定为悲剧的人生，是不可理喻的现实世界，那么是否就必然引出自杀的结论呢？鲁迅和加缪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加缪认为自杀是错误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逃避，是反抗的对立面，以此来消除荒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人、世界、荒诞三者不可分割，“破坏其中的一项，就破坏了全部”，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取消其中的任何一个来取消其余两个的存在。“荒诞的本质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如果选择了自杀，那么做为两者对立的产物的荒诞就不会存在，而不存在荒诞，人的自杀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所以关键是要活着，从而也使荒诞活着，带着这种破裂去尽可能的穷尽生活，“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有关于自杀的论述。虽然对秦理斋夫人、阮玲玉等不堪忍受社会压迫而自杀的弱者持有深切的同情，但同时他也谈到了自己对自杀的态度，他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也不预备自杀的。”
试问死真的就能使人解脱生的痛苦吗？恐怕没有那么乐观。《死后》
中已经死去的人仍然不得不承受生的痛苦，甚至比生的时候更加无奈，因为这时他对加于自己的种种歪曲、诽谤无法进行任何的反击。
在这里，死成为“个体生存的更为荒诞、更为痛苦、更为可怕的延续”，想以这种方式来逃避生存困境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不可否认死亡对于加缪和鲁迅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是因为只有死亡才能证明生命的曾经存在和反抗的曾经存在。所以鲁迅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对死亡的清醒会更加激起人反抗的激情，加缪就不断地让他的主人公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从而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局外人》里，默而索用枪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原因一直令人费解，如果是出于单纯的自卫，他完全不用向那个阿拉伯人连开四枪。其实可能正如萨特所说：“他的许多经历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借以强调根本的荒诞性的这一或那一面貌。例如我们已经见到《西绪福斯神话》赞扬‘清晨，监狱的门在死刑犯面前打开时，他的神圣的不受约束性’。加缪先生正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这个黎明和这个神圣的不受约束性才把他的主人公判了死刑”。默而索在被捕之前一直居住在荒诞里而不自知，正是在狱中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才真正领悟到自己的荒诞处境，并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奥兰城里的居民在鼠疫刚到来的时候无法正视自己与世隔绝的现实，他们或者选择逃避，或者置身事外，正是在鼠疫日益加剧的肆虐中，在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威胁下，他们才真正置身于“鼠疫境界”，积极联合起来与鼠疫做切实的斗争。
2.否定虚幻的宗教与幻想而执著现在
中国的现代史是人民多灾多难的历史，很多人由于愚昧把社会离乱与不公正造成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命运多舛，沉溺于烧香、拜佛、求菩萨等迷信活动中。鲁迅面对国人这种麻木的状态，发出了沉痛的感慨：“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他从在西方自然科学中寻求富国强兵的方法转向企图用先进的西方医学知识治疗国人的肌体，最终又转向用文学艺术治疗国人的精神，就是想用自己的笔揭出社会与国人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都是在用真实的残酷的现实打破迷信带来的虚幻的希望。在《故乡》的结尾，他还把“我”（知识分子）的所谓“希望”与闰土（国人）的菩萨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人自己手制的偶像而已，都应该在否定之列。这是因为只有当人没有任何幻想、偶像可以依靠，消解掉所有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希望之后才会对自己负起责来。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列出了三种对待荒诞的态度，即生理上的自杀、哲学上的自杀和反抗。在否定了生理上的自杀之后，他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哲学上的自杀，存在哲学家克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和存在小说家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被列入其中。加缪认为他们虽然发现了荒诞的真相及其后果，却将荒诞完全宗教化，看成他们的上帝。他们企图通过谦卑来拥抱这个正在吞噬他们的上帝，以此获得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是虚幻的，它使人放弃了自己对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尊严。《鼠疫》
中的帕纳卢神甫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鼠疫所构成的荒诞处境的。
他把这次灾难的降临看作是天主对尘世生活中的人们的惩罚，为的是提高人们的认识，使人们能够认清自己的罪孽，并自觉赎罪，以便察觉隐藏在痛苦深处的美妙的永生之光；他希望这个城市中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悲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天自会做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