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里厄医生的观点代表了第三种对待荒诞的态度，也就是加缪认为正确的态度——反抗。里厄认为应该与鼠疫作切实的斗争。他说，假如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神甫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帕纳卢神甫在目睹了一个无辜的小男孩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以后，信仰发生动摇，但他无法完全否定自己的上帝，认为“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里厄却说：“（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面对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加缪做出了两种关于上帝的假设，那就是上帝要么是全能而作恶，要么是慈悲而无能。如果前者成立，上帝就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敌人，不可能依靠他去战胜别种的恶；如果后者成立，那么也没有必要去依靠他，因为他没有能力帮助人类摆脱苦难的现实。加缪也许是倾向于后一种假设的。在他的青年时代，有一次看到一个穆斯林的孩子因车祸而昏迷不醒，聚集起来的人群正在哭诉和祈祷。离开人群后，加缪面对着蓝色的大海，朝天竖起一个手指，对身边的朋友马克思·波尔·富歇说：“你瞧，他没有做声。”不管上帝是全能而作恶或者是慈悲而无能，加缪对他的态度都是谴责的。而在鲁迅的《兔和猫》中，白兔无声无息地被黑猫吃掉，鸽子无声无息地膏于鹰吻，苍蝇无声无息地为蝇虎咬死，鲁迅也叹到：“假如造物主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认为“造物太胡闹，我不得不反抗他了”。这种对造物主的谴责一方面基于二者对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打破了自己和这些不幸者的幻梦：造物主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应该努力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反抗异己的迫害，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别的力量可供依靠，只有这样才能在无神的世界中重获人的尊严。
鲁迅与加缪由否弃宗教的虚幻，进而否定关于过去与未来的谎言而正视现在。在加缪看来，当一个人意识到了荒诞，便永世与荒诞连在一起。在《鼠疫》中，鼠疫突然而至后持续不断地剥夺人的生命、最后又突然消失的过程构成了一种荒诞的处境，它使人们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使“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如果他们不是选择屈辱地死去，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和鼠疫作斗争。当然，正如里厄说的，他们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这些事情过后会怎样，但当下此刻只有一条路——与鼠疫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别。因为只有把握住现在，过去和未来才可能生成。否定和逃避现在，也就抽掉了过去和未来之根，最终会走向完全的虚无。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戳穿“怀念过去”和“希望将来”的自欺真相。这种自欺的典型例证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没有姓名与籍贯，甚至没有历史——先前的“行状”，但当他与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却总是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你算什么东西！”赵太爷、钱太爷受村民的尊敬，阿Q却独不表示出格外的崇敬，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
总之，他始终不肯面对自己现在所受的屈辱，而是用过去与将来的子虚乌有的“辉煌”来否定、逃避当下的处境。为了打破国人的这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幻想，从而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在正视苦难的前提下去寻找出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让人们“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希望的萌芽。他极力批判国民迷梦般的生活，揭示出他们正在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却仍然抱着中国曾经辉煌的历史来麻痹自己的荒唐，同时，他也抨击一些盲目乐观的革命文学家许诺给人们虚幻的“黄金世界”，却故意忽略了为得到那样的将来人们现在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他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认为“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可以说，鲁迅和加缪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但他们都断绝了所有怯懦者的精神逃路，主张人应该用当下的行动去抵抗邪恶与苦难的侵袭，并在这种行动中寻找与确证生命的意义。
三、对绝望与荒诞的反抗
鲁迅和加缪都否定了自杀，打破了任何关于天国、过去和未来的幻想，留给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反抗。在《反抗者》中，加缪将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置换成“我反抗，故我存在”，将反抗上升为人的存在本质。面对鼠疫的一次次袭来，里厄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努力只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但他不认为这就是放弃战斗的理由。
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想方设法治愈他们的病，减轻他们的痛苦，坚持不懈地与邪恶的鼠疫作战，虽然胜利的希望几乎是没有。正是在西绪福斯一次又一次的推石上山的过程中，他知道自己是命运的主人，自己无休止地重复进行的动作本身就是对诸神的蔑视，就是对荒诞的反抗。他走下山的脚步“沉重而均匀”，“他知道自己的悲惨状况有多么深广”，他对此无能为力却又在反抗，“造成他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登上山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在鲁迅那里，反抗也是一种只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行动。他是绝望的，自然没有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但他又选择了反抗，那么就只能听从前面的声音的催促，继续以“走”的行动做为反抗的载体。
“走”和“路”的意象在鲁迅的作品中出现多次：“我想，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吕纬甫）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在酒楼上》）“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的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伤逝》）很明显，在这里“走”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动词，而是与鲁迅的整个生命现象联结在一起。这每一篇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都似乎是作者的一次心灵探索旅程，结果都是让人绝望的：故乡那蔚蓝的天空曾经是他面对丑陋的现实时的精神家园，现在却萧索、破败；曾经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儿时玩伴闰土已经与他之间有了厚障壁一样的隔膜；曾经那么激烈的反对传统、敢拔神像胡子的吕纬甫已经堕落成模模糊糊教“子曰诗云”的无所谓主义者；追求个人自由恋爱的结果却是子君心碎的死去，只留下在悔恨中度日的涓生。但反复出现在每篇结尾的“走”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动作，这其中还包含着对自己绝望的反抗和绝望后新的探索行动，并试图重新燃起绝望后的希望的渺茫之光。每一次的心灵旅程总是将绝望推至极点、顶点，然而这并非鲁迅的目的，他所要的是绝望到达顶点之后激发出来的反抗。
《过客》中的“客”或许可以看作是鲁迅的自喻。这个黑须，乱发，眼光阴沉，困顿倔强的主人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向哪里去，从还能记得的时候，就一直在“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在与老翁和小女孩的对话中，过客面临着是否继续向前走的矛盾选择。小女孩说，前面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老翁却说：“前面，是坟”，劝他回转去。过客却拒绝停下，惟一的选择只能是向前走。虽然他明知走向的是坟，坟后不知还有什么，但只得走；虽然走向的仍是夜色，但也决不能回到身后的黑暗中去。他虽在绝望中，却不愿与过去的生活苟合与妥协，继续前行去追问生命的意义，去寻找坟后的东西，尽管坟后也可能是无意义的荒诞。而且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他拒绝他人心底的眼泪与悲哀，拒绝他人施舍的同情与怜悯，而是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承担下来，孤独地奋然前行。这正是加缪与鲁迅的生命选择。在这里，“走”与反抗，成为惟一可以赋予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的行动。而且“走”并非是毫无希望的，在“走”的过程中，就可以开辟出人生的路来，因为“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仔细阅读加缪与鲁迅的传记，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正是以自己的反抗思想为指导，并以反抗贯穿始终的，他们的一生正是其反抗哲学的形象显现。加缪不到周岁时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母亲也因伤心和震惊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寄居在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古的外祖母家中。童年时的加缪就感受到人生活的艰难和可怕的处境，但他并没有沉沦，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中学奖学金，走出了贝尔古。鲁迅从小就经历了家道中衰，他在S城人的冷眼与嘲弄中选择了为当时人所不齿的洋学堂去读书，自愿与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为伍，以示对世人的反抗。加缪十七岁时就染上肺结核，死亡威胁着他的一生，鲁迅在中年和晚年也遭受着肺病的折磨，这种经历一方面使他们认识到人的命运的荒诞，另一方面却也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死亡激起他们更强烈的生活激情。
而且这种“向死而在”的处境使他们的思想与意识免于流入同时代人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中，对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更深刻的洞察与体悟。
鲁迅和加缪都不是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鲁迅主张文艺要“为人生”、“改良人生”，加缪提倡艺术家应该自觉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治的旋涡。成名后的加缪面对的世界分裂为互相对峙的美、苏两大阵营，他从来不把自己归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坚持用自己以正义为基点的道德准则做为评判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惟一标准。他的这种立场经常遭到法国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的夹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个人的原则，而是毫不犹豫地对种种迎面而来的批评、污蔑、诋毁给予有力的反击。他“拒绝接受这个或那个阵营所犯下的反自由和反人类尊严的恶劣行径，更何况这是发生在给每一个人都归属于某一阵营的冷战时期”，所以他给自己“画就了一个非常孤独的生活轨迹”。鲁迅也同样如此，他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揭露与抨击中国旧文化与旧势力对国人特别是青年们的腐蚀与压制，尖锐地指出中国貌似“仁义道德”的四千年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传统礼教道德吃人的历史；“五四”退潮后，他一方面反抗自己因令人失望的现实而生的绝望，一方面不停地反抗着令人失望的现实，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文人作战；后期他一方面反抗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和残酷压制，一方面也反抗“左联”的“奴隶总管”忽略与抹杀左翼知识分子的个性与思想自由的种种做法。有人说，鲁迅做了一生的反对派，虽不是出于赞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无道理，实际上鲁迅的确是在反抗中度过了自己悲怆而又孤独的一生。
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终其一生的反抗？是精神或肉体上的自虐吗？当然不是。不甘于世人的冷眼，不甘屈服于病痛，更不甘于把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交给任何一个有可能变成由集权和专制统治的团体或组织，都是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寻求的是真正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他们时时捍卫着自己的自由，警惕着任何可能导致个性异化的东西，他们因此而疲惫、孤独，但是他们仍努力捍卫着自己的自由，这使他们的生命轨迹蒙上了深刻的悲剧色彩。
四、契合之因
在鲁迅和加缪的生命哲学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契合之处呢？
笔者以为，相似的文化语境、相同的精神渊源可能是促成这些契合的重要因素。
文化语境往往会向生活于其中的思想者提出某些问题，并迫使他们做出自己的回答。鲁迅生于1881年，加缪生于1913年，虽然在时间上相差了30年之久，但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却极为相似，因此，他们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极为相似。加缪出生的时候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已经响彻了整个欧洲大陆。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充满血腥与死亡的现实，更使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基督教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失望于欧洲现实状况的法国知识分子一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他们以为在这片红色的国土上或许会建立起新的价值，但30年代斯大林的清洗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了严重的价值和信仰危机，虚无主义得以盛行。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让人重回上帝的怀抱，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认为人应该正视上帝的缺席，在上帝死后的自由中奋然拯救自己。加缪属于后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使他拒绝了虚无主义，也拒绝了上帝的怀抱，而是对不幸的命运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在中国，“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使儒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个体从宗法制的伦理整体中脱离出来，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然而“五四”运动很快退潮，一度处于乐观主义中的个体面对着黑暗的现实开始陷入孤独、绝望与虚无之中，他们试图再次为心灵寻找支点。然而回归对儒道价值体系的信仰似乎已经不可能，他们不会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个体自由为代价来换取情感上的慰藉。皈依宗教吗？宗教也许能给孤独的个体以情感的港湾，但中华民族一直都是一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民族，况且做为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西方现代观念也已经将宗教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条道路同样是走不通的。那么，他们只能在无可归依的荒原上焦虑与绝望。鲁迅的《野草》和《彷徨》就是他这一时期心理状态的真实记录。但是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鲁迅无法一直沉沦在黑暗的深渊里，于是鲁迅以强力意志对黑暗和荒诞进行了绝望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