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奇岛》中，林语堂以外来闯入者尤瑞黛的所见所闻，劳思的长篇演讲，再加上作者本人情不自禁的道白，勾勒出了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但因为这一奇想缺乏任何现实的依据，终究只能流入玄想。林语堂后期写作的半自传体小说《赖柏英》在无意识中就宣告了这种理想的失败。小说中的潭新洛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精华，他有着儒家的入世之心，肯定享受生活；又保持这一颗浪漫的童心，追求人世间纯真的爱与美，有着道家的超然世外的品质。潭新洛带着要建立像奇岛一样的世界的美好理想来到了新加坡，那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但就在那里，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在困惑苦恼中，他虽然在韩沁身上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美与真，但最终双方都没有跨越中西两种文化所带来的沟壑。最后，潭新洛回到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所构成的纯真与美丽的世界里，才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而宣告了林语堂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建立理想世界的失败。
林语堂是在后期基督教信仰中包容了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但又不同于道家回到小国寡民状态的复古，而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综合。林语堂早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一生中很长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本质上又是一个中国人，他说：“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长期客居国外，寻根的情感要求，由书本而非现实生活进入传统文化的经历，又使他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有某种程度上的美化。也许，在他刚刚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时候，也曾为两种文化的对立而感到心灵的震颤，但他最终利用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方式，完成了内心的调整，重新建立起了新的基督教信仰。他主张对上帝的信仰，赞美基督教的博爱与平等的精神，反对西方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对宗教的染指；同时又把上帝等同于儒家的不言之天和道家的自然之道，只有用直觉来加以体会。他还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说，肯定人性本善，认为“顺应本性，就是身在天堂”。这种宗教观决定了林语堂追求的是东方恬静的田园牧歌式的人生理想，而缺乏西方崇高激烈的美学意味。林语堂在一生经历信仰、反信仰与回归信仰的曲折后，“他发掘出了西方文化的优美与荣华，但他还要回到东方，在中国式的长袍和平底鞋里，他的灵魂得到了休息。”
（第三节）神往于欧罗巴的青春作家：巴金与基督教
也许巴金算不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然而巴金却是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作家——他的声称并不执著于艺术而更执著于宗教徒般虔诚的青春热情，他的民族特色并不浓重而世界主义倾向却很突出的文本。而他的这种创作特色，却与他在五四新潮的冲击下神往于欧罗巴有关，更与欧罗巴的文化根柢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巴金的创作和翻译看，他翻译的不少作品中提到过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圣经》中的话。
如在《新生》中引用了《约翰福音》，在《光明·序》中引用了《路加福音》，在短篇小说《罪与罚》中引用了《出埃及记》，在《死去的太阳·序》
引用了《申命记》等等。但是，对于基督教文化与巴金的关系，尤其是对基督教文化间接地给予巴金的深层影响，却很少有论者以专门的论述加以研究。我们认为，探讨基督教与巴金的关系，不应该从单纯的教义教规和福音出发，就宗教神学本身挖掘巴金所受的影响，重要的是应该探讨基督精神对巴金思想的影响，以及基督教文化对巴金作品的深层渗透。
一、基督教禁欲主义对巴金的影响
与20世纪初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热情最早也受到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感召。15岁时，巴金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感到“里面全是自己想说清楚而没法说清楚的话，合理，雄辩，富有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自己的心烧成灰了”。《告青年》并没有什么理论色彩，克鲁泡特金向青年人指出社会制度的罪恶，鼓动青年人推翻旧社会，建设“万人安乐”的新世界。这迎合了巴金改造社会的愿望，对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影响。巴金16岁那年，读到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度里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夜未央》反映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艰苦斗争和牺牲精神，后来巴金曾多次重译这个剧本。从巴金的译著可以看出，他一生翻译、编写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小说和传记。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俄国的革命者为了下层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向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开战，毅然抛弃了财产、名誉、地位甚至爱情，他们的故事中充满了忧郁的气息和狂热的殉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国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比无政府主义理论更强烈地吸引了巴金。对于这个在黑暗中不见光明、孤独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方式就成为他的人生追求。
俄罗斯是基督教的东方分支——东正教国家。东正教基本的教义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在俄罗斯民族中非常盛行，赎罪的方法就是忏悔。基督教要求的禁欲主义，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为信仰而忍受痛苦和牺牲的精神，一直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之中。做为近、现代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思潮，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浸染了基督教的精神内涵。随着巴金对俄国近代社会思潮和运动认识的加深，蕴涵其中的基督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着影响，首先就是禁欲主义。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虽然是有血有肉的躯体，但人的灵魂是属神的，肉体则是属魔的，所以人们要想灵魂超升，就要禁止自己的感性欲望，抛弃现世的物质享受。耶稣在登山训示中说：“决不要忧虑说，‘我要吃什么’或‘我要喝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异教徒所追求的东西。你只需集中最大的注意求天父的国和天父前的义，其余的东西就会因此而得。”相传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就是受了《罗马书》中“应该服从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的训诫后皈依基督教的。俄国虚无主义思想中就蕴涵着某种禁欲主义观念。
虚无主义是俄罗斯一场激进的思想革命，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思想。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形象，就反映了虚无主义者的某些特征。斯捷普尼亚克在《地底下的俄罗斯》中说：“虚无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绝对个人主义而已。凡所谓社会家族，乃至宗教所强迫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的负担，它皆藉口个人的自由，对之一概否定。它不仅是对于政治的专制的反抗者，而且还是对于那束缚个人意志自由的道德的专制之最热烈，最有势力的反抗者。”从发起这场思想变革的俄罗斯社会阶层看，从东正教学校出来的毕业生和教士子弟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反映了俄罗斯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者的基本思想。
拉赫美托夫刻意躺在铁钉床上，使自己能忍受苦难和磨炼。著名的俄罗斯神学家布哈列夫在其中看到了东正教禁欲主义的特征。俄罗斯虚无主义否定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最高权威，与家庭和全部已确立的生活方式决裂，是对建立在黑暗和邪恶之上的世界的背离。
统治、权力、传统道德由于对于人的奴役辩护而被认为是罪孽的。而造成虚无主义思想的基础，正是东正教对现世世界的否定，对下层受苦人民的同情，对世界基于邪恶的感受，以及对生活中艺术与思想所有多余创造是罪孽的认识。因此，虚无主义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行动，但同样也倾向于反对丰富的创造力和个人的生活财富。“艺术因为被视作唯心论的表现之一种，遂遭虚无主义者的排斥，而且凡是以刺激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被他们所否认。”一个鞋匠比拉菲尔有用是他们的口号，所有力量却应该献给世界上的人类解放，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是虚无主义者惟一的需求。更突出的是，信奉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俄罗斯人，会轻松地走向牺牲和苦难，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宣传自由，但对自己而言，却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用过任何自由——为的是想到自己是捍卫自由，不受私利的干扰。
巴金受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影响，翻译了俄国虚无主义者、民粹派代表人物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家庭的戏剧》，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普宁与巴布林》、《木木》和《散文诗》。巴金还翻译过斯捷普尼亚克的创作，反映俄国虚无主义者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地底下的俄罗斯》。五四新文学的总体趋向是人的欲望的解放，巴金顺应这一潮流，歌颂人的解放，讴歌少男少女的恋情；但是，我们却在巴金的思想的深层看到禁欲主义的痕迹，这源于俄国虚无主义的影响。在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杜大心有过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常常怀念去世的慈母，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使他从对自我的幸福的关心中惊醒，抛弃了学业，拒绝了李静淑的爱情，走上暴力反抗社会的道路。杜大心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放弃一切与物质和感性有关的东西。他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克制自己对李静淑与日俱增的感情。就像禁欲主义者用磨难净化灵魂一样，杜大心珍爱他的痛苦，他要用“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的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把禁欲主义与反抗现实，解放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在杜大心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新生》中，李冷梦见母亲对他说：“我们并不是来领受，是来给予的。我们自己也许永远得不到爱，但是我们必须把爱给予别人。我们可以贡献一切的牺牲，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爱来改革这无爱的世界，使那一生都领受不到爱的人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这段关于爱的宣言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自由的宣言何其相似！在《海的梦》中，女主人公抛弃了家庭，拒绝了父爱，把自己献给事业，“又从事业那里得到了丰富的生命”。
巴金说自己的生活中只有信仰和为信仰工作的激情，“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称为自己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都看重生命的安逸与福乐，只有被主流文化淘汰的墨家思想才注重痛苦对生命的磨炼。巴金作品里表现出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基督精神的影响。
二、爱与平等
巴金曾说，爱是他“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我们的时代的青年的热望，不也就是——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吗？”博爱，是基督教弘扬的伦理信条，也是巴金的追求。从他早期的作品，到80年代初的《随想录》，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博爱的红线。而当巴金还是显赫大家庭中的小少爷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爱一切的人”。巴金深爱着这位母亲，把她称作自己的“第一个先生”。我们可以在《新生》的后半部，李冷之母给李冷的信和向他托梦的细节中，隐约看到这位充满爱心的女性的面影。巴金幼时母亲曾与英国女教士往来，她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根据巴金的回忆性文章，无论巴金在四川时是否读到过《圣经》，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已有了博爱精神的思想萌芽。
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从伦理学意义上对基督教进行了考察。他把基督教的根本特征总结为四点。“（1）提倡对被压迫者之爱；（2）以社会的幸福做为人生之中心原理；（3）主张人人平等；（4）主张对危害的宽恕。”这些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在《告青年》中，克鲁泡特金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吃人的社会现象，要求青年们去同情穷苦人，怜悯被压迫者，在《面包与自由》中，克鲁泡特金号召人们建设一个“可以给万人带来安乐”，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巴金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一文中这样描绘：“你要吃，就有机关拿饭给你；你要穿，就有衣服给你；你要用就有房子给你。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愚的分别。”而在《火》第三部《田惠世》中，巴金借田惠世之口，说《启示录》中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与“非宗教者的社会理想吻合”在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带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坐在云彩上的便把镰刀扔到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上帝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里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了平等和博爱的主题。
巴金曾留学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对他思想和人格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不少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提到过卢梭，还在回忆性散文中借托尔斯泰的话称他为“全世界人类的良心”。他在晚年的《随想录》中写到：“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纵观卢梭一生，尽管他改信过旧教，又皈依过新教，他的宗教意识始终很强烈。尽管卢梭对基督教进行了从理性证明到情感需要的革命，但他对不信教的无神论者却极端愤恨，他与伏尔泰的决裂就与此有关。
他认为无神论者之所以不造成流血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而是由于对善漠不关心。而宗教的狂信尽管容易导致流血和残酷行为，但如果正确引导就会产生崇高的品德。卢梭企图消灭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带来的不平等，并通过契约的形式，把这种新的平等固定下来，使人类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且，卢梭巴希望用一种善良和虔诚的感情做为宗教的基础，指引道德和宗教的方向。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把“人类的宗教”做为保持社会契约的有效形式：“由于这种神圣的，崇高的和真正的宗教，做为同一个上帝的女儿的人类也就认识到大家都是兄弟，而且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社会是至死也不会解体的。”这种宗教“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的神圣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