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拯救与逍遥》中的最后一章中，刘小枫不惜以萨特的描写对象来否定萨特：“在萨特的作品中，人们差不多看到的都是叛徒、性欲反常者、娼妓、阳痿的男人、阴冷的女人，这些人就是自由选择而成为自己人（疑是自由人，原文如此——引者）的样板？”他找不到鲁迅这方面的把柄，就从主体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挖苦，说鲁迅阴冷、阴毒、无聊、冷嘲。但是，在刘小枫推崇为救赎典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自杀者，谋杀者，犯罪者，发疯者，癫狂者，歇斯底里者，变态者，精神失常者如果不是从艺术的表现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上，而是从刘小枫的善恶比较论上，有谁会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说他是巨人呢？著名作家劳伦斯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他令人恶心地“混淆了上帝和虐待狂”“他就像老鼠，咬牙切齿地在阴暗的地方溜来溜去，可是为了要依附光明，却口口声声要爱、博爱。”弗洛伊德认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并不冤枉，罪犯的利己主义冲动和破坏性冲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都很强烈，“他的关于强奸过一个少女的事的坦白，这一坦白可能是真的。如果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本能——这种破坏本能本来很容易使他变成一个罪犯”。据法国著名作家纪德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一些特别暧昧的事。其中之一他已在《罪与罚》中作了暗示（卷2，第23页），此事似乎也成了《群魔》中某章节的主题事情涉及到强奸一个小姑娘。被奸污的孩子在一间房子里上吊，而罪人斯塔夫罗金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知道她上吊了，并等着她断气。这个罪恶故事的现实成分是什么？我并不急于知道。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样一段经历之后体验到了人们称之为内疚的感觉。无疑，他自己对自己说着索尼亚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说的话。他感到有必要去忏悔，然而不仅仅是神甫。他寻求忏悔对象，好让忏悔变得更为难堪。”
做为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土壤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的忏悔对象是他非常憎恶的欧洲文明的赞赏者屠格涅夫，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也叙述了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细节是纪德没有提到的，就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几岁已经大名鼎鼎的时候，当着一家人的面谈起一部长篇小说来：“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孩子，都是些小姑娘。他说小说中有一个地主，一个生活优裕、受人尊敬而且待人和蔼的人，猛然想起来，20年前在一次通宵狂欢后，在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酒友的怂恿下，把一个年仅10岁的幼女强奸了。”这时家庭主妇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喊起来：“你行行好吧！孩子们都在听哪！”可能的情况是，听讲的小姑娘让他联想到自己的难堪往事，他在难堪的讲述中悔恨自己的行为，犹如到屠格涅夫那里去忏悔。问题是，那个被奸污的年仅10岁的小姑娘已经上吊自杀了，你就是用全球扩音器对着全球的人忏悔，就能救活她吗？就算刘小枫的上帝神通广大，能够使这个小姑娘像耶稣基督一样死而复生，但是她被强奸时所遭受的蹂躏和巨大的心灵创伤，难道会在忏悔者忏悔之后的快乐中得到补偿了吗？而更大的问题是，既然世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那样变态和荒诞，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自杀、谋杀、发疯、神经错乱、歇斯底里，那么，上帝又怎么让人相信？难道万能的上帝故意创造罪恶和灾难？或者反过来说，制造出大灾难大罪恶才叫万能？这样上帝与魔鬼有什么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中显然既有施虐的倾向又有受虐的倾向，施虐的倾向导致他不断地犯罪——哪怕仅仅是心灵意义上的，而受虐的倾向在很多时候都是借助基督教的忏悔加以发泄。他的性格的病态在于他似乎能够从忏悔中得到乐趣和快感，而不犯罪就没有忏悔的机会，于是他就不断地犯罪，不断地忏悔，在施虐与受虐、犯罪与忏悔之间歇斯底里地循环，就好像他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癫痫病一般。这难道就是刘小枫说的比鲁迅高贵的品格？如果没有基督教，使他不能在忏悔中得到乐趣和快感，那么，犯罪行为或者意念的减少不是更高贵更健康吗？刘小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崇是基于他的道德家的善的面孔，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做为道德家是很苍白的。如果一个人只有犯过残酷的罪恶经过忏悔才会道德完善，那么宗教道德不就成了罪恶的帮凶了吗？虽然弗洛伊德执著于精神分析与刘小枫执著于神的拯救对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艺术创造同样无助，但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为道德家的置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人想起大规模迁徙的野蛮人，进行屠杀，又以苦行赎屠杀之罪，直到苦行变成进行屠杀的一种实际手段”。
因此，尽管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大量地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将之当成砍杀其他作家的棍子，但是，刘小枫要想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还要跟鲁迅学几年。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读出了与刘小枫迥然不同的观点。弗洛伊德让人留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将自己的癫痫病送给了杀死父亲的私生子。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信仰曾比他的信仰更为强烈。”“这位《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150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
《宗教大法官》的作者便是宗教大法官的破坏者，虽然他曾以宾客身分拜访过波别多诺采夫，掩藏了自己的否定态度。当他说，如果要求或与基督在一起，或与真理在一起时，那么他会选择基督，此时他就是一个旧神话的破坏者。但是，在信仰者看来，基督与真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他却把基督与真理对立起来。这意味着他不是基督徒。”著名德国作家黑塞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对东方精神和亚洲精神向原始的创造之母的回归，显示了欧洲的没落。著名新批评派的批评家理查兹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认为在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的处理上，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了说教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的拯救和支持“并非必不可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创造力全盛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他自己被迫抛弃了这种支持”。“价值体系与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于神的存在，只不过这两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纠缠在一起而已。”而且对于人生的出路，“他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找到了这条途径。他在临终之前的一封信里写道：‘疗救之途、逃避之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艺术，就是创造性的工作。’我还认为，对于创造性较差的人来讲说，答案也是一样的。”按照这位著名批评家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神的拯救而走向了刘小枫所谓的逍遥之路。因此，不仅刘小枫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贬低鲁迅的企图落了空，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之剑也刺穿了刘小枫拯救的梦想。悲夫！
在刘小枫看来，非拯救即逍遥，而没有神恩的逍遥就极为可恶。
鲁迅不相信神，就不可能获得拯救，当然更拯救不了别人，而他居然被称为国魂，就更可恶。有趣的是，对于使命感强烈得对其纯艺术的创作都构成妨害的鲁迅，也被刘小枫冠之以逍遥之名。庄子是《逍遥游》的作者，所以刘小枫就以鲁迅自称中过庄周韩非的毒，给鲁迅与庄周拉近乎，说什么“庄子精神与进化论的糅合是鲁迅思想的基点”，而且鲁迅“看透了恶有最后的力量的冷眼知道启蒙最终不可能，反抗恶就不过是‘玩玩’”。“但据说鲁迅通西学”，那么鲁迅顶多是西化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但是，鲁迅从五四时期的杂文到晚年的《起死》，经常批判庄子，批判庄学塑造的国民精神，并将他的庄子批判与文明批判结合在一起，刘小枫为什么提都不提呢？就常识而言，逍遥和怨恨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方式，要想逍遥就必须没有怨恨。但是刘小枫却说：在鲁迅那里只有怨恨，怨恨使得鲁迅容纳不下任何美好的东西，鲁迅的救人是谎，他要救的仅仅是他灵魂的阴冷。我觉得刘小枫的这种论述仿佛是从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及其仇恨政治学》那里抄来的，要不就是朱大可从刘小枫那里抄来的，不然二者怎么会这么相似？但是朱大可的文章至少其本身的逻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说懂哲学的刘小枫怎么一会儿逍遥，一会儿怨恨，难道真到了为咒倒鲁迅这道“黑暗的闸门”连基本的逻辑也不顾的地步了吗？事实上，从科学救国、文学救国，到后期为了同中国的腐败势力作战连纯文学创作都耽搁了的鲁迅，总给人一种风沙扑面、行色匆匆为中国奔忙的感觉，这么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爱祖国拯救民族的志士仁人，其灵魂怎么会全是怨恨和阴毒呢？其逍遥表现在哪里？为了实践“救救孩子”的诺言，鲁迅终生帮助文学青年的成长，不但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也经常予以金钱上的扶助，其灵魂怎么会全是怨恨和阴毒，其逍遥又表现在哪里？
鲁迅当年曾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刘小枫蔑视鲁迅，自然就把辱骂当成了宝贝。但是，谩骂和诅咒就能够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而让耶稣基督及其乃父耶和华的神恩普照中华大地？我看很难！而且“阴冷、阴毒的无赖”之称号，鲁迅也受用不起，还是刘小枫自己戴着合适。
（第五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读
如果说《拯救与逍遥》有什么独创性的地方，那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恰当的神学推崇和文本误读。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的修订版的《前言》中对“五四”的西化不屑一顾，因为“五四”所要西化的仅仅是没有神的救赎的西方现代文化，而在他看来他要西化的是比“五四”更为根本的“神性之维”。然而，他大力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其无可辩驳的对神的存在的置疑和颠覆而非其对神的信仰（信仰神的人在欧洲在俄罗斯遍地皆是），成为现代的开路人，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反对欧化的斯拉夫主义者。然而刘小枫无视这一切，他还是借助他的神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创造，并且不无得意地就来了一个“神来之笔”“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有如此预见力？他不仅预先塑造了尼采、卡夫卡，也塑造了鲁迅。”
关于鲁迅，我们已经专门与他进行了讨论，笔者还在其他论著中指出，塑造鲁迅的是尼采与孔子，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塑造了尼采和卡夫卡呢？尼采和卡夫卡在个人气质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差异甚大，就此无须和刘小枫浪费笔墨。刘小枫的意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就是尼采和卡夫卡两大类，然而，即使从这个狭义的角度看，刘小枫的塑造之说也是误读的结果。
刘小枫引用了舍斯托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悲剧的哲学》中的话并简单化地发挥说：“尼采看起来像是‘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鲍里特、基里洛夫、伊凡，以其惊人的才华推进他们的思想。”不可否认，对上帝的否定以及上帝死后可能会出现的荒谬性的认识，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是有共同之处的，然而其相似性也仅此而已。倘若说，否定上帝的人物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那么，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众多的无神论思想家是否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呢？上帝之死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会造成巨大的价值真空和情感危机，使他们感到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但是，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被这种偶然性和荒诞性压跨，像基里洛夫那样自杀，更没有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走上反省忏悔的路。尼采确实与伊凡一样都发了疯，但是伊凡是因为良心发现而发疯，尼采则是觉得先知得不到承认而发疯，其性质是不同的。尼采执著于他的酒神精神，他的强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在上帝死去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超越之路。因此，尼采既不像伊凡那样绝望，也不像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重回基督教的信仰，而是为上帝的死亡而欢呼，欢呼人类可以摆脱上帝而走上自由选择的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基里洛夫，充满了俄罗斯式的忧郁和悲戚绝望；而尼采更充满了为强力意志激发起来的奋进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基里洛夫，当他们否定上帝和洞见世界荒谬的时候，是科学的，理知的；而尼采更充满了诗人一般的巨大热情。刘小枫为什么对性格差异这么大的两种人物视而不见，而将之混淆呢？
刘小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力图证明：当恶的现世中的人企图以种种理性来取代上帝会导致什么可怕的恶果（冷酷——拉斯柯尔尼科夫、自杀——基里洛夫、发疯——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告诫人们，启蒙理性是何等轻率。”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著名的拯救性的人物，就有好的结果了吗？《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的执著于上帝信仰和救赎的佐西马长老，死后尸体腐烂，恶臭难闻，《白痴》中的那个耶稣基督式的梅思金公爵想使“恶之花”摆脱罪恶，不但无效反而自己发了疯。如果按照刘小枫的逻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他们的尸体发臭和发疯来表明拯救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吗？更令人不解的是，刘小枫把尼采看成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一类的人物，却又认为这类人物是理性和启蒙理性的结果，这样看来，尼采也应该是理性或者是启蒙理性的化身了，但是稍稍了解尼采的人都知道，尼采是以反理性而著名的，他把理性看成是使生命弱化的征象。将尼采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的刘小枫，据说是学过哲学，怎么这么不了解尼采，要不就是不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