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悔罪，让基里洛夫自杀，让伊凡发疯，以便不使深秋的凉意变成严冬。他甚至让伊凡的理论化作斯麦尔佳科夫的行动，使得酿成弑父的惨剧。而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救赎主题的重要人物，就是《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阿辽沙是与伊凡、拉基金、斯麦尔佳科夫对立着存在的人物，如果说后者代表着恶魔的阵营，那么前者则代表着上帝的阵营，后者一直试图对前者进行拯救。伊凡的“什么都可以做”象征着上帝死后人的自由，可是佐西马长老却对这种自由进行了控诉：“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仅有的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当他们把自由看作就是需要的增加和尽快满足时，他们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为那样他们就会产生出许多愚蠢无聊的愿望、习惯和荒唐的空想。他们只是为了互相嫉妒，为了纵欲和虚饰而活着。”佐西马长老对《圣经》的毫无保留的推崇，甚至在他的故事中也出现了奇迹：一只狗熊走近一位大圣徒，大圣徒给他一块面包说：“你去吧，愿基督和你同在。”“这只凶横的狗熊竟服服帖帖地走开了，不加一点伤害。”如果说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做为艺术形象不如伊凡等恶魔的形象生动的话，那么，梅思金公爵的形象则是一位丰满而杰出的拯救形象。世界已经彻底为邪恶所浸染，于是梅思金发自善良心地的自然真诚的话语，在这个为城市文明所毒化的社会看来竟是“白痴”的话语。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虽然被邪恶所包围而成为一朵“恶之花”，但她并未完全丧失内在的善良，只有他看出了梅思金的善良、真诚和救赎的爱心，却因为不忍心让他采摘带毒的花朵而嫁给了大商人罗果静并被他杀害。美毁灭在邪恶中，梅思金的拯救反而促使悲剧快速的到来，他在绝望中癫痫病复发，只有离开城市而到瑞士养病。尽管对苦难的拯救没有成功，但是梅思金那种面对邪恶背起十字架的精神着实是很感人的。
梅思金这一难得的艺术形象，是不可能出现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基督教文化的没落已经使梅思金后继无人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基督教的救赎立场是与他的人民立场一致的。他曾经借着佐西马长老的口说：“凡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相信上帝的人民。相信了上帝的人民，就能明察上帝的神圣人民要没有上帝的话，会活不下去，因为他们的心灵迫切需要他的话和一切愉快美好的事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描绘，即使是与那些口里不离人民的革命作家相比，也是非常优秀和突出的。高尔基写道：“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诚实的小偷》中那个“瘦得像一张纸一样”的主人公麦利扬，无依无靠，寄人篱下，衣衫褴褛，在台阶上睡觉，并悲惨地死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被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欺凌的两个家庭，到最后几乎都是一贫如洗，家破人亡。《罪与罚》中的小公务员马尔美拉多夫失业后无力养家糊口，只能痛苦地看着女儿索尼娅卖淫，后来自己横死街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通过与孩子的交往，发现了那些孩子家庭的沉重苦难。如果说大受别林斯基赞赏的《穷人》继承的还是果戈理的传统，那么，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觉地把他的基督教救赎立场与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真切描绘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在上层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的对比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正是在下层苦难的人民身上，还具有善良美好的品德。《穷人》中的杰弗什金为了接济不幸的姑娘瓦莲卡，愿意牺牲所有的体面而卖掉礼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娜塔莎虽然被人拆散了姻缘，流落贫民窟，但是她在忍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净化性的甘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通过与下层孩子及其家庭的接触，去发现这种道德的善良和美好。而所有这些美德，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罪与罚》中的妓女索尼娅。索尼娅为了继母和妹妹能够生活下去，自己甘愿沦落风尘，她相信上帝的救赎，力劝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自己的罪恶。人们可以看到，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索尼娅做到了：伊凡发了疯，斯麦尔佳科夫杀了父亲，只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拯救之下走上了忏悔罪恶重新做人的道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整个相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民做为对罪恶和苦难进行救赎的主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现及其心灵的内在冲突，令人想到被施宾格勒做为西方文化的高峰来推崇的康德。中世纪一神信仰与科学理性统一的局面，在康德那里彻底被打破了。康德虽然推崇科学理性，但是他却要推究理性的限度，他认为理性认识的范围仅仅是现象界。康德无意摧毁上帝，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义都不能保证，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给了信仰；但是，康德却摧毁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本体论的和宇宙论的所有理性证明。这样一来，一神信仰与科学理性就分裂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也分裂了：康德一方面认为人做为自然现象要受经验世界与事实世界的一切客观规律的支配，一方面又认为人在伦理实践上是属于由上帝保证的自由世界和价值世界。于是，在嗜好科学实证与理性事实的现代，上帝观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与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上帝留下的位子也仅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处于比康德的时代上帝的位子更摇摇欲坠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马长老、阿辽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强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证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证了将近两千年的自由、不朽等伦理价值，否则，整个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厦倾覆的危险。问题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上忏悔罪恶的道路，让基里洛夫为证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杀，让伊凡在诱导斯麦尔佳科夫弑父之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发疯，但是，除了像索尼娅那样以情动人的例外，所有与“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人进行理智辩论的人，都找不出足够的理由，都显示出理论上的苍白。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
难怪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与罚》中的“超人”思想时写道：“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标新立异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要反对这一思想呢？为什么要争吵呢？又是同谁争吵？回答是：同自己，仅仅是同自己争吵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著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刘小枫仅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梅思金、佐西马长老、阿辽沙，而无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是“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怎么能够破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伟大的奥秘呢？刘小枫又以自己误读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否定屈原、陶渊明、曹雪芹、鲁迅、但丁、莎士比亚、萨特，以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喜欢基督教，臣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臣服基督教，就是获得了拯救，又怎么能以理服人呢？
人们或许会问，基督教文化最辉煌的金秋果实为什么不是产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而是产生在东正教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做为一种艺术视野，那么它确实是许多作家成功的奥秘。
英国的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叶芝等文学巨匠，其实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到了英国所产生的陌生化的艺术视野成就了这些艺术天才。
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国家，从普希金开始才真正与西方文学接轨。一方面是西欧的科学理性与文艺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罗斯民众仍然像许多世纪之前那样生活，改革的结果是更增加了民众的苦难，使他们只能在东正教的未来天国中寻找一丝情感的抚慰。于是，科学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的对立比在西欧各国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文化土壤。
（第七节）中国历史上直接与间接的基督教文化实践
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不乏其人，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张扬基督教，以为没有基督教中国人的精神就不能得救，刘小枫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不过，返观中国的近代史，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文化实践活动，然而那结果却并不能够令人恭维。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是在基督教上帝的名义下起事的，如果当时不是急于定都南京，而是在略事休整之后北上直捣清政府的老巢，那么，刘小枫梦想的“上帝之国”，也许早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了，耶和华和耶稣的神恩也早就普照中国了。也许，刘小枫会认为那是伪造的“上帝之国”，而非他想像的“上帝之国”，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国”呢？天主教与新教不同，与东正教更不同，那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具有中国特色，而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差异，不是很正常的吗？这里的关键，是太平天国有没有比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文化提供更多的宗教文化内涵。
基督教的根本是承认有一个人格神的上帝，以及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从而以其一神信仰与道教和佛教的多神相区别；而在太平天国里，上帝或叫“天父”，耶稣基督或叫“天兄”。基督教与道教、佛教的不同，在于对专一不二的信仰精神的执著和强调；而在太平天国中，除了《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天国的诏命，其他一切“孔孟诸子百家”之书都被宣布为“妖书邪说”不准收藏阅读，而应全部焚毁；太平天国还反对偶像崇拜，破除迷信而反对一切中国的神明。洪秀全本人就是一位执著的基督徒，从各种记载来看，他的信仰确实很真诚，特别是在战争失败而天国危机的时候，他还是以念经书寻找出路，将“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试图让上帝来拯救他。在伦理关系上，儒家伦理是“爱有差等”的，其伦理的和谐也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地位上：女人天生不能与男人平等，儿子天生也不能与父亲平等，就像天与地一上一下不平等一样；基督教伦理则推崇博爱和众生平等，所以耶稣基督在宣教的时候不认母亲和兄弟，并说相信在天上的父，大家就都是兄弟姊妹了；而太平天国明确反对一切不平等，男子都是“兄弟”，女子都是“姊妹”，甚至“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在儒家之徒看来这简直就是“五伦俱灭”。太平天国对一切不平等的反对，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其理想是“无人不饱暖”，其手段是共同劳动，其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灵活机动，并不提倡以死殉道的精神，这和基督教所谓教堂是用殉道者的血染成的迥然不同；而太平天国在基督殉道精神的鼓舞下，使其军队在对敌作战中异常英勇，所谓“以人众为技，以敢死为技”。中国的儒教是站在父亲、国君——上层人的立场上说话的，什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呀，什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呀，所以儒家的爱民是为了天下的江山更稳固，从亲情的意义上说就是希望孩子快乐而不至于闹乱子，而基督教是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说话的，耶稣基督有句名言：“富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太平天国则似乎遵循了耶稣基督而非孔子的话，根据记载，太平军俘虏了挖煤开矿的、船夫、轿夫、铁匠、木匠之类的劳苦大众，都加以善待，数月后甚至就成兄弟了；而俘虏了掌上红润，十指无茧者，“恒指为妖”。在基督教那里，一切日常生活仿佛都与宗教活动有关，而在太平军的治下，凡婚娶等事，总要祷告，由两司马读《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到了礼拜日，都要去礼拜堂听讲，赞美上帝。
当然，太平天国确实有对基督教的原义“歪曲”的地方，就是不但承认天上的国，而且认为地上也应该建立天国。但是这种“歪曲”必然深得刘小枫的赞许：“上帝国就是神圣的现在、上帝受苦的爱中的现在：神圣的爱意使每一息生命的现世时间进入了上帝受苦的爱之中。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形态，如果连今世的幸福都谈不上，还侈谈什么永生和爱？”“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
举世的万般宗教中，还要哪一个‘神’像基督的上帝如此关切此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