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福音绝非否定此岸的在世，而是关切何以在世。承纳基督上帝的恩典、与受苦的上帝同在，不是成圣，而是成人。”可惜刘小枫生不逢时，如果生在太平天国的时代，那是多么令人激动人心的事啊！问题是，这个“人间天国”真是那么美妙吗？太平天国对私有财产的取消确实是堵住了恶魔的泛滥，但却搞得整个社会贫穷，不得不实行供给制。而掌握供给的官员又从中取利，搞得腐败横行。如果人们真的相信上帝存在，这些事情的发生或者可以避免，但是在一个无神传统的国度，靠神起兵打天下可以，靠神治国就不可能。洪秀全固然很相信他的神，但是杨秀清、肖朝贵搞的那种“降神附体”的把戏，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是一种为了获取更大权力的欺骗。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就导致了宫廷政变式的以阴谋获取权力的野心，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就导演了一场血洗天京的惨剧。而且以男女别营为特征的禁欲主义和风化主义大悖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性情，而思想的高度统一窒息了思想学术的创造力。绝对的平等和财富上的平均根本是一种做不到的骗局，当战士们在前线艰苦的环境中杀敌的时候，天京的王府里却是“声色犬马”难道这就是刘小枫向往的“上帝天国”？
我们再来看基督教对中国造成间接影响的一次文化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革”结束后，很多香港、台湾以及美籍华人学者，认为“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结果。
但是在笔者看来，“五四”与“文革”是两个尖锐对立的文化运动。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核心层面，而“五四”与“文革”在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上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五四”张扬个人，推崇自我，提倡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反对社会群体对个人的束缚和压制。与此相反，“文革”正是以“合群的自大”来反对“个人的自大”，以社会群体来压制个人的自由，以阶级的共性来抹煞人的个性。在这方面，“文革”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因为中国古代的作家还是可以自由抒发个人的情感的，即使在文字狱横行的清代，文人的诗词也抒发了个人的情怀，《红楼梦》也以肯定性的笔调描写了富有个性精神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然而在“文革”文学中，任何表现个人情感、个人兴趣与个人爱好的文字全被禁止了。讲感情只能讲“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是在消灭了个人的“私心杂念”之后出现的一种被纯化了的普遍感情。重骨肉之情而有血缘根基、家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文学所要抒发的情怀；重阶级之情而借歌颂党、领袖等表现出来，才是“文革”文学的特征。因此，在“文革”的文坛上，可以说是颂声一片。“五四”对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倡导，是与反对禁欲主义和风化主义密切相联的。与此相反，“文革”对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抹煞，导致了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找不到。《诗经》中歌咏爱情的诗歌有很多，即使是在理学产生的宋代，柳永、秦观的爱情词，李清照的思妇词，都写得情深意长。而在“文革”的样板戏中，“儿女私情”已彻底被“阶级感情”所取代。任何描写儿女私情的书，几乎都被视为“毒书”，都具有腐化革命人民的功能而受到无一例外的批判。
与香港、台湾以及美籍华人学者不同，内地的学人大都将“文革”
说成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但是，这种说法也过于简单化。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然而“文革”却大批“孔老二”。道家文化做为儒家的补充与退路，更得不到“文革”的认同，因为“文革”是反对消极逃世而主张积极战斗的。“和”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和而不同”就是在万事万物中分出差别来，然后使之和谐。然而，“文革”却崇尚“斗”而反对“和”。在“文革”文学的词汇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斗争”、“打倒”、“批判”等等。孔子为了伦理的和谐，宁肯不要是非而倡导父子相隐；“文革”却倡导血亲之间的斗争，当时一个家庭发生分裂——夫与妇分成两派斗、子与父分成两派斗的现象并不少见。当时到处张贴着倡导“斗争”的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如果说推崇和谐、“温柔敦厚”的中国古代诗文富有阴柔气息的话，那么，“文革”文学以对“斗”的推崇，一扫阴柔之音，而代之以铿镪有力的阳刚之声。中国传统文学虽然有不少颂声，然而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有感则发、不平则鸣的作品却是主流。但在“文革”文学中，除了“斗”音，便是颂声。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够让其治下的文人与百姓不厌其烦地歌颂、歌颂、再歌颂，然而“文革”做到了这一点。
在一首歌曲中，居然连呼近十个“万岁”，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将“文革”完全归为“封建主义”，并由此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文革”的又一种误读。
“文革”既非“五四”和现代西方文化的结果，又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那么，“文革”的文化渊源究竟来自哪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在西方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文化的现代杰作。将马克思主义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中世纪化、基督教化，从而对“文革”产生了深层的文化影响，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换句话说，基督教文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早请示”与“晚汇报”的对于“救星”的忠心不二，饭前会前上课前对于“救星”的祈祷式祝福等，都是“文革”的宗教仪式。基督教基于人的“原罪”，就不断地让人忏悔；“文革”虽不信“原罪”之说，但不断地让人“斗私批修”，洗脑子，挖根子，狠批“私”字一闪念，就有类似的宗教色彩。基督教分出神与魔，并且也将人进行了神与魔的二分，让人去除魔鬼而信神、颂神。这种二分法在“文革”中是很普遍的：人的“公心”是神，“私心”是魔；“救星”是神，地、富、反、坏、右等是“牛鬼蛇神”，是恶魔。“文革”文学对于前者是一片颂祝之声，对于后者则是“狠斗猛批”、“杀声响亮”。因此，“文革”文学不是斗便是颂的总格调，正是基于对人的神与魔的二分。在基督教中，耶稣为了让人专心不二地信神，不惜疏离人伦感情与亲子关系：“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种人伦感情的疏离乃至父子反目、夫妇分离，在“文革”中的一些家庭中的确又试演了一遍，因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做为“救世主”是神，而“文革”文学中的“救星”却是现世中的人。尽管如此，“文革”文学中的颂声大作与基督教颂神的宗教歌曲是非常相似的，“文革”文学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也可以到基督教中去寻找。当然，不是20世纪新神学家消解神话的基督教，而是刘小枫推崇的中世纪的基督教。
刘小枫为了弘扬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奋力著书立说，难道他要让基督教的神明第三次在中华大地上登陆？刘小枫是学哲学的，又据说哲学的一个功能是批判反省精神，但是，刘小枫应该是从“文革”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难道对这种文化浩劫感到很好玩？难道对于在近代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忘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840年以后基督徒纷纷到中国传教，是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开路的，那时候被屠杀的仅仅是一些中国国民；那么，刘小枫为什么非要照着葫芦画瓢，在希冀基督教登陆中国的时候，非要在《拯救与逍遥》中以屠杀屈原、鲁迅等国魂来清扫道路呢？
（第八节）融合基督教文化而非为其所归化
基督教文化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上帝的死亡，这种文化正在悲壮地走向衰落。
悼亡者说，如果基督教仅仅是希伯莱的信仰，而不结合希腊的科学理性，那么上帝也许会活得更长久。然而问题就在于，如果不与希腊的科学理性精神相结合，单凭《圣经》，也许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族类，却不一定造就一种伟大的文化，更不一定孕育出伟大的科学技术成果。
文艺复兴向往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假定没有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执著于中世纪的信仰，在文学上那些艺术大师的出现都是难以想像的，而为刘小枫所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可能产生，因为伊凡一类人物的论据正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熟读中华文化典籍的中国人，接触《圣经》的时候，总觉得它太幼稚，就像观看街头上的说书人在讲述《西游记》。所以，如果不配合整个西方的神学和科学，而是单单传播《圣经》，那么在中国古代也许会为民间那些喜欢“怪力乱神”满天飞的“愚民”所接受，但是，它很可能与中国古代的邪教传统相结合，而为熟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所排斥。
“五四”一代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至今仍值得重视的，就是把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孕育出来的辉煌成果区分开来，重点看取基督教文化的现代成果——个性自由和民主科学，而将基督教的神话信仰留给西方人自己消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人物热情拥抱的，几乎都是反叛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文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基督教信仰的打击是超过此前所有无神论的，“五四”人物几乎没有几个不相信进化论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进化论的热情拥抱者。尼采是西方世界对基督教诅咒得最凶的哲人和诗人，从而受到了鲁迅以及一大批“五四”文学青年的热爱。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叛基督教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的名言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很快就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所信仰。相比之下，尽管那些热心的基督徒主动到中国来传教，办大学办医院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并不大。“五四”时代，西方还没有出现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的对上帝的普遍怀疑，但是向西方学习的“五四”人物仿佛是具有先见之明地将基督教的上帝与其孕育出来的文化区别对待，确实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老成以及看取西方文化的主体选择性。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末，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100多年之后，连西方世界也进入了后基督教（PostChristian）的时代，刘小枫突然从国外的神学院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神学博士学位走回中国，对着国人大喊：中国人逍遥了三千多年，是到了信神的时候了，否则，你们的精神得不到拯救，你们只好在现世的恶的泥潭中挣扎！你们看呢，屈原因为不信耶和华走投无路只好自杀，他的爱国主义也变成了“使人堕落的恶”，陶渊明因为不信耶和华只好堕落地逍遥，而且也不能免除恶，鲁迅因为不信耶和华，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他心灵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夺走了，使他变成了一个“阴冷”、“阴毒”的“无赖”！这些你们眼里的大人物都没有救，你们不害怕吗？你们不向往高贵的精神吗？告诉你们：基督教精神就是高贵的精神，高贵的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没有这种高贵的精神，哲学就变成了政治学，诗也一点价值也没有！快进神的国吧，你们一进神的国，恶也没有了，苦难也没有了，因为这些都由神来担着，你们还犹豫什么呢？信神！信神！信神！上帝耶和华及其独子耶稣基督急急如律令！
真没有想到，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的要义居然浓缩在上面几百字之中。笔者一边写着，一边就像是做梦，真没有想到这是生活在21世纪。当刘小枫驳斥着从但丁、莎士比亚开始的近代文学，从笛卡儿开始的近代哲学，恶狠狠地驳斥着从波德莱尔开始的现代文学以及萨特等人的自由哲学，从总体上驳斥着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理性，人们就会突然明白，原来刘小枫向往的仅仅是中世纪！问题是，中世纪就没有苦难和罪恶？宗教裁判所的火烧死了多少无辜？这就是精神的高贵？为什么人们用“黑暗”二字来形容中世纪？至于笔者，很抱歉，只好辜负刘小枫的美意，因为在笔者看来《圣经》中那一大堆神话是无论如何也让人相信不起来的。这并不是说相信刘小枫的神有什么不好，而是根本令人无法相信。我记得启蒙学者霍尔巴赫在《袖珍神学》中这样说过：“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没有大脑。”这话在霍尔巴赫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打击面还是太大，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倒觉得有几分真。
当然，不相信基督教并不等于要排斥西方的文化；相反，对于基督教孕育出来的科学、民主、个性自由等各种成果，中国人应该不遗余力地吸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人能成功地吸取多少，就表明中国自身能强大多少，而不必担心什么“全盘西化”；因为我总感到理性务实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不大可能笃信基督教，所以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结果，也决不可能导致“全盘西化”。当代的国人学西方的现代主义，为什么总是学不像？因为现代主义是在西方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上帝之死对于西方人而言意味着基督教文化的崩溃，意味着没有价值可依的荒诞。可是中国的文化从先秦下来，就并不需要什么上帝，也没有为此感到什么荒诞，今天中国作家再去体验上帝不存在的荒诞，怎么会与西方人的那种绝望感受产生共鸣呢？
中国文化古来就有宽容而融合其他文化的特点，中国人主动“到西天取经”，学习佛教文化的优长，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向西方学习并不始自1840年以后，而是一个从东汉末年就开始，到唐代被发扬广大的传统。中国人在当代世界应该发扬这种将彼“拿来”的“汉唐精神”，以开阔的胸襟吸取外来文化。“有容乃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因此，融合基督教文化而非为其归化，就应该是中国面对基督教及其崩溃时代的文化选择。假如为基督教文化的崩溃而沾沾自喜，从而走向文化的封闭和故步自封，那么，中国的文化不但不能得以发展，而且都难以争存于世界，难以使中华民族巍然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然，对于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未来而言，最可怕的就在于基督教孕育出的科学过于神通广大，在基督教的价值崩溃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道德价值来驾驭这匹脱缰的野马？譬如说，核武器如果掌握在没有善恶是非更不宽容的人手里会不会将人类灭绝？电脑将来可能出现的自我复制对人类会不会构成威胁？克隆技术如果用来复制人类，那么人的价值何在，生命还是那么宝贵吗？因而在我看来，基督教世界当然不应该过早地抛弃“爱邻人”等道德准则，即使对于那些不相信上帝过圣诞节的人来说，也应该逐渐习惯上帝的死亡，像中国人在几千年里所做的那样，即使没有上帝也仍然有着鲜明的道德准则，也能凛然正气地活下去，而非陷入荒诞不能自拔。
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我们也应该庆幸上帝在科学过于神通广大的时候死亡。如果在基督教信仰坚定不移而排斥异教的时候，基督徒还像中世纪可以用那些过于神通广大的武器烧杀异端，那么，大部分的亚洲人、非洲人以及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如果不立即信仰基督教，那就遭殃了，也许末日审判的天火早就降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倡导文化的多元化，尤其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学习、彼此尊重、相互宽容、共存共荣，这样才会缔造在和平中发展的世界；而非像刘小枫那样，置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于不顾，强调文化的一元主义、普世主义和绝对主义，以不宽容的姿态敌视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