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督教文化比较留心是很早的事。在1985年撰写的《论中西比较文学》一文中，我就强调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基督教文化，强调基督教的原罪以及神和魔的冲突对于西方文学的巨大作用。1987年，我与陈炎、邹广文等大学同事在《山东大学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笔谈，题目就叫《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这个笔谈被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晨光先生看中，让我们扩展成一本书，这就是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
此后很多年，虽然我还留意有关研究基督教的书籍，但是一直没有再写类似的文章或专著的冲动。只是在刘小枫宣扬只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的语境下，我才又有了研究基督教的热心。由于刘小枫亵渎了我所喜爱的屈原和鲁迅，歪曲了我以为很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在书中我对他的批判也是老实不客气，冒犯之处，恐怕还希望这位“拯救大师”以“爱仇敌”式的襟怀包容。
传道解惑，是为师的一大乐趣。但是，在刘小枫看来，即使为师为得再好，只要不信上帝，也难以在精神上得救。事实上，我放弃得救的机会已经不止一次了。记得1991年我去四川开会，坐长途火车返回，一路上和车厢里的一位基督徒聊天，而她的几个孩子就在她的周围唱赞美诗。在交谈中她发现我对《圣经》很熟悉，能够令她吃惊地大段大段引用（这是她在谈话中告诉我的），就动了拯救我的念头。
她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前脚已经迈进了天国的门槛，但是要进天国，不但要‘知’，更要‘信’。”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深知要成为讨论会，后来发表在《批评家》1986年第3期上，并为《评论选刊》1986年第9期转载。
一个基督徒最需要的是信仰，无奈我对那套神话怎么也相信不起来，后脚说什么也抬不起来，所以尽管我对研究基督教文化很感兴趣，可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天国的门。也许，我只能在天国的门外永久地徘徊下去了。呜呼！
本书的上起源于我参加《比较文学》（高教出版社1997）教材的编写，按分工让我承担“文学与哲学”一章，写出来后受到了贾植芳、孙景尧等前辈、师友的好评。后来我想，在中国虽然每本比较文学教材都有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形式进行比较的跨学科内容，但是专门的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的专著却没有，这也是本书之为作的一个因由。
我在研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的时候，将写出的稿子列为研究生的课程，并且鼓励他们围绕着这两个课题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
本书上第五章（第一节）《民族的与个体的：鲁迅与卡夫卡哲学意蕴的异同》（李春梅），（第二节）《反抗绝望与反抗荒诞：鲁迅与加缪生命哲学比较》（赵艳花），以及下第八章（第一节）《偏至与圆融：鲁迅与佛教和基督教关系发微》（管恩森），（第二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与基督教》
（杜兆珍），（第三节）《神往于欧罗巴的青春作家：巴金与基督教》（贾蕾），都是我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在进入本书时又经过了我较大的删改，其余七章二十七节都是我写的。
本书上是教育部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下是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项目，全书是北京语言大学项目。
2002年5月8日高旭东于天问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