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批判气氛中的种种症状，李门多次去医务室看病，拿了一些镇静剂和酵母片，服用无效。改看中医，中医给了他许多香砂顺气丸、附子理中丸之类，药量太大，吃了几次以后，李门再也吃不进去了。
这样，在这种以革命大批判与积存下了大量香砂顺气丸为背景的情势下，他听到了妻子怀孕的消息，他呆在了那里。
半晌，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我们可怎么办呢?"他甚至流出了一滴眼泪。
红云皱起了眉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件对于他俩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的消息，在李门那里引起的不是狂喜，不是欢呼，而是这样一种麻木、悲哀、迷惑。
也许我们不应该要这个孩子?李门缓缓地与红云讨论。他分析起政治形势来仍然是条条理理，清晰而又绵密，一副该死的做报告至少是做大会发言的腔调。他分析了国际与国内形势，他预言事态还要向激烈方面发展。他引用了最近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关于阶级斗争的新提法。他特别回顾了一批文艺作品的命运，因为他坚信，文艺作品一挨批大的动荡就要遍及全国。他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以及今后的三种前途：一种是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旧事重提再次被揪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例，一个阶级斗争的话柄，一个阶级斗争的由头了，特别是当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人们还不知道去斗谁的时候，他不是现成的靶子吗?这样的靶子不用，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了么?所以，他还要迎接新的考验新的风暴。第二种可能是他被视为"死老虎"撂在一边，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做二等或三等公民。这是最佳前途了，他要全力争取这种前途。第三种可能是人们、就是说周围的那些平日极亲切极随和的同事们同志们，他们在斗争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掀起新的一轮对于他李门的批判高潮，东找一句话，西拼几个字，最后制造出新的政治问题，这时候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会加重处理，一枪崩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一场这样深刻伟大的革命来说，不付出一点血的代价，可能吗?
红云气得摔掉了所有的茶碗。"我就不相信天下没有公理!我就不相信会枪毙了你!我就不相信你会暗杀哪一个!我根本不相信你是坏人!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不就都成了神经病了么?什么这个可能那个可能，六月可能下雪，煤炭可能变白，太阳可能从西边出来，皮球可能带刺……这都有可能，好，怎么六月不下雪下雨，煤炭色黑，太阳东升，皮球光光溜溜反倒不可能了呢?我们要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要生得非常健壮，长大了他会生活得比我们更幸福，这就不可能了么?你你你你……你只相信不可能的可能，却不相信真正可能的可能，你你……你这才真是思想反动，比杀了个人还可怕呢!"
连红云也说我"反动"了，李门只有苦笑了。他的苦笑最终使红云也泄了气。红云迷惑了，可不是，哆哆嗦嗦，奉公守法，见人矮三分，与世无争，无愠无怨，无梦无悲，相濡以沫，自我解嘲，这不也是幸福吗?幸福又哪里有统一的规格呢?
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李门就只能暗暗叫苦了。那时候红云正挺着大肚子，生活做事都不方便，李门也无法埋怨她什么，但心里却十八个觉得：勿谓言之不预，勿谓言之不预也!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你的逻辑又管什么用?你生下来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呀，又会碰到什么事情呢?我们有什么权利不但让我们自己，而且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接受这一切试炼呢?唉，唉，太自信了，太轻狂了，太胆大包天了哟!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老实点老实点，再老实点呢?
他天天这样想却没有什么人可说。他知道，红云嘴硬，决不会承认错误，她虽然不像李门分析起什么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是她铁嘴钢牙，只知道自己是对的。她怎么会老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呢?李门拿她毫无办法。
从"破四旧"李门就坐不住了。他想把自己的所有的书籍上缴，因为，那些书确实都是"四旧"，连高等数学课本也是译自修正主义的苏联，里边有吹捧俄罗斯、把一切科学发明创造说成是俄国人领先的词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小册子的封面上还有刘少奇的头像。这使李门大惊失色，觉得是自己做了什么帮助"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他的一本小说集里有"胡风分子"路翎的作品，他的一本诗集里有苏联诗人苏尔科夫与旧俄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李门如同窝藏了赃物一样不安和自责。
"你怎么把所有的书都要缴上去?"
"我怕……"
"怕什么?你究竟什么时候杀过人?你什么时候投过毒?你做过什么对不起革命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就不信世界上就没有个是非曲直了!自己把自己吓成这副样子!李门，你成了什么样儿啦!"
虽然身子已经很重，红云直挺挺地说话的姿势倒反而显得威风，像一个将军似的。
"你怎么会自我感觉这么良好?"惊魂乍定之后，李门问红云。
"人至少还得有常识。太邪门的事不要相信它。天下走到哪里也还得讲理，还得讲个真假。好人必有好报。我信这个。李门，你是个好人，你是个乖人，只有侯志谨那样的人才会别有用心地揪住你不放……"
"不要说他!不许说他!他和我远无仇近无冤，他帮助我也只能是对革命负责对我本人负责。我今后要挺起胸膛来做人，这一点我接受你的意见。但是那是说今后。过去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我自己已经检讨了多少次了。不能翻案，不敢翻案也不想翻案；翻案是死路一条!"
"好吧，就说是现在不好对大学里的事再说些什么，可你自己起码不要自觉理亏，不要哆哆嗦嗦。早晚有这一天，真的成不了假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
说完红云摇摇头。李门也摇摇头。他想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没有尝过被重点帮助--也就是被人家革了自己的命的滋味的人，没有尝过一个筋斗从天上摔到地下的滋味的人，又如何能体会他的苦衷呢?
李门的书被红云救了下来，不仅如此，红云还从别人上缴的科学技术类图书中搜罗了一大包，说是"暂借"给了李门。外边"破四旧"呀抄家呀斗地主出身的干部教师呀批"三家村"呀成立红卫兵呀闹得天翻地覆，李门却在家读书用功。不久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一来就把李门揪出来了。工作组的嗓门很大，群众听了李门的材料且信且疑、少信多疑，也没有对李门怎么着。但是李门已经埋怨红云不迭，不该那么轻狂，没事儿人似的。
没有一个月，突然又传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消息，说是工作组只整群众从而违背了运动的大方向，李门从此就没有人管了。别的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纷纷宣布"自己解放了自己"，头几天的"牛鬼蛇神"，转眼间变成了"红卫兵"，成了革命闯将革命的急先锋了，人们就是这样迫不及待地愿意去革人家的命而不愿意被人家革命，李门睹之而长太息。李门没有这么大胆子，他已经懂得被人家革命诚然不大好受，同时他也明白，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白白地去革人家的命而永远不被人家革命的好事不会永远属于你。革人之命者人恒革之，斗人者人恒斗之。准备革人之命者，必须有被人家革命的准备，没有此种准备最好不要轻易把自己的脑袋往革命先锋革命闯将的堆堆里扎。这样李门就继续蔫蔫地龟缩在房间里，侍候红云坐月子和读科学技术书籍。他没有成为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一员，没有什么派别也就不参加什么派别斗争。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他都比较平安，他得意于自己的龟缩政策，认为平安是谨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的结果。红云则认为平安的局面是早已预料到了的，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所谓问题，实为吓出来的心病，胆子一壮也就会好了，至少也就挺过去了。
同样一件事，两个人利益相同心愿相同思想感情都一致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分析，汲取了截然不同的经验教训，真是令人叹息不已。
红云一九六六年九月生下了个肥头大耳的儿子，她喜欢异常，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为孩子的生日喝酒祝贺。按照当地的习惯，刚出生没有起"官名"，只起了个小名叫"秃蛋"。满周岁这一天，红云当着众人宣布，她与孩子的爸爸给孩子正式命名为"坚强"，李坚强就这样正式来到了他们当中。与红云在一起，与坚强在一起，李门几乎忘记了世上还有烦恼的事情。
但是随着进入一九七○年，全面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展开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科室。他们看罢人事档案立即确定以李门为重点清理对象。他们不惜血本花了大量金钱，派遣好几名精悍人手去内地大城市外出调查。他们找到了当时已经担任G省科学院电子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侯志谨与他的妻子--G省科学院革委会政工组干事冯满满。两个人都证明李门确是自幼思想有问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起玩具手枪，瞄准首长发泄他的反动阶级仇恨。侯志谨说他本质如此，铁案如山，不容怀疑，但是在大学期间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尚好，最后还是接受了广大群众的批评帮助。鉴于他犯错误时年龄尚小，大学领导没有给他太严重的处理，而是宽大为怀，给了他很好的出路。
而冯满满的旁证材料是证明：一、李门确有幼时向首长举玩具手枪瞄准的行为，本人对此完全承认。二、一九五八年底"交心"补课时，K市大学曾经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做出了严肃沉痛的检讨。三、综合看来，李门在大学期间，在政治态度方面、遵守纪律方面以及道德作风方面尚无大问题，本人一直还是愿意革命的，群众关系尚好。
工人宣传队对于李门的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李门是阶级异己分子、潜在的反革命分子，理应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重新查处，否则，连这样早有前科的问题人物都不闻不问，请问，这里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怎么能揭开?另一种意见认为说下大天来毕竟是李门小时候的事，是玩具，不是真枪，过去上大学时批判过，也就可以了，再提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工人宣传队队长找他谈话。红云认为应该干脆趁这次谈话的机会把事情搞清楚，而李门认为这个年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好但求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翻案是没有门儿的事情，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只有一条路：低头认罪，彻底改造，不打先倒，已经倒了也就不劳再打了。这样，李门在谈话中就只有唯唯诺诺了。
这样谈话以后，虽然没有加重对于李门的处理，但是李门的问题更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了。
这些当然后来就都成了往事。一段时间，受过"迫害"呀什么的，还差不多成了佳话。由于李门的问题特殊，不是"右派"，不是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不是某一个集团某一次批判的产物，也就无法搭乘哪一辆大车改正平反恢复名誉。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作为个案，李门才领到了一纸平反决定，就是说，他终于不算是企图暗杀首长的潜在反革命了。
然后是一了百了，一通百通，芝麻开花节节高。李门青云直上，成了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人物了。甘为敬就愤愤不平地说过："他那算是什么迫害?我才是真正受过迫害呢!"人们听了也只是一笑。反正他们"受迫害"的事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看到的是这几位受过什么什么的人风头正健，红里透紫。
到了一九八三年，上级人事部门派干部考察组前来G省科学院考察第三梯队干部问题，电子研究所的民意测验结果是李门深孚众望，大得人心，一时李门将任所长之传闻不胫而走，已经有人开始拜访起"李所长"来了。他们当中有要房子的，有要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有想晋升职称的，等等。心慌意乱的李门听到人们冒冒失失叫他所长，在连声否认并作屁滚尿流之状的同时，也觉得"某长"云云，并非多么不好听乃至于颇有几分好听了。所长处长，宁有种乎?他很自然地想起自己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团委委员又是学生会主席又是三好五好来了。看来我的俗缘未断呀!他解嘲地一笑。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好容易在业务上有了点名堂，难道从此又是开不完的会议解不完的矛盾分不均的房子谈不完的话了么?他当年那点动不动找人谈话的技术与爱好，用来驯化红云未必成功，而最后自己却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制服了，难道现在又要重新派用场了么?这一套，现在人们可完全不买账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三梯队所长云云对于自己徒然是一种干扰了。
红云却十分积极。要干，就是要干。与其让那些个王八蛋官迷们，让那些个不学无术的奴才们，让那些个蝇营狗苟的蛆虫们去掌握一个研究所的权力，不如你先去顶掉他几个坏人再说!受了一辈子窝囊气，也该出一口气了。至于业务问题，就干三年，三年以后，死活咱们也要下来!半生坎坷，红云说起话来有时候也粗拙蛮硬起来了。李门只有叹息。
他实际上仍然是高兴多于困惑。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与红云一下喝了两瓶青岛啤酒，就着半斤炸花生米。他嘴里说着不不不，可是笑声嘹亮，为二十余年所未有。他讲到了周围同事一些庸俗的说法，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啦，什么他李门印堂发亮啦，什么青云直上将来科学院是"你们"的啦等等。说是庸俗，但是对于这庸俗他的情绪并不是厌烦而是嘻嘻哈哈。一边说话他一边时时想起舞蹈里的一种叫做旋子的动作，人可以跳得高高的好似要离开地面，好似要飞翔腾起，好似有用不完的精力。他要跳一个旋子呢!只是在笑了一阵子，在更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之后，他计算起自己的年龄来。他想起了镜子中自己的额头纹来了。他为之心惊。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在随波逐流在陷入一笔糊涂账中：今非昔比，他已经不愿意做那种领导，不愿意开那些个没完没了的会，谈那些个没完没了的话了呀。
笑完了，说完了，喝完了啤酒也吃光了花生米以后，他出自肺腑地说："没有什么意思呀!还是做点更实在的事吧。"
红云没有再兴奋，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人是很难免俗的。可俗，又是多没意思!出气也罢，争气也罢，时间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余地呢?"李门紧紧地抱住了红云，他的眼眶里，溢满着泪水。
这个时候出现了冯满满的请求。唉，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随便吧。各有各的命，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呀。
但是当李门应冯满满的要求，坚决把所长的职务让出来以后，关于他的"暗杀问题"又一下子传遍了全所。一个一贯与他比较亲近的并不年轻，但是是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助理研究员为这事专门找了他："是真的吗?他们说您小时候曾经企图暗杀首长，这是侯志谨说的，冯满满也说是真的呢，是真的么?"
李门没有回答。他反而更感觉到自己辞谢可能的所长的任命是做对了，他只是对着小个子助理研究员哈哈大笑，笑出了许多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