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极受曾国藩器重，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肃顺对他也“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门岂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土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门岂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颗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慈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控权实战：多一只手就多拎一个口袋
多一只手就多拎一个口袋，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古代有“狡兔三窟”之说，是说办事情要多路经营，要留有回旋的余地。曾国藩也深谙此道。他在建军初期，就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那就是即有湘军，又办淮军。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创立淮勇新军，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还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但咸丰帝立即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救援，曾国藩暂时无法实施。但曾国藩仍认为“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
1861年6月，曾国藩在湘军中组成了以黄翼升为统领的淮扬水师9营后，编练陆营淮勇的计划，便被提上议程。
招募淮勇是曾国藩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事。1859年初的招募皖北马队可以称为发轫之举；此后，在1860年8月议办淮扬水师时，曾国藩又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准备建立陆营以辅弼水师。
在李鸿章正式招募淮勇前，湘军系统已有3营“淮勇”，这3营分别为：一是马从震的震字营，马从震为桐城团练头目马三俊之子，其父1854年被太平军所杀，他于1860年3月到宿松投奔曾国藩，曾令其招募1营，号为淮勇，移师祁门后驻守榉根岭，不久即拨归左宗棠部入浙作战。二是张遇春的春字营，张为李鸿章旧部，1860年应李之召来祁门。三是李济元的济字营，李济元为1858年投降的皖南太平军将领，其部先作为团练随杨载福（岳斌）在建德一带作战，1860年7月由曾国藩选取500人，编为济字营。李鸿章募勇开始，曾国藩即将春、济两营拨归其统辖。
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于是坐镇安庆，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曾、李决定“创立淮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挈，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双方一拍即合，使得李鸿章招募淮勇十分顺利，多次在舒庐一带旧有团练中进行改编，而加以部勒营哨，即成新军。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
李鸿章所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惟勇实力单薄，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力。曾国藩为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8营，拨归淮军，作“赠嫁之资”。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13营，6500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曾国藩调拨给李鸿章的程学启（太平军叛将，后投靠湘军）、滕嗣林等营，这标志着湘军正式成军。
淮军的基本骨干，当以李鸿章所率援沪的陆师13营为主，此为淮军之根本。然而淮军援沪的陆师13营，并非李鸿章一手组成。首先，亲兵营2个营就并非是李鸿章的亲兵，而是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标亲兵为韩正国所统带，其源于湘军。其次，开字营系借自曾国荃的，为程学启所统带，本身也是湘军，只是营中多为两淮子弟而已。再次，林字营2营，为滕嗣林、腾嗣武统带、虽非湘军，却系薛焕在湖南招幕湘人而成。复次，熊字营，该营为陈飞熊统带，垣字营为马先槐统带，均系曾国藩在湖南所新招，后随同李鸿章援沪。
淮军建成后，就成了曾国藩势力的另一条腿，很快加入了镇压革命的行列。
并且，淮军的武器装备是晚清各支军队中，变化最大、最迅速的一支。淮军在1864年前后完成了第一次装备更新，尽弃冷器，实现了火器化。到80年代初又陆续完成了用后膛枪替代前膛枪的更新，而此时的湘军和练军仍保留着相当比例的冷兵器。到90年代初，淮军又开始了以连发枪取代单发枪的再次更新，在晚清，淮军始终以其装备最新最好而位居各军之首。
淮军是按照曾国藩湘军模式一手编练起来，在其衣钵传人李鸿章的统帅下，通过镇压太平军，与列强侵华工具常胜军既勾结又争夺，直至最终取代常胜军，成为能够凭他调遣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曾国藩“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意图。
后来，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决定裁湘留淮时，尽管曾李之间也有矛盾和分岐，但淮军仍成为“以济湘勇之穷”的一支后备力量。曾、李能够在晚清急剧动荡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完全靠的是有一支听命于己的军队。
■权经二：狐狸认为：只要有肉吃，不怕走远途
——多走蛇形线，既可达到目的，又可不易被人察觉，此谓“一举两得”。
人生境界越大越好。河以委蛇故能远。要成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都在此中产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则会成为愚蠢的固执。人生如此，事业也如此。曾国藩移师衡州，便属此举。
○控权实战：只弯不曲
曾国藩初到长沙团练的时候，按照皇帝的原旨只是让他至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要率领团练守卫地方。但是由于曾国藩为了实现像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要“成一劲旅”，即实质上的正规军的目标，以及他对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几多干预地方“公事”的蛮干之举。
其中一件事，就是开一新衙门——湖南审案局。曾国藩在办审案局期间，对地方不良分子实行严酷手段，下令不论是盗贼、土匪、游勇，捉一个杀一个。湖南百姓士子都知道长沙出了一个残忍酷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委员也表示不再干这份伤天害理之事了。但曾国藩见严刑酷法对待骚乱确有成效，于是还变本加厉，拟定“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的紫花官钤让团丁四处张贴，弄得长沙城及湖南全省一片恐怖。按他给咸丰帝的奏报，说他的“审案局”不满四个月就杀了137名，由他批示各县“就地正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远不止此数。这种做法虽然暂时得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赞同与支持，但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人们送给他“曾剃头”、“曾屠户”的浑号，表示对他的强烈愤恨。等到张亮基因太平军攻下武汉被调往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之缺，湖南巡抚由布政使潘铎署理，不久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陪，都由外处调来后，这三个人都不买曾国藩的帐，曾国藩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
发生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惰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随即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的事。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给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1853年9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自以为是，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困难重重，如果继续留在长沙，显然已是十分不利，他自己已明确地感到居人之室、借人之军难以立足，必须发愤练成自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成功的本钱。于是决定离开长沙，到衡州独辟山林。
关于曾国藩移师衡州，在他1853年10月写给他的老师吴文的信中也详细谈到此事，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动提军对塔军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董获同器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可谓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湘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下的兵卒于是打出旗帜，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州勇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哄，将来怎么能够抵御贼匪呢？因此决定依军法治罪肇事者。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交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弥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为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终于在衡州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厚望。
○控权实战：以迂为直
《水浒传》里宋江醉题反诗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犬伏爪牙忍受……”这几句诗，用来形容曾国藩有兵无饷，又没有实权时的情况，真是恰如其分！在事业尚未做大的时候，曾国藩真是内外交困，惨淡经营，有火气也无处发，只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处处求人。以至不得不做违背良心之事，这对一个理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太屈辱了！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得妥贴，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逢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