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的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咸丰十年（1860）和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三次参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筹商，都是商计借洋兵助平内乱的问题。而这三次的问题又不尽相同。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1860）商讨俄国使臣的水军助剿和洋船助运的提议；第二次是同治元年（1862）三月商讨江浙绅士的借兵请求和公使的助剿提议；而第三次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所商讨的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印度兵大举来中国的报告。当时在天津办理条约交涉的崇厚听到一个英国领事的非正式的表示，说洋将华尔在青浦、嘉定为太平军所败，于是津沪一些英国人有此大举复仇的声言。崇厚根据这种声言向清政府奏报，议政王大臣则根据崇厚的报告惶惶然讨论防范洋兵的准备。崇厚与那些王大臣显然主张不同，但对于情势缺乏判断，都认为外兵就要大举，则又正复相同。只有曾国藩受命与左宗棠、李鸿章会商之后的复奏，才作了正确的判断。
曾国藩的判断是没有印度兵大举的可能，但他要求向英国公使查询确实，并且预先作谢绝来兵的准备。这样的审慎周密与崇厚等的轻信张皇适成时照。至于他的判断的主要根据，就是认清了西方国家和战决策需要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而华尔的一次败辱不足以引起英国国民对外作战的情绪：“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是悬揣而知”。
他的奏折里准备了为英国指陈派兵无益的理由。但他绝不是依据单方的愿望，对英国作无效的说词，而是依据客观的分析，论定英国加入中国战场的复杂利害：“青嘉两城尤属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淞沪免无穷之扰，即英法省无穷之费……”
后来经过查实，全属子虚乌有。果然，这是清廷怕洋人闹出的笑话。
○玩权实战：“糊涂”不“糊涂”
早年的曾国藩是个很有性格、直言无忌的人，但历经多年的仕途坎坷后，他也有一个“浑”字诀，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关于决断是非，曾国藩如是说：
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有时也需要糊涂、有时也需要精明，关键在把握糊涂与精明的时机，如果把“难得糊涂”当做是一贯的信条，那他岂不成了一个真糊涂之人，未见有一个真糊涂之人还能有成大事者，如果对一个笨人、傻瓜也还跟他说“难得湖涂”，那么说此话之人必是一个十分阴险之人，企图通过使别人永远在糊涂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优势。古代象包拯、狄仁杰等那些执法如山的断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与正直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因此奉劝世人，“难得糊涂”切不可滥用。曾国藩说：
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我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
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
曾国藩所说的“难得糊涂”是说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因精明而遭受挫的情况下则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这在咸丰三年（1853）四月二十日给几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骄致败，贻误大局，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三十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边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宗棠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屈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致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想。
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屈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庸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馅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无讳，不邀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屈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向屈原那样志洁行芳的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任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了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影子，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又一面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人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床上，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至。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曾某人未免道埋太多矣。即日当专折辞谢，不敢当此重权。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十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给予他和他的诸位兄弟任何恩赏。
看了这些，能说曾国藩糊涂吗？
○玩权实战：见好就收罢——不可过圆
自古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闾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所以弓拉得太圆太满，就有折断的危险。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连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藩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