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第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棋跟败保最久，所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1．7万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年、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1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1万多人，约3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的估计，不会超过6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以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职两江总督任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让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辛，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大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躲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险自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权谋经要：“与李榕论勿自作聪明”
顷接朱云崖禀，请派统领以归节制而事权。因派朱与阁下统前帮十营。伏祈歉敬自持，以虚受人，至恳至嘱！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平日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无惰时矣。外间或自阁下好笼罩人，己所不知者，以言饣舌人使言之，人言未毕，则又以己意承接而引申之，好以聪明细绌人而不以至诚待人云云。国藩久闻此语，未便遽进箴规。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尺军中人小事件，殷殷请教于朱云崖，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
——引自《曾国藩书牍》
○名家圈点：糊涂刀，最锋利
曾国藩认为：
细思古人修身工夫，其成效特别显著的大约有四方面：慎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恭谨慎，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敬慕热爱；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禁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如此，内省而无愧，成以心泰。主敬，就是说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专一，端恭不懈，所以说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悦。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无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感应万物，所以神钦。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效验自然而至。我虽然年纪衰迈，但还想讲求此修身之功夫，以求得万一之效。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则揭示了另一种上的保藏内圣的处世法。这是指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蚊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其间从容行事。
人一生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有句成语“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不耍小聪明，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的内圣者是很多的。
历史上有名的内圣而忍让的故事，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屈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的内圣风度。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内圣，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修炼内圣之法，进而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人一定要虚心，心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而后才能做到真实无妄。所谓真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是因为他心中一定别有私见，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而后就制造谎言来欺骗世人。倘若他心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又何必欺骗世人呢？人之所以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存在其他私心杂念。在外表上、言行上所表现的是追求物欲的私心杂念驱使他去追求一切物欲。如果不能去掉追求物欲的私念，就不能不欺骗他追求德行的思想。所以，要做到诚实，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必须心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无任何私欲，也就达到了虚怀若谷，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当你读书时，就一心想着读书，心里不要存有见客的杂念，当你接待客人时，就一心接见客人，心里不要再想着读书的事。心中一有附着，就产生杂念。那些灵明的人就不会附着任何杂念，事情发生了，就顺应它，事情没有发生，就不要考虑它。正在做一件事情，就不要想着别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再也不要想着它，这就是所谓的虚心，也就是所谓的真诚了。
曾国藩认真研究《易经》，在细读《中孚》卦后，认为“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一定要虚心，没有任何私欲，而后才能做到真实无妄，也就是不欺骗。曾强调说，人之所以要欺骗他人，是因为他心中藏有不可告人、也不敢告人的私心杂念，于是就编造谎言来欺骗世人。为了使欺骗不露破绽，就编造更多的谎言，最后他就生活在自己所编造的诸多谎言中，恶性循环，无以自拔。他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问题的关键是他有私欲，有各种各样的企图或妄想，如果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么必然就会平和冷静，处事有分寸，也就不会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私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首，虚心是诸多善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