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操守乃为官之本，本言诸适自生。上天之善恶，惟在公私二字，成大事应以公为准则，为己即为私，一涉私为自身利害计，便善事，亦不能仰邀上天神明之鉴佑，何况其非善乎！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三曾国藩以品格的力量影响着后人，就是因为他既能做大事，又能传播思想，毛泽东这样称赞曾国藩道：“他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吾一生独服曾文正。”古人言，不以事小而不为，凡成大事者皆从小事开始。曾国藩凡事躬身践行，且行得端正，做得有影响有作用。正所谓“提起胆，放下心”，仔细观摩某人某事之奇异。
■权经一：看清对手的“痦子”
——“仔细观摩，防止对手出昏招”这是一句箴言！
人，洞察秋毫者明。一个人走向高位，便要担当大事，成就一番事业。但高处不胜寒，越往上前行，遇到的阻力越大，也随时有跌倒的可能。曾国藩欣赏王安石的“三不畏”精神，更是把王《游夜里禅山记》铭诵在心。曾国藩还认为，登上高位的人若免于跌倒，知人晓事最为重要。
○驾权实战：睁大眼球放进个天
曾国藩十分注意举荐人才，首先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观察军事也应如此。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对作为挽救晚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1851年他在给友人故大任的信中说：“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干上，而一切废置不问，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把治军与吏治并重，说：“细察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因此，曾国藩在战争期间每控制一个地区就治理一个地区，整顿吏治，恢复地方政权，力求把它建设成一个新的基地。1860年，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够选择贤才，一同前来，“安危得失均系于此。”他还举例说，湖北省城三次克复后，地方凋敝，与今日安庆相同，但因胡林翼罗致人才，多方培养，不数年间吏治渐振。
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说：“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而这些人才从何处得来呢？他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生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无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为求之”，所以，人才之有无全靠当权者之发现、培养及使用得当。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对此。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当政者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方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龚自珍曾仰天而叹：“我劝天分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想不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军，招之能战，战之能胜，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十分注意举荐人才，他对人才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选拔和推荐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他给曾国藩的印象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他都是不惮任用和举荐的。曾国藩具有世间所罕见的发现人才的物殊价值的本领，大至总督，小至营哨，他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的本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的人才的价值。《韩诗外传》说：“荐贤贤于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曾国藩并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谓“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言可适用于政治上的最高责任者；亦可适于负军事上的最高责任者。
知人之外，对于居高位者而言，晓事也十分重要。曾国藩对晓事讲了几层意思。一是洞悉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乱世、是兴世、是盛世、是衰世、是转世，时代不同，人不能用一种处世哲学去应付，曾国藩称为“境遇之事”，用今天的话就是把握时代脉膊。二是洞悉自己应处之事。在此，他提出不欺弊的观点，认为别人见低，你要见高，别人见近，你能见远。再者，不能上下阻隔，他说那样自己会蒙在鼓里，一旦事情出现就难以挽回。他在《复龙翰臣书》中指出了居高官的坏飞气足以败坏国家，败坏自己，他说：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姆句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目击此等风俗，盖已痛恨刺骨；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行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苛安无过，不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等全系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维护封建统治成败的关键。
一个人走向高位，但要担当大事，成就一番事业。但高处不胜寒，越往上前行，遇到的阻力越大，也随时有跌倒的可能。曾国藩很欣赏王安石的“三不畏”精神，更是把王的《游褒禅山记》铭诵在心。曾国藩还认为，登上高位的人若想免于跌倒，知人晓事最为重要。这就好比要弄清一粒芝麻的来源那样，相当重要而非多此一举。
■权经二：吃个蚱蜢也长肉
——常言道：不以事小而不为。就是“屁”大的东西也要耐心对待。曾国藩认为做事也是同样道理。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矣。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
○驾权实战：欲想变真龙，先做条好鱼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处。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采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是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敢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的事，不知，问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搞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民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战，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任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军，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已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我朝宣宗道光皇帝，临朝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始，阅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滞留。1849年。圣上身体欠佳，自夏至冬，仍带病治事，不趋简便。1850年2月25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咸丰皇帝也。盖以七十天子，重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是生前病重的那一刻。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给自己开脱吗？
曾国藩还从细微处做起，总结出成功人生应谨守的六个原则：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认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虽无痕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写信劝道：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章章有法。他对打败强敌，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桐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为熟铁，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讲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三百二十尊。以后陆续采购，大有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驾权实战：一粒之餐皆可食
曾国藩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设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土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人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一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六万串。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约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二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漳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省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这是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卫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对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则较为有保障。
按照曾国藩的思路，布置建军，固然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连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自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位与厚禄化作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种种关系和的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鑫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附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驾权实战：甩掉后面追赶的狼
曾国藩竭力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热情。这种主张是基于一个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判断：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呢？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些积极的人，即那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狂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狂者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