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西汉）司马迁
（一）
除了称“皇帝”之外，秦始皇还在称谓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如废除古代的谥法制度，避讳尊者之名，规定皇帝所用之物的形制和名称等。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始皇帝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在秦以前，民间皆以金玉为玺，上有龙虎兽钮，并没有很严格的等级划分。但自始皇帝以后，玉玺便成为皇帝的专用信物，臣民不得再以玉治印，也不得称玺了。
按照水德终数为六的说法，始皇帝为自己准备了所谓的“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传国玉玺”。
据《韩非子·和氏》记载，春秋时期的楚国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荆山）采玉时发现一只凤凰落在一块青石之上，他便将这块璞玉搬回都城，献给楚厉王。
楚厉王叫玉工前来辨识。不识货的玉工说那块璞玉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楚厉王大怒，说卞和犯了欺君之罪，便命人砍去了他的左脚。
后来，楚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献玉，玉工们又一次冤枉卞和。这一次，卞和又被砍去了右脚。
楚文王即位后，年老的卞和抱着这块玉在荆山下号啕大哭。楚文王知道来由后，叫人将卞和的石头剖开，果然雕琢出一块稀世宝玉，世称“和氏璧”。
楚威王时，楚国大将昭阳在灭亡越国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得赏“和氏璧”。有一次，昭阳出游赤山水潭，在潭畔高楼宴请宾客，拿出“和氏璧”来让众人鉴赏。突然，潭中跃起一条大鱼，足足一丈多长，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小鱼。众人觉得稀奇，都到水边看鱼，等到回到房间时却发现“和氏璧”不见了。昭阳怀疑是门人张仪偷的，对张仪严刑拷打，导致张仪背楚入魏，后来又到了秦国，成为楚国的死敌。
多年后，和氏璧突然出现在赵国的首都邯郸，并辗转落入赵惠文王的手里。秦昭襄王知道这件事后，就给赵惠文王写了封信，说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从而引出了一段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此后，“和氏璧”长期保存在赵国的宫廷中。秦军攻破邯郸之后，“和氏璧”便顺理成章地落入始皇帝的手中。
确定帝号之后，始皇帝便拿出这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命李斯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虫鸟篆字，又令玉工孙寿将字雕刻在玉上，制成了传国玉玺。后来，这块玉玺便成为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可惜的是，这块玉玺在传世过程中不知所踪了，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除玺印外，服饰也是标志天子等威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周天子地位日益低下，诸侯和卿大夫遂“奢僭益炽”，“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始皇帝攻灭六国、兼并天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便慢慢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标识等级，区分贵贱。
秦始皇所制订的冠服制度，基本是对前代冠服制度的继承。但有所不同的是，等级思想较以前更为森严。后世制度只是对秦制的照抄。在秦的冠服制度中，冕是最高级制的服制，与衮服配套，只有在正旦、冬至、圣节、祭社稷、祭先农、册拜大典时才能穿用。
通天冠则是皇帝的常服，冠高九寸，正竖，顶稍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类似这样的服饰，臣民是绝对不能穿用的。
除此之外，始皇帝还改定了历法，即确定一年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始皇帝根据《终始五德传》，认为秦是代周而有天下。而周人是秉五行中的火德而得到天下的，那么，秦代周就必然是水德，因为水能胜火。根据这一理论，始皇帝确定以正朔岁首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即十月为岁首。
始皇帝的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虽然难免有些让人发笑的成分，但它们在当时却使始皇帝在文化和法理上获得了统治天下的正统地位，对维护中华大地的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始皇帝对中华民族所做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取消了自周朝以来的分封制，而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之。
公元前221年的一天，始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国事。丞相王绾出列，向秦始皇建议说：
“启奏皇帝，诸侯新近才灭，燕、齐、楚的地方遥远，不在其地设置侯王，不足以镇抚这些地方，请分封皇子为王。”
分封制是西周普遍采用的一种基于宗法制的政治制度。根据分封制的规定，周天子居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这些诸侯的封号也是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再作为小宗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封爵也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则再作为小宗分封为士。西周的分封制并不是只封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也有机会分得领地。
如此一来，西周便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影响下，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各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天子在诸侯领地内并没有直接的权力，但诸侯必须定期向周天子朝贡，或者服劳、兵役等。
始皇帝听了王绾的建议，脸色微变，大声说道：
“将丞相的奏议发下去，让群臣讨论。”
西周的分封制在初期确实具有进步意义，对国家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相互攻伐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以说，分封制是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的根源之一。更何况，如果采取分封制，始皇帝的权力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由于史籍记载不详，现在已经无法知晓始皇帝的后宫究竟有多少妃嫔，也无法得知他具体有多少子嗣。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始皇帝至少有20多个儿子。除了嫡长子之外，如果将20多个儿子全部分封为诸侯的话，大秦帝国一半的领土都可能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届时，始皇帝面临的又将是一个新的战国。因此，当王绾提出让始皇帝分封诸皇子为诸侯时，始皇帝从内心是十分不情愿的。
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群臣大多认为王绾的建议是合适的，始皇帝应该分封众皇子。正当始皇帝要发火时，廷尉李斯站了出来。他向始皇帝说道：
“启奏皇帝，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很多子弟，然而到后来亲属关系都疏远了，众多诸侯也互相攻击起来，如同仇敌一般。结果，诸侯之间互相讨伐，甚至连天子也没有能力禁止。如今海内统一，皆为郡县，对皇子和功臣，国家如果用赋税来重赏他们的话，就很容易控制，这样天下也就不会再存有二心了。臣以为，这才是安宁国家的方略。再设置诸侯对国家是不利的。”
始皇帝听了李斯的话，赞誉说：
“爱卿所言甚合朕意。天下百姓被无休止的战争所苦已经很久了，这正是因为有侯王存在的缘故。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朕总算平定天下，使百姓从此免于战乱之苦。如果再重新立国，岂不又要树立兵祸？如此一来，想要天下安宁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廷尉的意见是对的，请众爱卿不要再提分封之事了。”
始皇帝取消分封制，其主观上到底是为了独掌大权，还是为了天下的安宁，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所采取的举措确实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三）
在李斯的建议下，始皇帝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统治机制，使大秦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
秦国的郡县制是商鞅变法以后确立的。不过，商鞅的郡县制还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这时只有县、乡两级。到秦惠文王时，由于兼并四邻，土地日益扩大，因而设郡，建立了郡县乡三级。
到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大秦帝国的土地空前广大，原先的郡、县、乡三级行政机构已经无法满足统治的需要了。于是，始皇帝便命令各级行政机构按照口、土地等情况在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亭属于同一级行政机构，里从严格意义上将并不是一级行政机构，而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村，是百姓的自治组织。
始皇帝实行的郡县制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巨大。我国今日实行的省、县、镇（乡）三级行政机构，便是从秦朝的郡县制脱胎而来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帝根据各地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将天下划分为36郡。
在地方的行政机构中，郡设郡守，治理地方事务；设郡尉管掌军事；设监御史监督地方官的执政情况。县设县令治理地方事务，乡有三老掌教化，亭有亭长，里有里宰。另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又设置了多种佐助僚属官吏，从而建成了庞大的郡县制的社会官僚机构。
下一级行政长官要向上一级行政长官负责，郡守则直接向中央政府，即朝廷负责。朝廷是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朝”是指宫内皇帝朝见百官、商议并决定国家大事的朝堂；廷是指宫外国家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机关，也称为外廷。朝廷的首脑是皇帝，他凌驾于法律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国家一切事务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的道理。
直接隶属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即所谓“外廷”，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其最高长官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秦帝国设置左右两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文官之首，是中央政府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家日常的一切行政事务。由于李斯在建立郡县制等方面功勋卓著，始皇帝便任命他为帝国丞相。
太尉为武官之长，是中央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家日常的一切军事事务，战时拥有领兵作战的权力，但调兵权则直接归属于皇帝。
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百官，“掌副丞相”，又“掌图籍秘书”，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往往比丞相、太尉拥有更大的实权。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直接对皇帝负责，位在皇帝一人之下，居百官之上，合称“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部”，分别受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领导，并直接听命于皇帝。
从此之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便在中华大地上确立了。
从有效地行使国家职能的角度来看，大秦帝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乃至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都是有所贡献的，堪称是一个时代性的里程碑。
（四）
秦始皇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始皇帝便颁发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诏书。“车同轨”、“舆六尺”便是其中的内容之一。
“一法度衡石丈尺”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统一度量衡。在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重量、长度等单位并不统一，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规定。这无疑给各地的经济交流与发展带来了障碍。秦统一天下后，币制和度量衡的混乱状况更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不久便下达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法令。法令规定：用方孔的半两圆钱取代以往一切形制的铜币，使方孔圆钱成为流通领域中的唯一一种铜币形制。
秦始皇统一货币的这一行为，消除了秦帝国各地区之间在币制上存在着的严重不统一状况，减少了货币流通中的不必要换算，为货币的使用提供了方便，对于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无疑是一件有利的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大秦帝国发行的方孔圆钱便于用绳子穿起来携带，比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发行的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更易于携带，也更加实用。从此，方孔圆钱便为后世所沿用，足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时间。直到清朝灭亡之后，这种铜质制钱才退出历史舞台。
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前，各国的度量衡在名称、计量单位和进位制上也不一致，甚至一国之内也存在多种计算方法。在战国七雄之中，唯有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在国内进行了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对度量衡器的标准有了统一的法律规定。
当时，秦国的度量衡是相对统一的。在度制方面，以寸、尺、丈、引为单位，其进位制度是十进位制，10寸为1尺，10尺为1丈，10丈为1引。在量制方面，以龠、合、升、斗、桶（斛）为单位，基本上是十进位制，即2龠为1合，10合为1升，10升为1斗，10斗为1桶（斛）。在衡制方面，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其进位制是：24铢等于1两；16两等于1斤；30斤等于1钧；4均等于1石。
今天看来，秦国的度量衡也有很大的缺陷，但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通过颁发诏书的形式，下令将秦国的度量衡制在大秦帝国全境之内推行，废除山东六国原有的所有度量衡器。度量衡的统一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各地的经济交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车同轨”是指统一车辆的规格和官道的宽度。“轨”是指车两轮之间的距离。战国时代的车轨距离并不统一，各诸侯国对“轨”的长短也都有自己的规定。秦帝国以法令规定车辆两轮之间的距离以6尺为度，这就使通行在秦帝国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在车宽上有了统一的规定。始皇帝还命人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可以直通全国各地。
“书同文字”是指统一文字。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乃至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文字形体上的差异都很大，即所谓“文字异形”。同一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便有不同的写法，这非常不利于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此，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便下令废除原先东方六国的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小篆”。
小篆是由“大篆”（又称“籀文”）演化而来的。同大篆相比，小篆在形体上更加整齐和定形化，线条简单而均匀，在写法上也不像大篆那样繁复，同时又减少了许多异体字。总之，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六国文字比大篆还难认，缺乏规律。可见，战国末年秦国的小篆可算得上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字了。
为在秦帝国特别是原山东六国推行统一的文字，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统一文字的标准范本，赋予这三种标准文字范本以法规上的效力。
李斯等人所书写的标准文字的字体，实际上也是对秦国早已通行的小篆文字进行了一次整理与规范。这种经过整理、规范后的小篆比大篆简易很多，比六国文字更容易书写与辨认，方便了各地的文化交流。
由此可见，始皇帝在经济、文化上进行的这些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统一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