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到煽动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境界也时有不高，有一种讲法是至少在运笔的瞬间要“升华”到高境界来。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据说是这样。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读者更真、更善、更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或者认为理想已经实现，现实即是理想，那就是赞美新的现实今天的现实与批判旧的现实昨天的现实的激情。作品有着一种光辉，要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人间，那是作者的深思与人格力量，也是时代的“制高点”所发射出来的光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做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灵魂的蛀虫）；点燃自己的心，照亮前进道路上的黑暗与荆棘……等等，这些话我们不但耳熟能详也身体力行。尽管对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们的作家意见未必一致，但都自以为是，努力做到一种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在读者当中，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无近年来的政治附加含义）形象，高出读者一头的形象。当然也有许多人努了半天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牵强地、装模作样地、乃至做伪地也摆出了这样的架势。
当然，在老一辈的作家当中也有一些温柔的叙述者，平和的见证者，优雅的观赏者。比如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乃至部分的谢冰心。但他们至少也相当有意识地强调着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温馨、教养和洁净；哪怕不是志士与先锋直到精美的文学，至少也是绅士与淑女的文学。
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分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然而这样的文学出现了，而且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几年，在纯文学作品发行疲软的时刻，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越来越“火”了起来。对于我们这些天降或自降大任的作家来说，他实在是一个顽童。他的名言“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中则有许多是作家”（大意）广为流传。他的另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当他的一个人物津津有味地表白自己“像我这样诡计多端的人……”的时候，他完全消解了“诡计多端”四个字的贬义，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卖弄和咀嚼。而当他的另一个人物问自己“是不是有点悲壮”的时候，这里的悲壮不再具有褒义，它实在是一个谑而不虐或谑而近虐（对那些时时摆出一副悲壮面孔的人来说）的笑话。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的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他的小说的题目《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顽主》《我是你爸爸》以及电视剧题目《爱你没商量》，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查，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他指出“每个行当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冲动”，他宣称“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他明确地说：“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
当然，他就是王朔。他不过三十三四岁，他一九七八年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他参加并领衔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许多书店也包括书摊上摆着他的作品，经营书刊的摊贩把写有他的名字的招贴悬挂起来，引人注目，招揽顾客。而且——这一点并非不重要，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我们的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工团剧团的专业作家队伍中没有他的名字，对于我们的仍然是很可爱的铁饭碗铁交椅体制来说，他是一个零。一面是群众以及某些传播媒介的自发的对他的宣传，一面是时而传出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一些不断地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惊人的反思、发出严正的警告、声称要给文艺这个重灾区救灾的自以为是掌舵掌盘的人士面对小小的火火的王朔，夸也不是批也不是，轻也不是重也不是，盯着他不是闭上眼也不是，颇显出了几分尴尬。
这本身，已经显示了王朔的作用与意义了。
在王朔的初期的一些作品中，确实流露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的主人公，甚至对什么是已经发生或确实发生的，什么是仅仅在幻想中出现而不曾发生的也分不清了。对于他来说，人生的实在性已经是可疑的了，遑论文学？已经有人著文批评王朔故作潇洒了。因为他更多地喜欢用一种满不在乎绝不认真的口气谈论自己的创作：“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之类。“玩”当然不是一个很科学很准确更不是一个很有全面概括力的字眼。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唬唬，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着、悲愤的装神弄鬼。他的一个人物说：
我一点也不感动……类似的话我……听过不下一千遍……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动物凶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