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刘邦率兵攻破函谷关，入咸阳，灭了秦朝。他进入秦朝皇宫，见宫室帷富丽堂皇，美女珍宝不计其数，于是流连忘返，想留在宫中，享受一下做皇帝的快乐。跟随刘邦出身草莽的樊哙，知此，气冲冲地责问：“沛公，你是想得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此室中所有，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沛公赶快回霸上，千万别留在宫中。“刘邦听了，大为反感，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不予理睬。不一会儿，张良也来对刘邦说：“只因秦王贪暴，不得人心，你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我们既然为天下除去暴君，理应以俭朴为本，现在刚进咸阳，若又像秦王一样享乐，岂不等于助纣为虚？况且！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您能听从樊哙的劝说。”他们终于说服刘邦还军霸上，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
张良与樊哙同为批评刘邦，但因两人说话的方式不同，而效果也大相径庭。刘邦率先破秦入关，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之时，逆耳忠言是很难听进去的。而出身草莽的樊哙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一阵反诘中含讥讽，令刘邦反感，故而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而张良的批评则从分析秦为何灭亡和刘邦为何得胜入手，然后总结说明贪图享乐的后果，最后再肯定了樊哙意见的合理性。张良的分析恰到好处地扣住了刘邦的心理状况，强调刘邦所关心的成败问题，再加上语气委婉动听，虽是批评意见，刘邦也欣然接受。
《说苑·正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吴准备攻打楚国，他知道这个计划会遭到很多大臣们的反对，于是对左右的人说：“谁要是对我攻打楚国发表反对意见，我就让他去死。”因此很多大臣都不敢来指出这个计划的错误：攻打楚国会给吴国带来很大危害，吴王的宫廷近侍少孺子为了劝谏吴王，想了一个办法。
一天，吴王早朝时发现少孺子浑身湿漉漉的，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少孺子说：“我带了弹弓，在后花园闲逛，想打点飞鸟。突然我发现了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情：一只蝉在树上凄厉地鸣叫，喝着露水。蝉不知道有一只螳螂正在它的下方悄悄地向上爬，正想把它作为自己的早餐呢！那螳螂伏屈着身子，张着足爪，沿着浓密的枝条，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蝉。可螳哪里知道，这时有一只黄雀正藏在不远的一根树枝上，正要展翅飞来啄那只螳螂！黄雀伸着脖子以为很快就可以将螳螂吃到嘴里，哪里会想到这时我正用弹弓瞄准它，它也完蛋了！这三个小东西，都是只顾前，不顾后，它们的处境真是太危险了！……而我呢，则因为看到这么精彩的场面，时间久了，让露水把衣服都沾湿了！”吴王听了少孺子的话，心中猛然警醒，同时也明白了少孺子的一番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放弃攻楚的计划。
少孺子本来就是要批评吴王错误的计划，但鉴于吴王的威严和其下的命令，不能直接进行批评，于是连用三种动物，比喻其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知祸害就在后面，从而使吴王醒悟，接受了他的批评。
正是因为少孺子懂批评的艺术，将批评意见寓于故事中，才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又进了忠言，可见恰到好处地运用批评之言，是能否达到批评效果的决定要素。
避免受到猜疑
要想得到领导的信任和提友，就一定要避免受到猜疑。特别是当我们的能力和影响已经超过领导时，这一点就更为重要。
作为历史上最著名冤案之一的主角，宋朝的岳飞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岳飞天生好学，其后贵为大将，仍然治学不倦，所以在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作品如《满江红》之类，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然而，学问好并不一定是好事，正因为岳飞好学而且学问好，宋高宗就开始猜忌起来了。
这也并不完全是高宗心胸狭小，而是赵宋皇朝的立家祖训使然。
在宋代，为了避免重蹈唐代军阀割据的覆辙，实行文武分途的方法来消除下级势力坐力。文臣有知识而不能带兵，武臣能打仗而没有知识。以文臣治民，武臣带兵；又以文臣节制武臣，武臣协助文臣。不仅分工合作，用得其宜，而且可以互相牵制，无论文臣武臣都不敢造反，也不能造反了。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的武将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有知识，越得朝廷的信任。像宋太祖时的党进，目不识丁，言语举动，非常粗鲁可笑，太祖却很优容他，重用，原因就在他没有知识。
而岳飞这样一个武将，居然有与文臣一样的知识，这岂不使文武分途的办法失去效用？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武将，其对政权的威胁可想而知。
王夫之说岳飞接近士大夫为他死因，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岳飞还颇得军心。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公平分配给他的部下，丝毫不以为私有。他虽然治军很严，但对一般将士的生活很关切，经常亲自为兵士调药。他手下的将领到远地驻防时，他常遣自己的夫人到将领家中慰问。部下有战死的，他不仅为之痛哭，并抚育牺牲者的遗孤，还让自己的儿子娶牺牲者的女儿。
因此，他和部下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所率领的部队也有了“岳家军”之称。打起仗来，真是万众一心，绝无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毛病。
金人闻风丧胆，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岳家军这个名称，却不是宋高宗所愿听的。岳飞越得军心，越令宋高宗猜疑。军队以统将之姓为称，岂不成为统将私人的军队？这个统将岂不随时有被他的部下拥立的可能？
顶头领导宋高宗已经在这样想，岳飞还能保全自己吗？
不仅如此，岳飞还提出一个令高宗如坐针毡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直捣黄龙当然可以，但是要真把二圣接了回来，高宗这个皇帝去干什么呢？岳飞没有想到，迎不迎二圣本来就是赵家的家务事，他不应该管，更不应该去提。
这还不算完，岳飞一边在前方打仗，一边还天天关心皇位的继承人问题，一个劲劝高宗赶快立太子。这又碰到了高宗的痛处。宋高宗处于南宋草创之际，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不断受到威胁，对大臣顾虑危疑，对不断干涉自己家事的岳飞，更是不能兼容的。
岳飞的牺牲，既是岳飞的悲哀，也是整个封建时代正直君子的悲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如何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呢？
有些领导遇到比自己能力强的部下时，就会感到很不高兴，只有部下永远比自己差一截，才会有一种“武大郎开店”的成就感：他们只提拔能力比自己低的部下。然而，一旦发现部下的能力可能高于自己时，立刻会坐立不安，甚至会对部下施加压力。
当我们的才能高于领导时，更要避免锋芒毕露，以免引发领导的猜疑。
让领导以你为友
春秋时，晏婴、田穰苴和梁丘据是齐景公最为信任的三位大臣。
一天，齐景公半夜宴饮，喝到中间，感到自斟自饮不如与人共乐，一时兴起，就命人搬起酒席，到晏子家去。
晏子听说齐景公驾临，急忙穿上正式的朝服，手里准备好上朝用的报告书，在门口迎候景公。齐景公还没有下车，晏子就走上去问是否有什么国家大事。
齐景公笑着说：“今晚明月当空，我想和你一起享受这美酒佳肴，欣赏一下优美的音乐。”晏子听了以后回答说：“政治外交之类的事情，我很愿意参与。可陪您喝酒的人，您身边一定不少，我就不参加了吧。”
于是，景公悻悻地把酒宴移到了田穰宜家。田穰苴披甲执戟，站在大门口迎候。一见景公的车队到来，马上迎上去问景公：“是不是有外敌入侵，是不是国内什么叛乱？”景公解释说只是想和他一起共饮同乐，但是田穰苴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景公在晏子和田穰苴两个人那儿讨了没趣，于是又把酒席搬到宠臣梁丘据家。来到梁家门口一看，梁左手操瑟，右手提竽，一边唱着歌一边迎上来。景公慨叹说：“今天晚上我喝酒真快乐。没有晏子和司马（即田穰苴，被封为大司马），谁为我保卫国家呢？可是如果没有梁丘据，谁能陪我一起享受人生的快乐呢？”
自古以来，最常与老板一起享乐的人，往往不是那些为团体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而是那些能够让领导视为朋友的人。梁丘据文不能折冲樽俎，武不能出征作战，却能和晏子与司马穰苴一样得到景公的信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
任何都不能否认，人类是个权力本位的种群，谁掌握了权柄，谁便立即能主宰其他人的命运。所谓“普天之天，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形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时至今日，虽然皇帝已经不复存在，但领导还在。
领导是一个单位的首领和核心人物，是行动的指挥调度中心，也是决定单位里面每个人位置的关键力量。对于我们，领导可能有许许多多的看法，可能十分青睐，也可能不屑一顾；可能视自己为朋友，也可能视自己为对手。
要让领导把我们当朋友，既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也要在个人交往中谦虚一些。个性张扬并不是缺点，但是如果发展为对领导的合理化建议满不在乎，昂着高贵的头我行我素，一副“只要我工作做得好，领导能奈我何”的样子，那就很危险了。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细节。领导毕竟是我们的领导，他对我们的看法是好是坏，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与命运。很多时候，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我们就快要GAMEOVER了。有本事我们就马上换地方，别等着人家来修理我们，不然我们就只好死牛任人剥了。
我们可能觉得与领导的个人交往有奉迎之嫌，并且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但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实；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
因此，要想在单位里出人头地，必须得到领导的赏识与信任，让他赞赏我们的能力，认可我们的为人处世方式，让领导把我们当成朋友。领导愿意让我们呆在他的手下，印象就不会差。这就为与领导建立良好工作关系打下了基础。
为此，我们不要急于表现自己，而是要耐心寻找领导的特点，以他喜欢的方式进行交往。如果能与领导相处愉快的话，事业上一定能纲举目张，事半功倍，进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可以说，这对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百利而无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