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译】得人者得天下，汉代刘邦用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终于成就大业。著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过：你可以拿走我的全部财产，但只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5年之内我就能把所有失去的财产赚回来。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何事”的问题，而是“何人”的问题。唐太宗就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用人之道很奥妙，关键在于“不拘一格”四个字。每个人都是天才，既要用其长，也可以用其短。日本的川口寅三在《发明学》一书中提出了“善用缺点”的主张，并强调说：“甚至可以认为，人类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与能否巧用缺点有关。”
美国柯达公司在制造感光材料时，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但视力正常的人一进入暗室，犹如司机驾驶着失控的车辆一样不知所措。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建议：盲人习惯于在黑暗中生活，如果让盲人来干这种工作，定能提高工作效率。于是，柯达公司经理下令：将暗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成盲人。
【原典】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王氏曰：“富起于勤俭，时未至，而可预办。谨身节用，营运生财之道，其家必富，不失其所。贫生于怠情，好奢纵欲，不务其本，家道必贫，失其时也。”
【解译】时机对于事业的成败很重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才能保证事有所成。错过了时机，再好的项目也不会成功。比如说农业生产，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要在春天适时播种，秋天才会有收获，生活才会富足；如果延误了农时，春天该种的没有种下去，秋天就只能收获一些杂草了。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由一系列内外时机造就的，没有这些机会，再有才华也只能“空悲切”了。比如说汉代张良这个人物，秦朝末年的社会动荡给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怪老头传他一部《素书》，让他有机会提升自己内在的修为，恐怕也难以成功。
再比如，就科学而言，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可能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如果爱迪生不是生在他那个时代，而是早生500年，那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学发明。爱因斯坦如果出生在唐朝那个时期，也不会想到相对论。
所以，凡事所成皆有其必然性，但由谁来成就这个必然性却是偶然的。居里夫人说得好：“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一个人的成功有偶然的机会，但偶然机会的被发现、被抓住与被充分利用，却又绝不是偶然的。
【原典】上无常操，下多疑心。
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王氏曰：“喜怒不常，言无诚信；心不忠正，赏罚不明。所行无定准之法，语言无忠信之诚。人生疑怨，事业难成。”
【解译】为官之道，重在沉稳，遇事不慌张，处事要慎重，说话要有信，举止要得体。古代的官员要学八字步，重在一个稳字上，这就叫官样。而那些急功近利、遇事先乱、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领导，常常给人不可靠、不可信的感觉，下属也会常常猜测领导的意图，久之必生疑心。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看他做成了多大的事，而最终要看他个人的修为究竟有多高，是否可被人学习、借鉴。许多人尽管做出了一些成就，但由于修为所限，不论是才华、操守、道德都不足为人所道，这种人也不能算成功。比如说，五代时期的冯道，尽管做过五朝宰相，也做过不少好事，但就是由于他操守有亏，在历史上很少被人提起，更没有人说他是成功的人生。
而在个人的修为上，最重要的就是稳重，始终保持住内心的平静，不为外力所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要达到了这个境界，无论是谁都是成功的人生。
在大哲学家老子的眼中，沉稳、慎重同样是个人修为的重要标准。他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泰然处世，清静无为，才是做人的根本。
【原典】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
王氏曰：“承应君王，当志诚恭敬；若生轻慢，必受其责。安抚士民，可施深恩、厚惠；傲慢于人，必招其怨。轻蔑于上，自得其罪；欺罔于人，必不相亲。”
【解译】一个有序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规范促成的，尊重上级，亲爱下级，就是整个社会秩序当中的一环，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轻则获罪，重则丧命。
人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痛恨皇帝在大功告成后，屠杀功臣，而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叹。但孰不知许多大臣在成功名就之后，功高震主，甚至居功轻慢，结果犯了“轻上生罪”这一条，而最终被杀。汉代的刘邦本来定下“异姓不可为王”的规定，但韩信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却逼刘邦封他为王，直接挑战领导的权威。虽然刘邦从大局考虑满足了韩信的愿望，但是怀恨在心，最后还是将他杀了。
我们在高级灵长类动物世界，常常会看到相互之间梳理毛发，在生物学上这就叫“理序”，通过梳理毛发来确定每个猴子在族群中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动物的群居性越强，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越复杂，而“秩序”的作用也就越大。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甚至对一个单位而言，“秩序”是稳定的基石，是一个单位凝聚的根本。尽管有时候这种“秩序”并不合理，需要不断地改进，但也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骤然间的变动，就是革命。而革命的代价，一般都难以承受。
【原典】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
王氏曰：“君不圣明，礼衰、法乱；臣不匡政，其国危亡。君王不能修德行政，大臣无谨慎之心；公卿失尊敬之礼，边起轻慢之心。近不奉王命，远不尊朝廷；君上者，须要知之。”
【解译】一个公司的总裁并不信任他的副总，用而疑之，这就叫“近臣不重”。这样的副总，在他所管理的部门中就没有威信，中层领导也看不起他，这就叫“远臣轻之”。
原来的皇帝派大臣下基层办事时，总是授以“钦差大臣”的名号，就是要加强下派干部的权威性，形成震慑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最高层的决策，不可能由最高领导亲自完成，必须层层负责，层层贯彻，才能形成合力。
三国刘备有了诸葛亮以后，基本上不具体管事，一切权力都下放，甚至在两个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与诸葛亮闹意见时，也能维护诸葛亮的权威，这才有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了“推恩令”，即将各诸侯王的封地再进行分封，就是将大国化小，小国化无，以此来削弱侯王的势力。因此，他受汉武帝的重用，做到了中大夫的官职，但诸侯王却将他恨之入骨，但没有办法。等到主父偃失宠之时，各大臣纷纷落井下石，淮南王刘长说：“去掉主父偃易如反掌。”果然，不久之后，汉武帝将他族诛。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洨孔车一人埋葬了他。
【原典】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注曰：“暗也。明也。”
王氏曰：“自起疑心，不信忠直良言，是为昏暗；己若诚信，必不疑于贤人，是为聪明。”
【解译】凡是总怀疑别人的人，是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相反，凡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一般也不会怀疑别人。
在历史上，最怀疑臣下的王朝可能就是明朝。明代各朝皇帝，总是疑神疑鬼，对谁都不放心，被冤杀的大臣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表明，朝代的朱姓皇帝家族可能存在一种精神方面的遗传病。这种病导致明代皇族有种病态的心理，怀疑一切人、一切事。
每个人都是一个宝库，而自信是挖掘这一宝库的唯一工具，只要充分相信自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原先患有口吃病，幼年结巴，语音微弱，演说时常被人喝倒彩。他始终对自己信心百倍，为了克服疾病，每天清晨口含小石子，呼喊练习，终于成为口若悬河，辩驳纵横的演说家。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著作蜚声海内外。但又有谁知道，她幼年因病造成又聋又瞎，是个残疾人。但她自信自强，14岁攻克多种外语，通晓德、法、古罗马、希腊文学。20岁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
自信的人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目光看待世界、看待别人，唯有自信者方可成功。
【原典】枉士无正友。
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是也。”
王氏曰：“谄曲、奸邪之人，必无志诚之友。”
【解译】枉的本义是弯曲或者不正，所以《说文》里说：“枉，邪曲也。”枉士指的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里，不会有正直之士，或者志诚之友。
古希腊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说：“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中国也有类似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似的事物总是会聚到一起，心性相似的人也最终会走到一起。人际交往中，最关键的不是性格，而是品德。三国时期的刘关张，性格相差很大，但相似的人品，使他们桃园结义。
唐代中期有位大臣名叫李逢吉，此人就属于“枉士”，史书说他“性忌刻，险谲多端”，看来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在他当政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而这张网中的人，几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号称“八关十六子”。凡是有求于李逢吉的人，必须首先向这些人行贿，只要钱给的足，没有办不了的事。
【原典】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王氏曰：“不仁无道之君，下无直谏之士。士无良友，不能立身；君无贤相，必遭危亡。”
【解译】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一个单位风气的养成，主要看领导的品德。如果领导好大喜功，整个单位就会弥漫严重的夸夸其谈的作风。这就叫“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从前，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绝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绝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农服，吃起糙米饭来。
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惟恐腰肥体胖，失去宠信，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改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时间久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起来。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
现在看到的唐代绘画或者壁画中，女士都是肥美的，几乎可以成为唐代人的审美标准。然而，唐代早期的绘画中女性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十分的清秀。原来这一风气源于唐代风流皇帝唐玄宗爱上了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杨玉环的体态非常丰满，有人用“丰肥浓丽、热烈放姿”几个字来概括。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唐代的审美标准因此而变，留下了许多姿态万千、装束大胆、乐观向上的胖美人形象。
【原典】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王氏曰：“谗人当权，恃奸邪害忠良，其国必危。君子在野，无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贤明之士，辅君行政，岂有危亡之患？纵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难以匡政、直言。君不圣明，其政必乱。”
【解译】盗匪横行之世，一定是社会动荡之时。一个混乱的公司，人人皆有小人之嫌。时势迫人，人们只能因时而动，因势而为。
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善者，可为什么人世还有百态呢？完全是因为大小环境造成的。善根就如同一颗种子，放到不同的土壤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可以是顺利成长，也有的会发生扭曲，一切视种子所处的环境。即使在同一个大环境中，每个种子各自的小环境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所以天下没有一模一样的两颗树。
有人说人性是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好与坏，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我们的内心有种融于社会与环境的渴望，于是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改变后的自己。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人性大变，并非人性本恶，环境使然。
【原典】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王氏曰：“若要治国安民，必得贤臣良相。如周公摄正辅佐成王，或梳头、吃饭其间，闻有宾至，三遍握发，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国家大事，如周公忧国、爱贤，好名至今传说。
聚人必须恩义，养贤必以重禄；恩义聚人，遇危难舍命相报。重禄养贤，辄国事必行中正。如孟尝君养三千客，内有鸡鸣狗盗者，皆恭养、敬重。于他后遇患难，猪盗秦国孤裘，鸡鸣函谷关下，身得免难，还于本国。孟尝君能养贤，至今传说。”
【解译】凡过分自恋、自爱者，胸中必无别人。“爱人”是一种胸怀，大的方面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小的方面讲是使身边的人获得成功的责任感。唯有“爱人”者能有大志向，必欲成其事而利于民。“爱人”越深，成就事业的动力也就越大。
而凡谋事者，必先谋于人，光杆司令不能包打天下。而凡用人者，必将厚养之，高官厚禄为养，放权使能为养，恩义聚人亦为养。用而不养，养而不厚，上下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