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一个持续10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将领，或按照英文称作军阀的就有100余人。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尽管外国政府也认可这个政府，但政府所控制的也仅仅是在北京军阀炮火所能威慑的范围内。
军阀混战，小到磨擦，大到大规模血战，总在不断发生。除了一些大型内战涉及到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外，其余的绝大部分也只是为扩大势力范围或保护自己的控制区。有些军阀在自己势力范围区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管理，甚至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而许多军阀却只知道对百姓进行巧取豪夺，以补充军队的给养，维持战争。
与此同时，军阀及其追随者们还中饱私囊。他们大肆掠夺农民的牲畜、粮食，而败军逃亡时更像强盗一般，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在军阀混战时期，总体说来，中国人是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罪恶深渊之中。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的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11点半召开了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6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释放蒋介石。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了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蒋介石却并不愿意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此后，日本军加速了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7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宛平（今并入北京）卢沟桥制造事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作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全国启动，一致抗日：“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声讨日本侵略军。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寇进攻。同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等部四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二十九军作战。
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11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兵，并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其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分别从辽宁公主岭（今属吉林）、河北古北口（今属北京）向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集结；第二十师由朝鲜经山海关进入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六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锦州，高炮、装甲等特种部队开赴华北；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主力集结于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10万人。15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制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要求参战部队于20日前集结完毕。
第二十九军与冀察当局上层领导认为日军行动是地方事件，幻想用和平方式解决。虽然于16日下达确保北平的作战预备命令，但却没有具体的部署和战备行动；而且抵制孙连仲等部北上支援，企图保住第二十九军在冀察的地盘，维持华北现状。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和平已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
惨痛的损失：7月26日，日军在航空兵与装甲部队配合下攻占廊坊，守军向武清转移。北仓、杨村、落垡诸车站亦被日军占领。当晚，日军中国驻屯军第二团袭击了北平广安门驻军独立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九团。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城内和西郊的第三十七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尔后向保定方向撤离；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2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令原准备撤防的第三十七师迅速进入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第一三二师速至南苑集结，以该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向作战总指挥，催促孙连仲等部北上抗日。此时，南苑驻军有第三十八、第一三二师各一部及特务旅等共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7000余人。当晚，赵登禹到达南苑，所部主力尚在涿县（今涿州）途中，南苑防御部署未及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28日清晨，日军向北平市郊发动总攻，以第二十师的主力配重炮40门，在坦克部队和炮兵掩护下，对南苑展开攻击。日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促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但由于日军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1时，战死约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失守。
北平、天津沦陷：同一天，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在飞机的配合下，猛烈向北郊中国守军进攻，占领沙河、清河镇等地。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与第三十八师一部也向日军反击，一度收复丰台、廊坊，后在日军反扑下，再次失守。宋哲元奉命令所部当晚向保定方向撤退，北平陷落。29日，驻天津第三十八师一部与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军驻津机关及租界发起进攻，一度攻占北仓飞机场、天津火车站，逼近海光寺兵营，给日军以较大杀伤。日军旋即组织反攻，守军不支，向马厂撤退。30日，天津沦陷。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揭开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民族战争。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在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抗争。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抗战过程中，由于日、伪、顽的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十分困难，经济落后、财力薄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缺乏武器和物资，又无外援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持极端残酷的抗日战争并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一场深入广泛的人民战争。
“三三制”原则：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实行“三三制”。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了“三三制”政权。
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在经济方面，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在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消。
精兵简政：根据地还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要求缩小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构，精简人员，特别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非战斗人员，充实基层，充实部队，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这一政策，使部队加强了战斗力，更能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环境；一部分非生产人员也投入到生产部门，节约了经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克服了当时的物质困难，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大生产运动：为了克服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从此，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也发展手工业、小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自给运动，在解放区军民中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发行货币：根据地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流通的货币很乱，除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傀儡政权发行的伪币。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政府先后建立起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各根据地银行在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伪钞，逐步取消杂钞。仅江苏地区就建立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等地方银行，对稳定市场、保护和推进各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风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1942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内容包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整风，全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