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宋代的手工业比唐朝也进步了许多，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得多。宋代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也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等，还有各地的官窑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重工业的崛起：北宋时期，人们已经懂得烧煤、炼钢了，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个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了八千多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的规模了！
宋朝的钢铁产量平均年产达15万吨，而英国于1788年也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7.6万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等也高度发达。
宋代无愧于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城市商业化：从商业上来看，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的人口都达到了100万，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到了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也只有30～50万，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
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农业。而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300多年。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著名学者沈括所著的《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元朝的民族政策
元朝统治时期，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
民族等级：在战争中，元朝统治者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常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对付未征服的民族。最早征服的在地位上就比后来的要高一些，这就逐渐构成了一个民族等级。
元世祖忽必烈时，曾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唐代已有，是各色各样的意思，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对峙中四川地区的汉族）；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对于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科举上也有区别，分进士为右左榜，蒙古人以右为上，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色目人都算上选，而列为左榜的汉人与南人就算低一级；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人、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
在这种等级社会中，色目人与北人以上等族贵自居，把南人看得像奴隶一般。在征敛方面也是按等征收，如征集马匹，不征集蒙古人的，色目人的要征集2/3，汉人、南人则全部征集。
各地起义：1337年（顺帝至元三年）2月，陈州人棒胡在河南信阳一带起义。4月，元政府下令：“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眼里的劣等民族连武器都不能携带，家中养的马匹全部没收，可见当时控制马匹还带有防范农民起义的目的。
元灭宋后，将全国划为12个行省，当时亳州隶属河北行省归德府，下面管辖6个县：谯、赞、鹿邑、城父、卫真、谷熟。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鉴于长期战争造成人口稀少，亳州的辖县重作调整，领地仅留谯、城父、鹿邑三县。辖县的地位，也由上等县的“望”而下降为下等的“下”。
元至正九年（1349年），黄河连年决口，黄水泛滥，蝗灾严重，农田连续四五年绝收。而蒙古统治者又横征暴敛，亳州义门的百姓不堪其苦，揭竿而起，一举攻下了城父县城，杀掉了县令达鲁花赤伯颜。可惜，这次起义后来还是被元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里，亳州人民从来没有间断过反抗，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要数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了。
小知识
塔塔统阿创蒙古文字
蒙古族原来是没有文字的，只靠结草刻木记事。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太阳汗尊他为国傅，让他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让塔塔统阿留在自己左右。不久，铁木真又让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
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这在蒙古汗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有可能颁布成文法和青册，而在他死后不久成书的第一部蒙古民族的古代史--《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畏兀字书写成的。
元末农民战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9月，元代农民进行反抗并推翻了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
白莲教起义：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十一年，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政府征发农夫15万人修治黄河，农夫不堪元官吏的欺凌和沉重的劳役的情绪，进行了反抗元朝的组织活动。
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俘遇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今安徽阜阳）。5月，刘福通率众起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尔后率部西进河南相继攻克项城（今河南项城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10余万人。在刘福通起义的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的反元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赵均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的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的彭莹玉、徐寿辉等，均属红巾军系头。在诸多起义军中，以北方的刘福通和南方的徐寿辉两支为最强。这两支起义军的发展将元统治区切成两段，使元朝南北隔绝，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除此之外，还有张士诚等起义军。
元朝统治被动摇：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节节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活动于湖泊和山区。刘福通虽仍立足于河南，但限于极小地区之内。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为彻底消灭起义军，元廷又于十四年派脱脱统兵40万，向淮东张士诚部发动进攻。张士诚仅率数千人坚守高邮（今江苏高邮）一个多月，脱脱率40万大军师老无功，顿兵城下。不就元顺帝听信谗言，临阵易将，罢免了脱脱的指挥权，使元军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张士诚乘机夺取整个淮东地区后，又南渡长江，进占浙西（今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大部。其他各地起义军亦趁机造势，主动出击，如徐寿辉部重新占领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将朱元璋率一部南渡长江，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等地，并占领了江东和浙东大部。
经过三年的激战，元军主力受到重创，丧失了军事优势。十五年（1355年）2月，刘福通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奠都亳州，改元龙凤。尔后，刘福通又率部相继攻占邓（今河南邓县）、许（今河南许昌）等州，势力益增30余万。十七年（1357年）6月，刘福通以河南为基地，分兵三路北上伐元；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军关中，陷兴元（今陕西汉中）入凤翔（今属陕西），直逼长安（今陕西西安）。受阻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转入四川，一路西进攻取灵武（今宁夏灵武）；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下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并一度攻保定，威胁大都（今北京），后由大同（今山西大同）转战塞外，于十八年底攻克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旋转战辽东，攻克辽阳（今辽宁辽阳），东入高丽；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下由山东北上，直逼大都，威震京师，后恐孤军深入，退回山东。
此次北伐虽然因为战略不明确，各部协调不够，未能彻底推翻元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刘福通攻占了汴梁（今河南开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实际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元末连年混战的局面：元军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为与起义军相抗衡，元廷重新组织军事力量，除元朝军队外，还注重对民间地主武装的使用，尤其对镇压起义军有功的军队将领和地主武装首领进行迅速提拔。元廷这一新的军事措施使北方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刘福通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依然分兵出击，结果导致兵分势寡；加之起义军将领之间互相残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元军以可乘之机。
十九年，察罕帖木儿攻陷宋政权都城汴梁，刘福通、韩林儿顽强抗击后，突围南走安丰（今安徽寿县）。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遇刺死后，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率军继续镇压山东境内的起义军。未几，山东境内起义军即被镇压下去，河南全境和山东大部又陷入元军手中。黄河以北的起义斗争再次转入低潮。
元统治集团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内部矛盾却日益加深，新兴的将领拥兵自重，互相吞并，从而更加激化了元朝内部的矛盾，北方出现了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南方政权割据：在北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南方各起义军却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各政权割据的局面。
朱元璋占据集庆后，改集庆为应天府，但四面受敌，东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有地主武装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今属江苏），南面有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屯徽州（今安徽歙县），西面有徐寿辉占有池州（今安徽贵池）。
为解决来自诸多方面的危胁，朱元璋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今安徽广德）、长兴（今浙江长兴）、江阴（今江苏江阴），使势力范围得到了扩展与巩固，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为巩固占领区和继续发展壮大势力，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策，经四五年的努力和准备后，便开始进行统一江南的作战。
朱元璋根据当时形势和自己处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之间的处境，制定了先西后东、强后弱的战略方针。
二十年闰5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是月初五，陈友谅率10余万大军顺江而下攻应天，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之策，以伏兵击败陈友谅。二十三年2月，张士诚派吕珍围攻安丰，安丰粮尽援绝，刘福通战死，朱元璋闻讯率部往援。3月，朱元璋渡江，三战三捷，解安丰之围。4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主力往救安丰，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大军于11日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得讯后于7月初六亲率舟师号称20万往救洪都，两军会战于鄱阳湖上。朱元璋军采用火攻，陈友谅兵败身亡，主力伤亡殆尽。二十四年2月，朱元璋攻克武昌，陈理投降，陈友谅的大汉政权灭亡。
朱元璋北上伐元：朱元璋攻取武昌后，旋又攻占了襄阳（今湖北襄樊）等汉水流域和要点，全部控制了长江中游。为稳定江汉局势，朱元璋又与四川明玉珍通好，然后又转兵东向攻张士诚。朱元璋根据张士诚占领区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应援不便等弱点，制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的战略方针。
二十五年10月，徐达、常遇春率水步骑军，水陆并进，进攻淮东。朱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泰州（今江苏泰州市）、高邮、徐州等地，从而占领全部淮东，完成了攻取淮东剪其羽翼的作战步骤。
二十六年8～11月，朱元璋又先后攻克湖州（今浙江吴兴）、杭州等重镇，对平江形成北、西、南三面合围之势。二十七年9月，平江城破，张士诚被俘。在这种形势下，浙东方国珍被迫向朱元璋请降，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江南，随后决定南征北伐同时并进，以北方为进攻重点，开始了北上伐元的战争。
郑和下西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了对明朝的封建统治。在明朝初期，郑和曾奉命出使，进行了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
郑和，本姓马，回族，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世界著名的航海家。洪武（1368～1398年）时入宫，初在燕王藩邸任职，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历事永乐（1403～1424年）、洪熙（1425年）、宣德（1426～1435年）三朝，世称“三保太监”，也称“三宝太监”。
明朝划分东西洋以今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洲，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郑和航海所到的地区大都在婆罗州以西，所以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疑惠帝（朱允炆）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特派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第一次远航是永乐三年（1405年）6月，他与副使王景弘等从苏州刘家河（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首先到占城（越南南部），遍历爪哇（印尼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苏门答腊、忽鲁谟斯（位于波斯湾）等地，于永乐五年9月返回南京，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63艘，人员2.7万之多，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还备有航海图、罗盘针等，具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