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墨耶斯的采访中，他讲到女人不快乐的原因(与男人一样)：主要是由于她们没有客观存在到父亲足够的注意与关心。除了权力、不平等的工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压迫，还有哪些形式的性压迫呢？布莱此时沉默了。有一种危险，即男人会从支持妇女斗争中发展出一种比较“敏感的”和“精神的”新形式的男性至上主义。例如，将精力集中于避被动和感受有力量，很少有人去注意男人想承认弱点、痛苦和依赖的要求，也没有人去发展和培养以忍受这些方面的能力。除此之外，布莱实际上也忽视了男同性恋的体验这个例外。戈登·墨里指出布莱提到阿罗和雅辛托斯，但他没有提到他们是一对爱人，他较详细地描述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入会仪式而极小心地避免提到一个事实——年纪大些的男人将精液传给新入会者。墨里问道：“为何他只从神话和原始部落中收集材料，而不以同性行为作参考？布莱是一个同性恋憎恶者。这种现象在布莱年处的年代很平常。”
那些老套的规矩创造了一大群人的形象——性别、国籍、种族、性的偏爱——然后某组所有的成员都被放入同一个小房间中，因此就否定了他的个性，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其成员。这些陈规使得人们相互分离，一旦某人像这样和别人疏远了，就会有一片充满谴责与贬低的沃土，对同性恋的厌恶就是一例。女性所具有的某些品质和才能并不是“自然的”分配。我不相信所有女人都具有提到过的品质，也不相信所有男人都缺乏类似的品质。
此外，这些模式反映了现实的一面。“男性”倾向——包括竞争、对等级地位的关心、孤立、强迫性放稳步伐和利用女人来提高自我——已经把他们领到政治悬崖边；在这个天平中实行一些转变以加入多一些的“女人味”砝码，看起来确实可以起到一部分解毒剂的作用，我赞同这种说法，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社会特权现象，我们不但要在传统“女人味”问题上改变看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去超越这种陈规。
□竞争比合作多
把自己放在人群里，首先做出判断：做凡人还是做伟人。做出这道判断后，接下来就是考虑有关竞争的问题。不论是哪类人，凡人有凡人的竞争，伟人有伟人的竞争。那种把世界建成“合作多于竞争的世界”理论，至今还只是个初步的设想。今后很长的时间，竞争恐怕依然比合作要多。
我们这一代人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不能从月薪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去“报得三春晖”，而且还要长期居住在父母家里。不要说正常社会交往和生活习性受到压抑，就是那份养家还恩，独立成人的自尊也受到了伤害。要改变这些，就要去竞争。
今天的时代比父母成长的时代更需要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丰富内容，但微薄的收入不允许我们满足自己哪怕我一点点的欲望。为了突破贫困，我们需要竞争。这时，情感问题也在做怪。已婚的人度过婚姻之初的兴奋期，进入平平淡淡的日子，也开始了一段企图在婚姻以外寻求新刺激的危险期；未婚的人由于年长和经历的原因，已越来越不易被爱情的假相所迷惑。更加冷峻和挑剔的眼睛使之更难于与异性保持长久的关系。为了使自己超过别人以便不使配偶感到厌倦，为了继续成为令人注目的寻偶目标，我们也必须竞争，强化自己。
这些我们将为之奋斗的东西，不是我们想去做的，简直是被逼着不得不去面对的。它们时时敲打着我们的脊背。想一想18岁的理想，简直可笑。我们真正需要为之奋斗的，不是通过竞争去争担大任，而是通过竞争夺取更多的一份做人的轻松。不作伟人，不是怯懦的表现。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情愿笃信伟人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人，他们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天智和精力。我们不去与之竞争是一种明智而自然的选择。但是，面对凡人自己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回答却只能有一个：迎上去，别无选择。可是，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萎靡的，我们拖着疲倦的双腿和勉强支撑起来的精神向前走，带着伤痛和生理上先天的不足去无力地打击顽敌。空余的时候，我们常希望找个地方躺躺，睡上一觉，把严酷的考验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起床的时候，总想再多睡一会，有时真有一股被老板炒了也不在乎的情绪。我们还曾浪漫地想过自杀。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做。
凡人中也有自己高低不同的层次。青春后期，也正是我们向高一层次的凡人进军的关键年代，只要我们有一步疏忽，或者在一次令我们感到畏惧陌生的机会面前犹豫一下，在以后浪漫的凡人生涯的结尾，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举足轻重的一步曾经规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就是它使自己一步不前，步步跟不上，问问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曾有过诸如此类的青春遗恨，或者因为一念之差没进修大学，或者因为当时的一级工资没长没有去争取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结果40年后他们发现，那些当初仅比自己多进一步的人。而今已是高官厚禄，甚至越出凡人的边界，成了显赫的人物。勇敢而机智地脱离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时，也许刘晓庆并没有完全想到今天!如果我们因为疲倦，总是在机会和考验面前退缩，我们就会死在青春里，倒在青春的敌人的脚下，感到踏在自己脊背上匆匆走过的后边的人流他们也疲倦，但却不停地依旧地赶路。这时候，有机会不错过；没有机会也要支撑起来去试度；看看周围的那些不开心的人，他们都曾是考验的逃避者，而那些胜利者尽管和我们一样失败过，灰心过，和我们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们不久以后的生活却是志得意满的。而且，过去多一处伤疤，日后就多一份厚度，多一份领受奖赏的资本。
流于叹息和诅咒的人是很不聪明的。26岁时再不最后敲定自己的职业选择，一切就太晚了。要知道，26岁改变工种就像46岁的妇女分娩一样既痛苦，又危险。
青春烦恼主要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得不到理想中的有情人；另一个则是寻找不到一份称心的美差。这两个生活内容占据着我们每天绝对的时间和大部分情思。可想而知，如果长年累月我们必须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烦恼的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该是多么难以忍耐和不幸的事呵!所以，解决好工作职业与工作兴趣的问题是个再大不过的事件了!这时，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究竟爱什么，以及所爱的那件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便去寻求这样一种可行的职业，许多人认为，寻找所爱的工作就像寻找值得爱的人一样，纯属天方夜谭。他们把工作好坏的标准降到有多一点的奶就更加像个好娘的水平。钱少的工作不可爱，他们边做边骂；钱多一点的工作可爱一些，他们边骂边拿钱。
实际上，他们爱的是钱而不是工作。而把钱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会发现美差。因为除了拿到高薪的一刹那他们咧开嘴笑一下之外，支付他们这笔薪水的工作并不让他们开心，也从没有使其津津乐道过。
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曾说：“对一个喜欢自己的工作并认定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的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好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地位和薪水，而首先应该是其本身对于我们兴趣的影响，这正如一个人满足于一杯可口的咖啡。一方面我们要尽量争取高薪以消灭贫酸，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爱不释手的职业，比两者合而为一才堪称工作幸福，堪称美差。但是两者兼得时，我们最好应后者为重。特别是当我们的职业比不喜欢的职业仅仅少几百来块钱时，我们完全可能认为自己只是每月花去几百块钱在为自己购买一生的工作。这时，我们少拿些钱选择了心爱的职业，并且很有可能因为以后长期的尽心尽力而有所成就，甚至发了大财。
面对职业抉择，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
继续从事现有工作，发掘它的价值以增长兴趣。这种选择有似先结了婚而后才恋爱的情形，可行而且方便。
试着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这种选择很艰难，但也很刺激。
哪儿也不去，混日子，终此一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选择”是青春之敌击倒我们的标志，但它又的确被半数以上的人口真的采用了。这是一条我们应该鄙视的道路，但最糟糕的是我们都因一致同意这种选择理由是“不得不”而它听之任之了。我们暂且不谈它对于青春的违背之处，只来揭示一下它另外的副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工作心态的破坏。
在一家大工厂，常常听到厂长批评员工和其他干部“素质太差”；后来又普遍听到各个科长和主任们相互诋毁着“素质太差”最后人们又惊奇地听到车间工人们抱怨头头们素质“太差”。这个人云亦云的口头禅据说至今还在那个工厂里流传。这就是说，这家2000人的大企业中全体人员的素质都很差，而每一念叨这句评语的人自己却不在评语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环境啊，每个人都淹没在相互毁誉和推誉和推卸责任的情绪之中。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于手头上的工作缺乏爱心，认为它即不能陶醉自己的兴致，也不能改善未来的生存状况。而且他们既不愿挖掘现有工作的乐趣，也不打算勇敢导离开这里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泡在那里煎熬岁月，并把无心对待工作所造成的整体恶果指责为“别人不能干”。为了显示高深，最该首先受到批评的人也在热衷于批评别人。
现在，这种坏情绪污染已不只是一个工厂的事了。它已蔓延在北方、中原、广大内地，成为破坏国家中兴的一个严重的事实了。人们普遍对于工作没有兴趣，但却既不培养它，又不想跑到沿海和海南岛去冒险，更不敢杀出国界去大干一声。大家只是站在原地相互乱骂，却没有多少人为了改变国家的环境耐心而快活地工作。
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里，昆德拉塑造了一个为自己的工作而着迷的医学家，斯克雷托。这位医师很想自由地周游世界而不钉死在捷克一个地方，可是，他必须消除游乐的念头，因为他毕生的宏伟计划未竟，他还要继续他的伟大事业：用自己的精子创造数以万计和自己一样智慧、正直和完美的孩子，让他们能在未来使捷克变得更美一点，人和人相处就像在兄弟之间。当他那受尽政治迫害也同样迫害过别的人的密友，职业革命家雅库布，就要永远离开祖国去西方国家寻找新生时，斯克雷托大篇温柔的话语中只有这样几句：我们哪一个做了什么使祖国变得更好？我们又做了什么使它更适于居住？使它成为一个我们真正感到安适的国家？中国和捷克曾有过共同制度背景，因此斯克雷托的这些话语也同样可以叩问我们!我们中国最糟的不在于积重难返的体制，不在于北方遏制不住的黄风和大河上下的滚滚泥沙，不在于二亿文盲和暴涨的人口，也不在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利，就是一个工作心态的问题：坏情绪污染。制度的改革和环境的构合都是人和心态的产物。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劳动生活的价值，不去寻找我们乐于挥洒汗水的行业，而是耗在一份别人送来的，或者法定继承的工作之中，又抱着无休止无目标的抱怨和批评，我们就永远无法从退却转为进攻，国家就永远没有家园的含义，个人也就永远停留在无所事事之中。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无论是对国家欣欣然的春天般的成长，还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健康，都是有益的。不能再拖沓了，决断这个问题吧!
□急功近利适得其反
急功近利，是年轻人最爱犯的毛病，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所以，年轻人在25岁之前，应该学习一种本领，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坚稳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不必急功近利，冲破贫困的时机早晚会到来。要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千万不要忘记，自已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安装家庭电话，购买汽车和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事实确实是这样，拿王三来说吧，在他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亏了。父亲一辈子和母亲的积蓄不到4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也不过7000元。而王三在工作之初的七个月里，由于超常的勤勉，一下子使总收入超过了父母的那两笔合帐。可是，再成熟一些王三便知道，财富上他并不如父母。父亲的军人地位使他拥有百平方米的住宅面积，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愈过千元；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一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则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
我们要从做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所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相联系。假设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房，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所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而第三个人很可能成为设计师或总裁，他具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其次，与上司保持良好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做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相随迁举；第三，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做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的性格；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散》和《盗马贼》的一句戏言：“拍给一个世纪的人看”，使他大吃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25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特异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异的方法变算物质特遇和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