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俱乐部就像是心理治疗，为那些愿意暴露一些内心痛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发现，在男子俱乐部中，他们常以谈论与父亲的关系结束话题。在另一个男子俱乐部中，当一位会员谈完他的父亲后，我注意到与被善待的儿子相比，被严重虐待的儿子更易列举出一系列痛苦并以此揭发残忍的父亲。如果没有怨恨，你觉得揭露父亲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吗？
一天晚上，我鼓足一口气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小时候，被我神化了的父亲，不说他一句坏话。我想成为一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关心病人胜过赚钱。这一人物模型来自小说《最后发怒的男人》，在我成长的时期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直到上医科大学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喜欢小说中那种用医疗机构斗争的“最后发怒的男人”的形象，但是，医学的真正实践却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这种意识使我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一专业，这样，我可以在不过分考虑病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花时间与病人谈话。
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而进行正当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斗争的好时期。记得同父母一起在一个饭店里聚会时，父母想使我明白我从事的政治运动很危险，会毁掉我的职业。当时我正公开做黑豹党的医生，他们担心我会被捕和被吊销执照。我自以为是地反驳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政治，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冒险的重要原因。我们吵得很凶，父亲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店，只剩下我一人痛苦地想着：我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对他怎么就这么难？
近些年我已经比较接近父母了，但是很少谈及我们间的政治分歧。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我在父亲居住的城市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话题是公众的战争心理。父母听了那段采访。几天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赞扬了我的反战立场以及承诺中所具有的热情与真诚。当然，他并非完全同意我的立场。但是，他显然非常仔细地听了对我的采访，他意识到我的政治立场是建立在奥的原则之上的。并且，他能够使我知道，他尊重我按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而努力生活。直到那次交流，我才明白，总之，父亲爱我并为我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理解我，或许他的爱仅仅是因为我碰巧是他的儿子吧。早些时候，我曾告诉我的男人俱乐部成员，我多希望父亲多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并尽早回来给我提出应该怎样生活的建议。这次有关我的电台访谈的交流使我最终感到，我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我和儿子尽量保持比我与父亲曾有的更多的交流，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是，儿子仍然有时对我失望。当出现警车时，我告诉小儿子必须守法然后就减慢车速，他说我虚伪。或者，当我在他的朋友面前说错了什么的时候，稍微大点的儿子则给我一个白眼。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主要的抱怨是，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与他们的母亲离了婚。他们对此的抱怨有多个层次，每一次出现，我们都将它解决了。有时事情为长期相对的不交流所代替，有时甚至相互怨恨。听到儿子的抱怨我的心就会沉下来，并重新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较好的父亲。孩子们教会了我谦卑。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重犯父辈犯过的错误。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不会被滥用的誓言。永远不会不花时间教孩子投篮或理解数学问题一样的誓言。每代人都梦想着纠正自己的父辈们所犯的错误。父亲的良知使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孩子可能最终理想破灭，并像他一样发现自己的父亲缺少一些重要的关心。而一旦儿子幡然醒悟，父亲很容易受到伤害并觉得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儿子感激的回报。
我的父亲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心目中的好父亲应该勤奋工作，能比自己的父亲，一个几乎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犹太俄罗斯移民，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60年代，父亲为儿子的反抗深感失望，而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又为自己儿子的更强烈的对抗黯然神伤。
如果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为摒弃父亲的生活方式提供政治理论的群众运动的时代，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会从另一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与隔阂对我就如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一样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但在反抗长辈的过程中会同样感受孤独。
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
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生活窘迫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他身处何地，无论他心在何方，父亲爱他的心依旧。如果父亲觉得有把握能够度过儿子强烈的幻灭期，并能在儿子对自己疏远和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到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那么儿子就有机会在矛盾的心情中重新走近父亲，同时相信：父亲将能忍受和理解他，并能在今后某一时间会与他言归于好。
詹姆斯·希尔曼以背叛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初期存在一种原始崇拜，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做出自己曾有的背叛行为，产生自己曾有的矛盾心理，而始终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护翼之下。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最终父亲还是背叛了这一亲情关系。事实上，希尔曼持这样的观点：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崇拜有望被打破，但它不仅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次具有背叛性的危机和决裂。而在《圣经》故事中，背叛是人类意识和责任被逐出伊甸园走入人间的先决条件。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
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
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谜局中的男人
□婚后男性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友
真正的友谊，大多出现在男人与男人之间，男人对这种友谊的渴望，大多是在婚后。
大约一年以前，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大吵一场，这事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旧模式。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的女朋友把我的一些我生气的事情告诉了他，她这种轻蔑的做法伤害了我。我就质问我的朋友，问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他听后感到很不自在，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才回答说，他当时也考虑过，感到女朋友的话跟事实有些出入。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不来向我当面澄清，为什么对女朋友的负面评价不立即否定？在平静的讲理的讨论中，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暂时分开。一连几周我们都没有见面，只是捎话邀对方聚餐。后来我却因为孩子生病而耽误了这次约会。当我们再次通电话时，他说我老是违约，令他气愤。我严厉地回答说：“我更感气愤，对我生病的孩子你竟毫不关心，一点也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要知道我对工作、对家庭都是负有责任的，我不能置之不顾，眼巴巴地跑去跟你吃什么饭。”我们就这样在电话中争论着，叫喊着，最后我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开始时都惊奇地听着我在电话中叫嚷，但当知道我在跟谁叫后，却都来给我打气。几天以后我跟朋友再次见面，事情也就平息了。
实际上，这一次一时冲动的吵嚷把我们之间的不快一扫而光，彼此相处更自然了。我有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亲密无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友谊本应有更大的提高。从我跟妻子亲密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坦诚地说，她总是优先考虑友情，而我就差得远了。比如，当我们一家人度完假回家，卸了车，孩子们各自回房间或到朋友家里去后，妻子阿琳就会打电话跟朋友们分享旅途中的趣闻乐事，而我呢，却感觉一身轻松，电话被他们占着，没人来打扰我了，我就直奔电脑，忙着把旅行中的心得记下。
除了与我们经常见面的四五对夫妇，我还有五六个男性好友，我们经常聚餐，一个月有一两次。因为我周末总要回家吃晚饭，周末总是很紧张。一天的工作已很疲累，因此，中餐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最合适。中午的聚餐总是那么惬意，彼此谈论着亲密的事情，但同时也缺乏一种自发的气氛。毕竟，一生中最带劲的那些事儿总是偶然发生的，不会老是恰好在你与朋友共聚午餐前发生，供你们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