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般来说，聚会时每当朋友向我招呼，我常常要赶紧回想上一周来的经历，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有时，我正处在困惑、焦虑或悲伤的时候，我往往说说某个事情的梗概，和朋友谈的话题搭不上架。为什么我不一度假回来也拿起电话跟朋友们分享快乐呢？一来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像其他男士们一样，我首先接触的就是她，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占据的。再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中交谈吧。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作为年轻医生我与电话打交道太多了，以至产生了这种厌恶电话的后遗症。后来我读了罗宾的报导，她所调查的大部分男性都尽量避免在电话中交谈。我的大部分男性朋友及病人也是如此。是男人们不喜欢电话吧，还是不喜欢把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直接告诉另一位男性呢？电话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真正需要男性朋友时，也能使用电话直接取得联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的不是电话这种工具本身，而是动用它进行交流的直接性——当感情上极其需要时能直接与朋友交流。我却宁愿等待直至感情平静。当我处境困难时，我更倾向于避开朋友，只有在我已经能控制事态时，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也许，这就是我与朋友共聚午餐时，略感平淡的原因吧。当然，与男性相处过程中的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个性上的缺点，另外也有同性相斥的原因。
辛格讲述了他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与一群同龄小伙伴们的故事。他是“孩儿王”。一天，他发现其他人都在疏远他，拒绝跟他说话。他感到疑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欺骗过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他决定静观其变。他与伙伴之间的交流中断了，他只是独自一人坚持学习。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伙伴试着接近他并劝说他首先让步。他拒绝了，说道：“当时我被激怒了。‘事情不是由我引起的，’我说，‘为什么要我让步？’”后来朋友们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说大家都很相信他，并承认是他们错了，请他原谅，就这样他重新成为大伙儿的头儿。
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许多缺少朋友，或希望有更多亲密朋友的男性。比如，有个病人告诉我说，他认为他使我感到厌倦，因为我在治疗的过程中老是打哈欠。因此，他很想知道自己没有亲密朋友是不是因为他使别人感到厌倦。这就引发出一次关于他个人问题的讨论——比如说，如果父亲性情抑郁，对待子女冷淡，那么他的子女在与人交往时就会缺乏信心，建立的友谊也会没有活力，难以持久——以及男性交友的困难。从性别上来说，男性之间难以“填补情感隔阂”。治疗的过程最终引发了一次关于朋友圈子的探讨，每位患者都反映了他以亲密的同性友谊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说男人们是不会因交友问题向治疗学家们寻求帮助的。但当医生与病人双方探究那些临床症状背后的深层原因时，交友的话题就自然地出现了。如果在治疗结束时还没有出现，我就主动把它提出来。
肖恩，一个四十五岁的经理，深受恐慌症之苦——毫无征兆地突发性剧烈心悸、出汗，经常在宴会上或办公时发作，这使他十分尴尬。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住在一个富人区里。他的公司很大，这一点在首次治疗时他特别强调过。他告诉我，他最近心沮丧，而且失眠。每天，恐慌症状发作好几次。他还无法确定是什么事情在烦扰他，但他知道这种沮丧和恐慌发作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工作。在前几次治疗过程，我们回顾了一下他的生活，因为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他告诉我说，工不很顺心。在一次晋级中，公司忽略了他，他感觉在公司中前途未卜。他在婚外恋，他自己解释说，妻子没有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欲望的男人，而且，几十岁的妇女也不喜欢他——“她认为我对工作比对她更感兴趣，你知道，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问肖恩，这些问题他平常还向谁诉说过。他说，没有一个可信赖之人，这也正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不能跟同事们说，他们要么是自己的上司，把这些个人隐私告诉他们的话，自己可能要被降级；他们要么是同等职的人，他们会利用这些事情挤下他而往上爬；他们要么就是自己的下属们，在他们面前自己又必须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他似乎也没有机会在工作环境以外和朋友们相聚。换句话，他没有朋友。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初，他就已意识到他之所以搞婚外恋，部分原因就是他感觉再也不能与妻子沟通与交流，只好转向另一个女人，在那里找寻心灵的安慰。
我们依次讨论肖恩的各种担心，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是，有一次在治疗时他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在录下我们的谈话，于是就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我就问他，以为我在录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哦，那些心理医生不都是要录下治疗过程的谈话，过后再回放，回味一下，或是与其他同行共同探讨吗？”我请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他以为我是把录音放给他的同事们听，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反馈信息。我说：“你认为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会那样做吗”肖恩陷入了沉思，一两分钟之后，咧了咧嘴。我问他想到什么了，他告诉我说，那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一天很多男孩子到家里来玩，这时他的女友打电话来了。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分机，要伙伴们把这边的挂上。他们不但没挂，而且还一起偷听。几天后，那些男孩子在学校里一碰到他，就模仿着他当时那“多情的情话”取笑他。从那以后他下决心再也不相信男孩子了。他告诉了我这个故事，这使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突破。
肖恩不愿跟我做进一步的接触，担心我知情后会背叛他，就像他的中学同学那样。当然，在没有得到肖恩许可的时候，我是不会对谈话录音的。我们一起探究肖恩的原因，以便今后我和他可能选择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来确定谁可以信任，和谁可以吐露隐私。
肖恩想放弃他目前的工作去做兼职工作，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呆在一起，但又担心这样做别人会笑话他。换句话说，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他变成一个失败者了，而此前的事业上他一直过得硬。当然，这种硬汉形象也包含对那些不像男子汉的人的公开嘲笑。肖恩不愿与男性亲近，这也影响了我们的这种医患关系。唯其如此，这种关系的每一次进展都为探究他不能维持亲密友谊的现象提供了线索。他抱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并且希望改变这一切：“我想我至少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可以完全地信任他，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影响，就像以前跟我妻子那样。”也就是说，肖恩内心想在男性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情感交融得如同他的性伴侣一样的亲密关系。了解了这一点，医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肖恩和我需要认真审视一番，是什么妨碍着他与男性交友。很显然，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担心现在的这些朋友，会重演在中学时那种给他造成不可忍受的伤害的一幕。
两种模式经常出现在男性心理治疗中——一场反控制的斗争和填补情感空间的困难——也出现在男性的同性关系中。我能帮助肖恩消除对一个男心理医生的疑虑，并让他了解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也许他能与其他男性建立起这种人际关系。要男性朋友们去探讨他们的不信任感及距离感产生的根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必须要有医生们临场阐释的引导，否则探讨就会卡壳。为了探索深层原因，他们会全力支持心理医生，这种支持在朋友之间很难见到。另外，男性朋友们在医生面前吐露自己的脆弱之处，或配合作一些带点风险的治疗试验，他们有安全感，不像在朋友之间进行这些活动时那样。我仍然相信某些自我发现在咨询室中能产生，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也能产生，但朋友之间的谈话，谁也不会完全站在“中立的态度”上说真话，双方探讨也是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越过了又一道障碍，彼此更亲近，也不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详加探究。但这种互相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也确实达到了那种盛怒之时所需的相互理解。
□男人相信存在一个美丽而无灵魂的躯体
女权运动者进行了一场充满怨气的讨论。反色情力量认为色情通过公开展示被当作东西亵渎妇女的画像，用这种方法粗暴猛烈践踏妇女。罗宾·摩根称“色情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安德拉·道尔根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男人之所以犯下暴行是由于他们的“性顽念”：色情揭示出奴役、绑架、谋杀和残害，对犯罪分子，或者因假想身临其境而感受到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夹杂着快感的事。苏珊·格林芬把色情归为“大男子主义的神话”。
另一方不否认，色情业作为一个整体加剧了性别歧视——很难一边性别歧视一边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是很矛盾的——但认为教条地反对所有形式的色情，陡然建立起检查制度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如果先辈们花几个世纪来规定和禁止那些妇女可接受的性形式，那么一些女权主义者将会用她们改进了的无性别歧视的规定和禁止来对待每一个人，为的是性别政治。两个女同性恋者喜欢看两个女人搞性虐待狂和受虐待狂之间的录像，人们怎样来评价这样的现象呢？这个讨论涉及了民权自由的问题。对坚决反对色情描写的人来说，是否女性一反对色情就会和那些想要检查所有性描写的录像的右翼分子站在一起呢？怎样看待罗伯待·麦少扑的作品呢？对于他的照片，一部分人认为是有关性的，一部分认为是色情描绘。后者将取消他的作品到画廊去展示的机会，还会拿麦少扑作为一个例子，拒绝他们公开许可认为是色情描写的艺术家。凯特·艾利斯认为：反色情的女权运动使我们提出的改革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对我们其中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也一样。
格丽·罗宾写道：当然，我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但是，我感到我无法表达对暴力攻击女性的政治观点。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暴力攻击女性的唯一形式是已表达的那种反性虐待政策。爱兰·菲利甫森遗憾地说，这场争论会在反对色情的“好女孩”与那些努力阻止侵犯她们的性自由的“坏女孩”的相斗之中结束。劳娜·威尔和莱尔·凯瑟深信这场争论的构思就错了：“我们反对这两种立场……从看重多样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性行为的视角来看，仅仅排除通
过民主讨论确立为强迫和暴力的那些做法。”
这次讨论向进步的男人提出了问题。一些人渴望加入支持反色情描写的这一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那些虐待狂、强奸犯、色情描写者和另一些有厌女癖的人区分开来。约翰·斯托顿伯格在谈到色情描写的制度化和男性优越性色情化时，说道：我们要告诉别的男人，如果你们让色情描绘者们牵住鼻子(或身体的其他什么部分)，进而相信女人生来就是应该被绑起来吊起来任人打骂或强奸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戴维·弥拉认为，色情作家其实是在糟蹋自己，使自己肤浅而“愚笨”。
男人希望相信存在一个美丽却没有灵魂的躯体。因为这个想法，他把表面当成了真理。没有什么深度。因为这个想法，开始崇看起拜一幅意象。但是一旦图像进入生活，它就失去了男人给它的东西——片刻的热情。然后，男人希望有另一个躯体，另一张面孔，另一个瞬间。他像抛弃一幅画那样抛弃了它。它不再适合他的嗜好。只是表面可以被认识被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容易枯竭，为什么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因。
反对色情的男人为性公平斗争而组织起来，写出了一张沉迷于色情描写的人的行为特征表：你开始不满意你的性伴侣的外表长相或者她们表达自己性的方式；为了和某人发生性关系，你总要去想色情描写中的画像和场面；你变得孤僻或者变得不大容易出门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利克斯·罗德·莱德玛汀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然而他说道：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喜欢这玩意儿。它让我兴奋地提醒自己是一个性的生物。它满足了我对所有我无法与之呆在一起的女子的好奇心。我认为，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爱人，而且让我成为一个更有忍耐力的男人。伯尼·热伯杰德认为：色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治疗作用，可以使性生活增添情趣，并且促进婚姻关系。具体化了的妇女描写是不是色情描写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是否可以以创造一种无性别歧视的色情描写的内容和用途是否可以由公众作出决定，对此，爱伦·索伯不无疑问。
迈克尔·凯莫编纂了一部文集，里面详尽地论述了男人对色情或褒或贬的态度。回顾文学，那些想使色情描写的消费合理化的人，在我看来，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例如，对色情经历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作出可笑荒唐的评论，而忽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之辞。因而，菲利浦·洛帕特写道：“电影屏幕上的女性丝毫不为她的美所引起的射精所干扰。”同时，反对色情描写的最明显的事例来自于那些把对它的消费定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例如，哈利·布罗德认为：色情拓展的肉体和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更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
在讨论中我将只涉及异性恋男人的色情消费，因为在女人和同性恋者的色情消费中，又有各片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讨论将建立在十分广泛的概括基础之上。色情描写和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无需具体地描绘女人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异性间的性关系吗？女人导演制作电视片和一对异性夫妇同意共同欣赏一部两者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电视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些细节很少为那些讨论者提及，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灰色区域一样。我仍然相信色情作为一个商业工业，它总的社会效益就是培养女人的具体化，因而色情消费者是性别歧视事业的共谋者，即使找到特殊内容的色情描写材料和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观察方位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相信争取色情描写为非法的运动能够解决什么。我宁愿相信公众讨论和教育的运动，以及政治组织从大体上可以阻止色情业和大众传媒将女人具体化。
许多接受心理治疗的男人都对我说他们有过色情消费。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强奸犯，打妻子或者虐待孩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此项目上做出消费呢？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因为这些男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色情描写有所依赖，因此我没必要对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做事策略进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