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可以从他的历史中搜集到为了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的可怕的轶事；然而，切不可把他看成残酷；只可以看成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意志有什么障碍的人；不是嗜血，不是残酷——而是什么人、什么事挡他的道就要倒霉!不嗜血，但也不惜血——没有怜悯心。他看到的只是目标，障碍必须让路。“陛下，克拉克将军无法与朱诺将军联合，因为奥地利的炮火太猛。”——“让他把炮火拿下来。”——“陛下，接近重炮队的每个团都牺牲了，陛下，有什么命令？”——前进，前进!“炮兵上校塞律里埃在他的《军事回忆录》中描述了奥斯特里兹战役中的一幕。——”那时候俄国军队正在结冰的湖上撤退，困苦不堪，但秩序井然。拿破仑皇帝策马全速向炮兵赶来，“你们在浪费时间，”他喊道；‘向那些人群开炮；一定要把他们吞没，向冰上开炮!’有十分钟光景，命令仍未执行。我和几个军官被派到一个小山坡上去落实命令，仍然无济于事，我们大家的炮弹在冰上轰鸣，还是把冰炸不开。
看到这种情况，我想出一种简单的办法，把轻榴弹炮升高。重型炮弹几乎垂直落下，这样便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的办法立即被相邻的炮群采用，一眨眼功夫我们使成千上万的俄国兵和奥地利兵葬身水底。“由于他足智多谋，因此每一个障碍就好像烟消云散了。不会有阿尔卑斯山，”他说，于是他修起了他的康庄大道，用阶梯式的地道爬上了最陡的山崖，最后从巴黎到意大利就像到法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畅通无阻。他用他的筋骨制造了他的皇冠。一旦决定要干什么，他就全力以赴地干，他就不遗余力。他冒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弹药、金钱、军队、将领、甚至他自己。
我们喜欢看到物尽其能，不管它是一头乳牛还是一条响尾蛇；如果战争是调解国内矛盾的最佳方式，(绝大多数人似乎都这样认为，)当然波拿巴付诸实行就完全正确了。他说，战争的大原则就是一支军队要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准备进行它能进行的一切抵抗。他从来不节约他的弹药，而是在敌方阵地上倾泄钢铁的洪流——炮弹、葡萄弹——消灭所有的防御。凡是进行抵抗的地方，他集中优势兵力，直到把抵抗彻底消除为止。
在耶拿战役前两天，他在洛本施泰因对一团狙击骑兵说：“我的小伙子们，你们千万不要怕死；一旦士兵们拼死决斗，他们就把死亡赶进了敌人的队伍。”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总是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在意大利，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有好几次他陷入千钧一发的险境，他自己险些儿效命沙场。在阿尔科拉，他身陷沼泽。在混战中奥地利军队把他和他的部队冲散，有人奋不顾身把他营救出来。在罗纳托和别的地方，他差点儿被俘。他打过六十次仗，从来都没有打够。每一次胜利都是一种新武器。“我的权力就会垮台，如果我不用新的成就支持它的话。征服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人，所以征服必须供养我。”他像每个聪明人一样，感到生命需要创造，也同样需要保护。我们总是处在危险的境地，总是处在恶劣的境地，刚好就在毁灭的边缘，只有靠创造和勇气来拯救。
这种活力是由最冷静的谨慎和准时来卫护、锻炼出来的。进攻时他猛如雷电，防守时他固若金汤。他的进攻决不是勇气的灵感，而是计算的结果。他认为最好的防守就在进攻的一方。他说，“我的野心是大的，但又是冷静的。”他在和拉斯卡斯的一次谈话中说，“至于道德勇气，我很难遇上凌晨两点的那一种，我的意思是未经准备的勇气，那是在意想不到的场合必不可少的；尽管有最预料不到的事件，它却允许有判断和决定的自由。”他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自己突出地具有这种“凌晨两点钟的勇气，而且他发现在这一方面很少有人能跟他抗衡。”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巧妙结合，星星也不比他的计算更准时。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去过问最琐碎的事情。“在芒泰贝洛，我命令克勒曼用八百骑兵进攻，奥地利的骑兵眼睁睁地看着这八百骑兵冲散了匈牙利的六千掷弹兵。这支奥地利骑兵就在半里格之外，需要一刻钟才能进入阵地；我已经说过，经常就是这一刻钟在决定一场战役的命运。”“在开战之前，波拿巴很少想假如成功，他应当做些什么，而是多想如果失败，他应当做些什么。”同样的谨慎和良知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的特点。他在杜伊勒里宫给他的秘书做的指示是值得记取的，“夜里，尽可能少到我的寝室里来，你若有什好消息要报告，不要叫醒我，那样的事不用着急。可是如果你带来了坏消息，立即把我唤醒，因为这样的事一刻也不可耽搁。“在意大利担任将军时，处理多如牛毛的信件，他采取的是同样怪诞经济的措施。他指示布尔里埃纳一连三个星期不要拆任何信件，然后他十分得意地说，大部分信件已经自行处理，再不需要回信了。他办事成功率极高，因此扩大了人类的已知能力。历史上有过许多能干的国王，从尤利西斯到奥兰治的威廉，可是谁也没有达到此人成就的十分之一。
除了这些天赋，拿破仑还有出身低微这一长处。到了晚年，他有了想给他的皇冠和徽章加上贵族标识的弱点。然而，他知道他受于严厉的教育，毫不掩饰他对世袭国王的轻蔑，他毫不气地把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叫“世袭的蠢驴。”他说，“在他们的流放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波拿巴服役期间，所有的军阶都干过，在他当皇之前也不过是个平民，因此对平民的权利和义务谙熟在胸。他的评论和估计暴露了中产阶级衡量的资料和合理。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发现他不是能把意见强加上去的那种人，而是能够像别人一样准确计算的那种人。这一点表现在他在圣赫勒拿口述的《回忆录》的各个部分里。当皇后的花销、他的家室的花销、他的宫殿的花销累积起来，债台高筑时，拿破仑亲自审查债权人的帐单，发现了多开的帐款和差错，减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开支。
他把他那宏伟的武器，即他所指挥的百万大军全归于他所具有的代表性性格。他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代表法国，代表欧洲；只要革命或勤劳的群众的利益发现他是一个喉舌和领袖，他就作为名将和国王而岿然独存。在社会利益方面，他知道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便自然而然地依赖那个方面。我喜欢他的一个传记作家所提到的发生在圣赫勒拿的一件小事。“他正陪着巴尔科姆夫人散步，几个仆人扛着沉重的箱子从路上走过去，巴尔科姆夫人怒气冲冲地要他们退到后面去，这时，拿破仑便加以干预，说道，‘考虑一下他们扛的重物吧，夫人。’
在帝国时期，他很重视改善、装饰首都市场。他说，市场就是老百姓的卢浮宫。“他留给后世的主要工程就是他那些宏伟的大道。他用自己的”精神武装了部队，他和军队之间建立走了一种自由和友谊，他的宫廷礼仪是决不允许在他和军官们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的。部队在他的眼皮底下干了别人干不了的事。关于他跟部队的关系的最好的文件就是奥斯特里兹战役那个早晨的军事公告。在这一公告里，拿破仑答应部队他要避开炮火的射程，这一宣告，跟将领、君王们在大战前夜通常做的事完全相反，这就足以说明军队对他们领袖的忠诚了。
虽然在具体事情上拿破仑和人民大众是这样的步调一致，但是他的真正力量却寓于他们的这样一种信念中：由于他的天才和目标，他成为他们的代表，不仅在他讨好他们的时候，而且在他控制他们、甚至通过征兵使他们大批大批充当炮灰的时候。他像法国的任何雅各宾党人一样清楚地知道怎样对自由和平等进行哲学探讨；有人暗示由于杀害了当甘公爵抛洒了数百年的宝贵鲜血时，他表示，“我的血也不是沟里的死水。”人民感到一小撮正统的王位继承者，由于同农民完全隔绝，脑子里装着早就被人们遗忘了的社会形态的观念和迷信，因此他们不再占据王位，再也不能从土地中吸收它的养分。他不是那种吸血鬼，而是人民中间的一员。入主杜伊勒里宫时，持有的知识和观念像人民自己的一样，当然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敞开了一切权力和信赖的所在。昏昏欲睡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在不断缩小年轻人的收入和机会，这样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扩张和需求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提供人的一切能力和成果的市场开放了；灿烂的目标在年轻多才的眼睛里闪光。古老、顽固、封建的法兰西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俄亥俄或纽约；那些对这位新君主的直接的严厉感到痛心的人，原谅了那些严厉措施，把它们视为驱逐压迫者的军事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严厉。甚至大多人开始问：在新主人把人力财力征集殆尽时，他们是否真有所得，这时举国上下的所有英才，不分亲疏，不论高低，统统支持，把他作为他们的天然保护神来保卫。
1814年，有人进谏依赖上流阶层，拿破仑对左右说，“先生们，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下，我的唯一的贵族就是巴黎市郊的群氓。”拿破仑满足了这种自然的期望。他的地位的必然性需要招贤纳才，而担当此任则需要赢得广泛的信任；他的感情跟这一方针并行不悖。像每一个高级人士一样，毫无疑问，他向往人才和同道，希望以其他大师来衡量他的能力，对傻瓜和下手则难以忍耐。在意大利，他寻访人才，但一无所获。“天啊!”他说，“人才多么难得啊!意大利有八百万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两个——丹多洛和梅尔齐。”到了晚年，尽管经历更加丰富，他对人类的尊重并未增加。
痛苦之余，他对一位老朋友说，“人们应该得到他们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轻蔑，只要我在善良的共和主义者的衣服上加上一道金边，他们就立即就成我所希求的东西了。”然而，这种对轻率的不能容忍，却是对博得他的敬重的能人们所表示的婉转的敬意，不仅是在他发现他们是朋友和助手的时候，而且是在他们违抗他的意志的时候，他不会把福克斯、皮特、卡尔诺、拉斐德、贝尔纳多特和他的宫廷中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尽管有他那深入骨髓的唯我独尊对于跟他一起征服和替他征服的伟大将领们有所贬损，但是他仍然对拉纳、迪罗克、克莱贝尔、德塞、马塞纳、缪拉、内伊和奥热罗深表感谢。如果他感到他就是他们的恩主，是他们命运的缔造者，因为他说，“我用泥捏出了我的将领，”但他在接受他们对他的丰功伟业相称的一种支持时的满足之情却溢于言表。在俄国战役中，他对内伊元帅的大智大勇印象极深，所以他说，“如果我的金库里有两亿之巨，我要把它们全给内伊。”他所描绘的几位元帅的性格不是没有差别的，虽然他并不满意法国军官的永不知足的虚荣，这些性格毫无疑问基本上是正当的。
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之下每一种优点都被发现并被发扬光大。他说，“我知道我的每一位将军的水的深浅。天赋能力肯定受到重用。17个人从普通一兵擢升为国王、元帅、公爵或将军；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是奖励个人勇敢，而不是家族关系。当士兵受到战火洗礼时，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个级别。”
□时势造英雄
在19世纪的杰出人物中，波拿巴的名气和权力都远远超过他人，他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能准确无误地表现了思想和信仰的基调，即广大活跃而又有教养的人们的目标。斯维登堡的理论是；每一种器官都是由同类的粒子构成的；或者像有时候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整体都是由相似的部分构成的，也就是说，肺是由无限的小肺构成的；肝是由无限的小肝构成的；肾是由无限的肾构成的，等等。依此类推，如果发现什么人具有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感情，如果拿破仑就是法国，如果拿破仑就是欧洲，那是因为他所摆布的人们都是一个个小拿破仑。
在我们的社会里，保守阶层和民主阶层之间，已经发财致富的人和一定要发财致富的青年和穷人之间，死劳动(即很早以前就进入坟墓的人的劳动，这种劳动现在已经被埋葬在游手好闲的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土地、和房屋里)的利益和活劳动(它设法自己拥有地产、房产和股票)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久的对抗。第一个阶层胆怯、自私、气量狭小、憎恨革新，死亡在不断减少它的人数。第二个阶层也自私自利，但咄咄逼人、但大妄为、自力更生，它总是人多势众，胜过对方，出生在每时每刻增加它的人数。它想敞开一切竞争的渠道，并且想增加渠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全欧洲的商人阶层和工业技术阶层就是这一类人。拿破仑就是它的代表。每个地方的积极、勇敢、能干的人们和整个中产阶级的本能已经把拿破仑指定为民主人士的化身。他有他们的善，也有他们的恶；至为重要的是，他具有他们的精神或目标。那种倾向是物质性的，旨在取得声色口腹方面的成功，而且利用最丰富多样的手段去达到那一目的；精通机械能，智力高超，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然而把一切智力和精神力量看作手段，服从一种物质上的成功。当有钱人就是目的。
《古兰经》说，“真主给每一个民族一个用本民族语讲话的先知。”巴黎、伦敦、纽约，商业精神、金钱精神、物质力量，也要有他们的先知；而波拿巴有资格，就被派来了。千千万万阅读拿破仑的轶事、回忆录和传记的读者都喜欢这些文字，因为他们在其中研究自己的历史。拿破仑是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在他大运亨通的时候，他正具有报纸的精神。他决不是圣徒——用他的话来说，“决不是卡普奏修士”，他也不是高尚意义上的英雄。普通人在他身上找到了别的普通人的品质和力量。普通人发现拿破仑像他一样，出身就是一个平民，但借助一些非常明白的优点，所以达到了那种统治地位，这样，他就可以放纵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情趣，但又不得不掩饰和否认。
上流社会、优秀书籍、快速旅行、礼服、盛宴、无数的仆人、个人的权力、自己观念的实施，以一个恩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情趣高雅，能欣赏绘画、雕像、音乐、宫殿、传统荣誉——凡此种种，正投19世纪每个人之所好——这一切这个强有力的人物都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