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纡尊降贵，现身说法，人们当然很容易明白神意。但是，神仙并不总是那么轻易就抛头露面的，这时候，想知道天机就要通过其他途径。虽然人神相隔，但只要心诚，想要知道神的意旨也很简单。不识字的人如上述双城县的农民，就“以前后磕头为休咎所由判”。看看木偶是前面点头还是后面点头就行了。另一种办法是：“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两童女掖之，祀以香，打鼓歌三祝，神则跃跃拜不已者，吉；倒不起者，咎也，男子冲而仆。”烧香了，礼拜了，祷祝了，这时候只要看看稻草人的动静就行。如果稻草人跳跃不已，很兴奋的样子，那就大吉大利；如果稻草人倒卧不动，那就不太美妙；如果突然有男子闯进来，稻草人倒下就再也不起来了。还有给扫帚穿上衣服扮成紫姑的，清人《都城琐记》载：“燕都杂咏：‘敞帚挂红裳，齐歌马粪香；一年祝如愿，先拜紫姑忙。’注云：‘正月闺中用帚插花穿裙，迎紫姑于厕，以占休咎。”’
要是识字的人，就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判定命运，这就是扶乩。何谓扶乩
扶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占卜术。所谓扶乩，就是假借神鬼降临附体的名义，通过某种器具的运动留下的划痕来推断吉凶成败的活动。实际上操作很简单，比较正式的做法是将细沙或草木灰均匀地平撒在一只沙盘上，乡下人因陋就简，就用桌面代替沙盘。乩是一把形如“丁字尺”样的木架，在乩下垂的尖端悬一细绳，绳下系一银针。扶乩时，一边一人各用一只手扶托着乩的一端，由于两人的力量不均衡，乩的重心不稳，乩就会不停地无规则地晃动，随着晃动的银针就会在沙盘上画出不规则的线痕，主乩人就根据这种线痕的轨迹为他人占卜。“扶乩”又被称为“扶箕”、“扶鸾”，因为传说中神仙降临要驾凤乘鸾而得名。扶乩由来
一般认为，将迎紫姑的活动与扶乩活动相结合的风习是在唐代形成的，到五代时迎紫姑扶乩之风已广为流行。五代人徐铉写的《稽神录》记载：“正月望夜，江左风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粉盘以卜。”这是由两个人把着穿上衣服的饭箕，用插在饭箕上的筷子画粉盘来占卜的方法。江左就是今天江苏苏南一带。宋代张士南撰写的《游宦纪闻》记载说，请紫姑，以箸插筲箕，布灰桌上画之。这与《稽神录》记载的方法是一致的。“饭箕”、“筲箕”，都是饭筐、饭笸箩一类的竹器。宋代洪迈《夷坚三志》写道：“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近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有以木手作黑字者，固已甚异，而衢人沈生之术，特为惊听……”这都是紫姑神降扶箕以卜的方法。清人吴友如画了一幅《迎紫姑神》的画，画中两个女子抬着托盘，上有饭箕，并戴帕插花。《紫姑》图则表现女子迎祭紫姑神情形，题云：“云间俗例每年于元宵，儿女辈焚香燃烛，设茶果于桌上，以兜套作妇人形，用饭篓抬之，或赴厕问，或于墙角迎紫姑神。”扶乩流变
清末民国时期，江浙沪一带的民间直接用一只竹编的畚箕代替丁字架来占卜，也可以用扫帚、针、竹子、芦苇等。《清嘉录》记载，苏州一带的妇女有“召帚姑、针姑、苇姑卜问一岁吉凶”的做法，妇女们把“弊帚系裙下以卜，名‘扫帚姑’。针姑以针卜，伺其尾相属为兆，俗名‘针姑’。苇茎分合为卜，名‘苇姑’。”清人笔记《茶香室四钞》转引的《嘉定县志》关于这种占卜的记载，说明了上述占卜的具体方法是：“卜箕姑，以筲箕插筋，蒙以巾帕请之，至则能写字，能击人。帚姑，以敝帚系裙以卜，至则能起卧。竹姑以小竹剖为两，二人各一筋对抬，两端相向，如舁舆状，神至则双篾中合，相戛为兆，或能鼓其中，谓之开花。苇姑亦同。针姑，以针对穿一线请之，神至则针尾相合。”这些风俗可以看成是迎紫姑以卜吉凶的继承与发展。无所不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紫姑的神通也越来越广大，不光知道蚕桑和庄稼的年景丰歉，而且还知道所有人们想知道的事，只要供奉之家有所求，她就会有所应：
——南康建昌县民家，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
——江左有支戬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戬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戬见家人为之，其时戏祝日：“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
——礼部谢侍郎言，昨以谏议大夫知潭州，岁正月，家人迎紫姑神为戏。是时官制未颁，陞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戏问紫姑将来迁何官，乃画地作“太中”字，了不详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义问家事紫姑最灵，在京南问得何差遣，写京西转运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转运判官。
举凡做生意哪里可以赚钱，婚姻是否称心，出行是否顺利，那里可以建房造屋，夫妻生男还是生女，阴晴风雨，是旱是涝，科举成败，仕途利弊，甚至国事边防，烽烟兵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凡有所求，必有灵验……总之，她已经是一个全能的神仙了。不过，还是诗人陆游说得好：“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扶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凭，对答不须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诗章亦间作，酒食随所须。兴阑忽辞去，谁能执其祛?持箕畀灶婢，弃笔卧墙隅。几席亦已微，狼藉果与蔬。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迎紫姑，问前程，卜休咎，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种娱乐消遣，不管结果如何，尽可以一笑了之。当真了，就难免“人鬼均一愚”之讥了。扶乩活动之余韵
扶乩活动在民国时期仍然非常活跃，而且，很多文人雅士也乐此不疲。薛理勇先生曾介绍过当时上海滩的文人扶乩：
民国以后，西方的“灵学”(Divine Science)影响上海，使许多有学问的文人也迷信甚至沉湎于扶乩活动。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叫杨宇青的记者纠集了一批相信扶乩之术的人，借平望街(今山东中路)书业商会的地方设坛扶乩，并取名“盛德坛”。为了推广灵学，他还主编和出版《灵学杂志》月刊。杂志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华书局经理陆费伯鸿想通过诉讼追讨一笔欠款，但又怕得罪这位大客户，心中犹豫不决。于是他请“盛德坛”扶乩，乩词显示：“讼则终凶是至言，忍羞含垢思屯艰。风涛一过平如镜，苦尽甘来问九天。”陆费伯鸿根据乩词的指示，没有向对方起诉。想不到仅几天后，对方主动来偿付欠债了。据说，许多老板都像陆费伯鸿那样，在遇到重大商机或其他疑难问题时往往要去“盛德坛”扶乩，所以“盛德坛”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相当闻名的地方。顾先生以“盛德坛扶乩”喻上海的迷信，确是很形象化的。
不过，大多数文人对扶乩的灵验还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据记载，一位曾主编《中华新报》的史家陈伯熙为证实扶乩的可信度，便借口问前程而去求乩，得到的乩诗是：“须待扬州明月上，再逢汉水白云生。此中消息何难见，得到羊肥鸡唱时。”陈先生将乩诗反复背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验证此中的所谓“玄机”。
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对迷信风俗活动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扶乩(包括迎紫姑)活动被迫隐退，但并不是销声匿迹。事实上，即使在所谓“破四旧”近乎疯狂的岁月里，扶乩活动还是能“偶尔露峥嵘”。也许到今天，人们还会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里发现“扶乩”的身影。紫姑与扶乩文人和文学文人的参与
扶乩的结论是以银针筷子等器具在沙灰上留下的画痕为根据的，虽然有时候可以操纵得随心所欲，但大部分画出的是毫无规则的天书般的“符号”，所谓“鬼画符”者也。扶乩人就是按照这样的“符号”给人占卜。后来由于文人的加入，扶乩活动增加了些文化色彩。文人把这些“符号”归纳成约100种左右的类型，每种类型配上一首诗，这种诗叫做“乩诗”，和抽签的判词有些类似，用以解释神灵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