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节是描述这个乱世社会的隐士的。接舆是有品德的隐士，长沮、桀溺亦是有品德的隐士。子路向他问去渡口的路，他即说孔子是知道“路”的，一个是问走路的路，一个回答是人生的道路。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人生的路该怎样走，这段对话很幽默，也很富有哲理。还记得在《公冶长》第十九节中，我们讨论过“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之事，齐国的陈文子厌恶坏的事情，听说崔杼杀了齐庄王后，丢掉偌大的家产离开了齐国，他不愿意与弑君者为伍，这样的人应该算是有仁义的了。确实，不愿意与坏人为伍，应该算是好人，但陈文子在抛弃家产的同时，也抛弃了国家！“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个陈文子的表现只能算是清白、清高，他连对国家的尽忠都不尽了，只顾自己的清白、清高，怎么能算是上是“仁”呢？他不思救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能“临危受命”，不能“见义勇为”，而只顾自己，这实在是很自私的。这也是孔子所不屑为的。孔子之周游列国，并不是逃避乱世，逃避坏人，逃离自己的国家，但许多人不这样看他，这使孔子很是怅然。因此孔子认为他们是飞鸟而自己是走兽，没有办法同在一个群体。但桀溺的一句话确也点醒了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滔滔”是形容词，是形容大水奔流的状貌，《诗·齐风·载驱》：“汶水滔滔。”《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后来就有人将其用来形容人世间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如《楚辞·东方朔·七谏》：“年滔滔而自远兮，寿冉冉而愈衰。”桀溺所说的“滔滔”，即是比喻为历史的长河之意，意思是说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如滔滔长河，奔腾不息地逝去，有谁能改变它呢？孔子一听，有道理，大江大河之滔滔流淌，有它一定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如滔滔之江河水一样，有其发展的规律，我只能顺其规律而作为，不能逆其规律而作为。因此，孔子认为这个长沮和桀溺可以当老师，而自己可以当他们的学生。
7．一个人的最佳行事方式应该是出仕为国家为人民效力
【原文】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译文】在周游列国的路上，有一次子路落在了后面，遇见了一位丈人，用拐杖挑着锄草用的工具。子路便向他问路：“你看见了我的老师吗？”老者说：“四肢不勤劳，五谷都分不清楚，谁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说着走到田中间把拐杖插在地上开始锄草。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一旁。于是老者留子路在他家住宿，杀鸡做饭给子路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来见子路。第二天，子路告辞上路，赶上了孔子，便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呀。”叫子路返回去见他。子路赶到他家，老者却已经走了。
子路说：“不出仕则是没有掌握最佳行事方式。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可废弃的；君臣之间的最佳行事方式，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自身清白，却破坏了伦理关系。君子之所以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最佳行事方式。至于正道早已行不通，那是已经知道的了。”
【说明】隐士有好几种，隐居而忧天下之事者有之，隐居而不问天下事者有之，隐居不出面但帮助统治者出主意者亦有之。孔子一般不大同意隐士，而子路更不同意隐士的作为了。这两节都是描述子路在隐士那里吃了瘪，隐士们的所作所为使子路很不满意；他认为，如果人们，尤其是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们，都避开乱世，都逃离开坏人，那就更挽救不了这个社会了。一个人的最佳行事方式应该是出仕为国家为人民效力，就象长幼之间的礼节一样，或者是象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样，要各尽其责。如果没有了这些，孩子稍长大便远走高飞，臣子稍微能干一点就夺取了君权，或者是学到了一些本事而不愿意贡献给国家和人民，或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将管理国家、管理人民的职位让给坏人，这样也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那么，子路的这个意见对不对呢？孔子在下面作了回答。
8．尽自己的责任
【原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隐逸的人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人。孔子说：“不肯屈降自己的意志，不肯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屈降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言语却合符伦理，行为合符思虑，他们就是这样而已。”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却放纵言论，但却保持了自身的清白，中止了权柄的利用。我就和这些人不同，不一定会这样，也不一定不会这样。”
【说明】孔子举了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人的例子，也就是说，隐士有好几种，隐居而忧天下之事者有之，隐居而不问天下事者有之，隐居不出面但帮助统治者出主意者亦有之。避世隐居固然不对，但如果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能够出来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也就对了。而如果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还是隐居不出，那也就错了。这也是在《为政》第十二节中孔子讲过的“君子不器”的问题，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不要成为一个有固定形态的人。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做；不需要用我的时候，我就收藏起我的知识和能力，退避三舍，无可无不可，怎么样做都可以。这也就是教导子路，不要一昧责怪别人，也不要太高要求别人，每个人的追求和理想都是不一样的，最关键的是要自己做到，尽自己的责任。
9．人才都流走了
【原文】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文汉；少师阳，击磬襄，入於海。
【译文】鲁国管音乐的长官挚归向齐国了，次一级的乐师干归向楚国了，第三级的乐师缭归向蔡国了，第四级的乐师缺归向秦国了，打鼓的方叔跑到黄河一带去了，播鼗武跑到汉水一带去了，少师阳和敲磬的乐师襄飘洋过海去了。
【说明】上节说的是已经隐居避世的人，本节则是说本来在位的，但现在也隐居避世了。他们归向各个国家，并不是为了去争取更高更好的职位，而是到这些地方去隐居。这班人都散了，由此可见鲁国的衰败。如果现在来看这个问题，搞音乐的都跑了，没什么稀奇。但在春秋时代，一个国家的重点是在礼乐，那个时代管礼乐的，可以说是哲学家、思想家之类的人物，没有了这些人，国家就无法开展礼乐活动，也就等于国家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想。所以这些人物的散去，隐居避世，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10．不要求全责备于某一个人
【原文】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
【译文】周公告诉鲁公说：“君子不要光给予自己的亲属，不要使大臣们怨恨而不以为然。故旧之臣若是没有大的原因，则不要抛弃他们。不要求全责备于某一个人。”
【说明】从第一节讲微子、箕子、比干起，到第九节讲大师挚等止，基本上都是在说隐士。隐士是什么？隐士就是有才能、有本事的人不愿意再为昏庸、暴虐的统治者服务了，而隐居避世的人，就是流散的人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富裕强大，靠的是有本事、有才能的人，没有了各种人材的帮助和辅佐，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单位，都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还在很早的时候，在周朝初期的时候，周公旦就告诉他的儿子鲁公伯禽，管理国家的职位，作为一个君子，不要光给予自己的亲属，不要使大臣们怨恨而不以为然。故旧之臣若是没有大的原因，则不要抛弃他们。国家的事，不要求全责备于某一个人。这番话就是说要重视人材，才能建立而且巩固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没有人的国家不能叫国家，没有人的单位也不能叫单位。而有了人，则就需要有人来管理人，而管理人的人就需要有一定的才能和本事。历来的人材问题都是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但有些统治者为了使家庭、家族兴旺，便大量使用亲属，而不问他们是否有才能、有本事。这就形成了“同人于宗”的情形，而“同人于宗”后，就会使统治者陷入宗门之见，陷入宗派之见，从而认识不到更好的真理。再说，人们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求全责备一个人是不行的，人生百年，孰能无过？只要没有大的原因，就不要抛弃他。这就是对人材的重视和使用问题。在《子路》第二十五节中，孔子说过：“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小人才使用自己的亲属，才对人求全责备。
11．周朝有八个著名的人士
【原文】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译文】周朝有八个著名的人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说明】为了说明人材的重要，本节举了周朝兴旺的例子，说周朝有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等八个人，帮助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推翻殷朝，平定天下，使人民安居乐业了。这是对全篇的一个总结，也是说明人材的重要，因为有了人材，周朝才得以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和辅佐，很难想象周朝会有这样的局面。而商纣王就是因为不使用、不重视微子、箕子、比干这样仁民爱物的人材，再加上他自己的荒淫暴虐，也就注定了他的灭亡。而具有仁民爱物的人材从何而来呢？还是开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