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译文
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又或是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是不能不先树立一个法则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钧轮上。即使工匠技艺高超，也必定不能得到正确的时间了。可是现在天下的事复杂得很，真假很难弄清楚，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考察其本原的，有审度起事故的，有运用于实践的。”如何考察其本原？要向上溯源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有的认为命运是存在的，有的认为命运是不存在的。我之所以知道命运的有与无，是因为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惰才知道的。有人听到过它，有人见到过它，才叫“有”，没人听过，没人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类以来，有谁见过命运的形体，听到命运的声音的吗？那是不曾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类以来，有曾听过命运的声音、见过命运的形体的人吗？那是不曾有过的。
原文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哮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译文
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考察圣王之事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做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赏罚严明而用以奖善惩恶。这样，就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古时侯，夏桀所治乱的社会，商汤却安定了；商纣王所治乱的社会，周武王却安定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商汤、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夏桀、商纣王时则变得混乱。国家的安危治乱，在于领导人的政治导向，怎么可以说是有命运决定的呢？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有命运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原文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之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译文
现在主张有命论的人说：“有命运这件事不是我在后世才说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反对它呢？”答道：主张有命论的人，不知是从前三代的声望、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暴君、不肖之徒？”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是他们的命运。因此古代的凶暴君主，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沉湎酒色，不过问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戳的惩罚。一定不会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致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而一定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论的主张，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原文
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镂之余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之也。
译文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所以把它写在木帛竹简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假借天命，布告天下，所以上帝痛恨他，就让他失去了他的国人。”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天命”，商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商纣王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上天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商纣王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不国》史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不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努力忠诚于王事。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们两人决定天下大事。不要制造谣言。不是降自上天，而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在夏商时代的诗、书中说：“命运之说是暴君们造出来的鬼话。”
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论的人，不可能不去极力反对。主张有命论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坚定地反对他们。
解读
从“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是主观的努力。在这里他提出了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的作用，给以儒家为代表的命定论者以沉重的打击，但因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运”搬到少数圣王的手中，他认为夏桀、商纣王等人之所以会乱天下，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同时他认为“天下之治”是“商汤、周武王”等人的力量，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处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商汤、周武王等人推翻他们，肯定也还会有别人做的。
活学活用
“这也是天意，并非人为的。”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唐朝的衰败真的就是注定的吗？为什么在唐太宗时却那么兴盛，而后面一代不如一代呢？墨子说：“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日其力也，必不能日我见命焉。”这一切都是努力的结果，而非命中注定。
陆贽上书
唐德宗与陆贽谈及天下变乱的原因，深深自责。陆贽说：“产生今日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唐德宗说：“这也是天意，并非人为的。“陆贽退朝后，写上章疏，奏与唐德宗。他认为：“陛下志在统—天下，四次讨伐朝廷叛逆，罪恶的魁首终于被诛杀，叛逆的将领却又相继作乱，战火连年不断，历经三年。征发的军队日益增多，征收的赋税日益繁重，内自京城，外到边陲，行路之人有遭遇刀兵的忧虑，居家之人有苛刻搜刮的困苦。因而叛乱此起彼伏，痛恨和怨言四处掀起，非同寻常的忧患，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忧虑。只有陛下一人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致使凶恶的军队击鼓噪进，在白天里攻打宫门，这难道不是朝廷有漏洞，人心离散，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吗？陛下有得力辅佐，有亲信，有谏官，有防卫官署，他们见到危险而不能尽力竭心，面对灾难而不敢赴汤蹈火，臣所说的招致现在的祸乱，是群臣的过失，怎么会是凭空乱说呢？陛下又认为国家的兴衰，都是上天注定的。臣听说上天的所见所闻，都是来自人的所见所闻。所以祖伊斥责殷纣王的文辞说：‘我生来是没有命运在天的！’周武王列数殷纣王的罪责时说：竟然说我有天命在身，不肯以自己所受的惩罚为戒。’这些都说明不谈人事而只讲天命是一定行不通的道理啊。所以，治理好了人事，上天却降下变乱，这样的事是没有的，把人事处理乱了，上天却降下安康，这样的事也是没有的。不久以前，征战讨伐的事很多，刑法稍嫌严厉，物力消耗已尽，人心惊恐疑虑，有如置身风波之上，总是动荡不安。上自朝廷百官，下到黎民百姓，宗族邻里友人日夜相聚议论，果真如大家所曾预料的一样，京城人口，往往超过十万，固然并非人人都懂推算之术，个个都晓占卜之书，这正好说明产生敌寇的原因，未必全都与天意有关。臣听说治理有时会产生变乱，变乱有时会有助于治理；有的因为没有危难而失去天下，有的因为诸多危难而振兴国家。而今，产生变乱失去成业的事，已经成为过去，是无法复原的；而那些有助于治理和振兴邦国的事情，则要看陛下能否勤勉而慎重地修明政治了。何必担忧叛乱之人？何必畏惧危难的命运？勤于政事，自勉不息，足以再致太平盛世，岂是只弭平叛乱，光复大唐江山而已！”
智慧金言
《易经》说：“观此履卦，考究吉祥。”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象。”这便是说天命是人为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圣人贤哲的思想在《六经》中是相互贯通的，都说祸福在于人为，没有说过盛衰是命运注定的。
磨砺心性
日本大企业家松下对率直心非常重视。松下认为，对人而言，既要培养率直的心胸，又要磨砺自己的心性，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现为人之道的真谛。
松下指出，人的心性要锻炼得柔韧，才能与大自然圆融调和，才能回复人类应有的幸福。
他看到，徜徉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飞禽走兽们，看起来总是一副快乐的样子。
有一位猎人说，他曾经烤食过各种各样的鸟兽，结果发现每一种鸟兽，都极富滋养价值，没有发育不良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懂得顺乎大自然，享受大自然所致吧。
然而，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过着充满贫困、不安与苦恼的生活，有的甚至营养失调，对生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造成如此悲惨境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松下认为，是没有养成与自然调和的生活态度，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却在人定胜天的推动下而日益恶劣了。
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而盖房子、挖矿藏、制造出精巧便利的电器产品，这种成就若是细究起来，其实也是大自然所安排的。人类的思考范围和创造能力，只发挥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从无限大的宇宙来看，人类所做的工作，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亦不过探得了一点儿大自然的奥秘罢了。人类如果自恃聪明，以为人可胜天，忽视了与大自然的运作配合，那么人类就如一只井底蛙，再怎么创造，也不过是一种局限在狭小空间里的成就。
松下认为，一旦知道此理，在采取任何举动之前，都能谋求与大自然的调和，必可带来无限的繁荣与幸福。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孔子等，东西方两地的古圣先哲，早就阐述过这种理论。然而直到现代，世界上仍然不能完全达到真正的繁荣与幸福。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实践这些教诲，与大自然协调无间呢？松下认为首先要培养一颗率直的心，这样心灵之眼就会启开，就能体会出生活的喜乐，明辨事物的正邪，对大自然作一番清晰明澈的观照。
柔能克刚，这种率直之心，就是所谓的“柔”。“刚”看起来很强，但这是人的智慧所凝聚的，实际上很脆弱的。“刚”是要被“柔”所制服的，所以有一句俗语说：“水是随着方圆之器的”。这也是说人的率直之心，就像水一样，是可以融通的，随着不同的状况调整，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有率直心是最大的力量，它真正能掌握住真理，并产生出繁荣、和平与幸福。
但是长久以来，大家接受了抹杀率直之心的教育，人的知性消灭后，要再恢复原本的纯真，就需要花费同等的精力。例如，要达到初段的围棋水平，非下一万盘棋不可，若要达到率直之心的初段，也像下围棋一样，要思考一万次以上才行。如此不尽苦功，将自己的心回复到纯真状态，才能在行为取舍之际，不致违反了大自然的天理。
率直之心，是了解真相使人的本质得以发挥的重要关键，也是人类一切幸福，繁荣的出发点，希望各位读者能沉思出其中的道理。
智慧金言
松下曾提出与大自然调和，能带给人类无限的繁荣、和平与幸福，而人们为贫困和不安感到烦恼，乃是由于人们自恃聪明，歪曲了大自然的真理所致的观点。其次又谈到睦生无为的真相，我们必须培养一颗率直的心，努力去顺应真理，建立一个身心都很充实适合人类居住的文明社会。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家，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