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译文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管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事政务整肃治理，然而没有收到富强的效果而得到了贫穷，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社会没有得到治理反而发生动乱，这就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想要得到的，而得到了他们原本十分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很好；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理也就相应地差。所以王公大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使贤人增多。”
原文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译文
那么，怎样使贤人增多呢？墨子说：譬如说要想使一个国家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以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道德高尚，言谈雄辩，学问广博！这本来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社稷的良佐呀l当然也必须使他们富裕、显贵，敬重他们，给他们以荣誉。然后国家的栋梁之材才能多起来。所以古时圣王施政，说道：“不义的人不能让他们富裕。不义的人不能让他们显贵，不义的人不能做亲信，不义的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因此国内富贵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私下商议说：“原来我所依靠的是我的钱多而位高，现在国君只举用为义的人而不管贫贱与否，那么今后我不能不按义的要求办事。”国君亲信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在私下里议论说：“过去我所依仗的是国王的亲信，现在国君举用为义的人而不问亲疏，那么今后我只有按义的要求办事了。”在朝廷做事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私下商量说：“过去我所依仗的是在国王身边做事，现在国王举用为义的人不管是不是身边的人，所以我今后只有按照义的规矩办事了。”那些与国王关系疏远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在私下商议说：“过去我担心与国王关系远而没有依靠，现在国王举用为义的人而不问关系远近，那么今后我也不能不按义的原则行事。”圣王的用人原则传到了遥远的边疆郊外的臣僚、官吏们的庶子、国内的民众、四野的农夫那里，他们都纷纷按义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之所以使用臣下的，是同一事物；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方法。这就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垣坚固，只开一个门，有强盗进去，把门关起来，强盗就无法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抓住了事情的要领。
原文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译文
所以古代的圣王施政，崇尚贤士，使有德者有位。即使是农民、工匠、商人，只要有特殊才能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职责，授予他权力。也就是说，爵位不高，百姓不会敬重他；俸禄不多，百姓不会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不会畏惧他。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为了赏赐贤人，而是为了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是根据一个人的德行来确定他的位置，按照他的官职确定他的职责，根据他的业绩来确定奖励等级，根据他的功劳来确定他的工薪待遇，所以当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百姓不会永远贫贱。有才能的就让他上去，没有才能的就罢黜。举用急公好义的人，任用与己有怨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尚贤的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治理得很好；大禹把伯益从阴方之中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九州统一；商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他的谋划得以变成现实；周文王把闳天、泰颠从狩猎者中选拔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部地区成了文王的天下。所以在当时，即使是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谁不敬重畏惧而施行仁义的，即使是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谁不竞相劝导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君主的人选。因此，得到了贤士，国君谋划就不困难，身心也不会过于劳乏，功成名就，而不会发生坏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的结果。所以墨子说道：“得意的时候，不能不任用贤士，不得意的时候，也不能不任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事业，就不能不尊崇贤士。崇尚贤士，这是为政的根本。”
解读
墨子自己作为从小手工业者上升到“士”的比较接近农工商人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渗透着对小手工业者的偏爱，一直争取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提出了著名的“尚贤尚同”学说。本篇是尚贤说的上部分。主要通过探讨尚贤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统治者打破血统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给他们地位和权力，同时将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老爷统统撤免。这对当时广大平民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无疑有着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他提出了改革奴隶主贵族制度的要求，只有对贤者，才可以“富而贵之”，对不肖者，才可以“贫而贱之”。贤者为官长，不贤者为奴役。这对当时在奴隶社会制度下，只有富贵者才是官长、贫贱者就是奴隶的不合理现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很薄弱，只能依靠强大的阶级。
墨子提倡“尚贤”，目的是为了通过贤才来治理国家，而贤才的得来不是通过找关系，走后门，靠的是真才实学。只有这些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当今的社会如果也能采取墨子的这种“尚贤”学说，那么国家将会变得更加富强。
活学活用
墨子说：“贤士此乃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要想让贤士归附于你，首要的就是你对待贤士的态度，慕容之所以能拥有那么多的贤士，最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走出选拔人才的误区
《墨子·尚贤上》中有：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意思是说，古时的圣王治理国家，任贤崇德。即使是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经商的人，只要有能力就选拔他。
可见，墨子主张不拘一格选人才。
墨子在论贤及选贤时还强调要做到三点，即“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这些对于当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勿要任人唯亲
任人唯亲，即任用人不管德才如何，只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
任人唯亲，实际上是一种“小农意识”。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任人唯亲的管理者形成了这种错误的意识，他就会在心理上排斥外来的力量、排斥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用而不举，罚而不赏，终使优秀的人才丧失斗志，跳槽他处也极为正常。人才流失实为可惜，而企业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就会不断老化，再加上一些不具备领导能力的亲人加入，管理不善，职务上只能升不能降，腐败滋生，就更是雪上加霜，使企业走向衰亡。
因此，管理者必须从观念上、行动上，彻底摆脱任人唯亲思想的影响，任人唯贤，做到不偏不倚，企业才会越发活力四射、生机盎然。
（2）勿以出身取才
“梅花香自苦寒来”，温室虽好，但培育不出苍松翠柏。出身低微的人里未必就没有大才大德的人。以出身定终身，是选才的大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说法。其实，除了一些生长在富贵人家的人之外，有真才实学者，在他们未被发现或未成名之前，往往都处于社会的底层，甚至处于食不裹腹的贫困境地。
因此，贫困或低微不能说明人是否有才能。以出身来识人，有才也会被看成是无才。魏惠王就是那种凭出身看人识人的人，所以就看不起公孙鞅，有大才也不知用，将他“输送”到秦国，最终自食其果。
（3）勿以相貌取才
诗人泰戈尔说：“你可以从外表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评论一个人。”
不能根据外表来评价人的品德，不能看相貌来估量人的能力，如不看本领只看长相，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就不可能建功立业，恐怕早已胎死腹中。例如张飞即是。以貌取人，没有丝毫根据，只会埋没人才。
主张不以貌取人，不以貌识人，不仅是因为以貌取人和以貌识人有百害而无一益，而且人的长相如何，跟他有无真才实学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人相貌堂堂，腹中却空空如也；有人长得丑陋，却满腹经纶。就用人之道而言，相貌堂堂而又满腹才略者当然再好不过，然而，相貌丑陋才华横溢者也与大局无碍。
如何选才是一门学问，除墨子强调的三点之外，以下几点也是管理者必须注意的：
（4）勿以个人好恶选才
以个人好恶为标准选择人才，实际上是私心在作怪。合乎自己心意者就是人才，不合者就是庸才。武则天的夏官尚书武三思就说过：“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为恶者，即为恶人。”
一个管理者，是否坚持公道正派，是关系到人才命运的大问题。事实上，凭个人好恶选人用人的情况很多。有人喜欢听奉承话，把喜欢吹牛拍马者当成人才；有人热心于搞派系，对臭味相投的人备加青睐；有人看重个人恩怨，对自己有恩惠的，则想方设法加以提拔，即使有斑斑劣迹也给他涂脂抹粉。以上情况的存在，一方面使某些德才平庸、投机取巧的人，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又必然使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甚至遭受不该有的打击。
彻底丢弃以个人好恶选才的观念，不拘一格选出真正的有才能的人，是一个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5）勿以年龄选才
年轻，未必不堪重任。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但能充分发挥才智，贡献杰出。郭嘉27岁就被曹操拜为祭酒，追随曹操11年，屡立奇功。周瑜33岁挂帅，任人选才无不精通。
这些史实，都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有才智，年纪轻轻委以重任是完全可以的。
反观现在有些管理者选拔人才缩手缩脚，不敢起用年轻人，总认为还稚嫩，缺乏经验和阅历，挑不起大梁，总是说：“再考察考察吧！”一搁就是几年。殊不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是等不起的，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争夺。
（6）勿以资历选才
古人云：“资格为用人之害。”资格这把软刀子，不知扼杀了古往今来多少有用之才。任人只看资历，只看过去的业绩，依仗特权论资排辈，在我国古代几乎代代相传。时至今日，许多企业的管理者在选择人才时，也不自觉地戴上了“有色眼镜”，以资历来评选人才，使企业的有识之士不被提拔、任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企业管理者在选才的观念上还带有封建士大夫的色彩。
一个企业，用人唯资，就会僵化和凝固，就会失去朝气勃勃的生命力，从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智慧金言
“井底之蛙”选不出人才。选才不能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错误。不拘一格选人才，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是每一个管理者所应该做到的。
胜任是用人的基本标准
《墨子·尚贤上》中有：
“有能则举之。重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意思是说，只要有能力就选拔他。给他高官，给他厚禄，给他事做，给他决断的权力。
那为什么要给他“爵”、“禄”、“令”呢？
墨子说：“爵位不高，民众就不尊敬；俸禄不厚，民众就不信服；政令不能决断，民众就不畏惧。拿这三件东西授予贤者，并不是为了赏赐贤人，而是想将事情办成。”
其实，墨子所说的“爵”、“令”、“禄”，用当今通俗的语言讲就是“职”、“权”、“利”三者。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赐此三者，即使是再贤能的人也难以发挥作用。
“爵”，即“职”，职位。关于职位，企业的管理者应做到因事设职与因人设职相结合，这是企业组织或职位设立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一些管理不善的企业里，特别是那些爱吃“大锅饭”的老牌国有企业中，职位的设立常常都是考虑：“这个人放在哪个位子上？”有现成的职位就把这个人塞进去，没有现成的就设立一个新职位给他。这些企业管理者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他们想让尽可能多的人都有活干，或者说想让每一个人都不会失业挨饿，以期“人人有事做”。事实却总是相反，这样做一方面会造成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人浮于事、低效率的工作局面，另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职位重复设置，很多人在重复着无关紧要甚至可有可无的工作，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其中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会不满于这种十足的平均主义而辞职跳槽，长此下去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真本事也没有什么上进心的人在继续着自以为公平、舒适的工作，而他们的生活却日复一日没有大的改观。对于这样的企业，别说不会发展，就是被竞争激烈的市场淘汰，也是可以预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