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厘？雪岩兄的大仁大义，我今日算是真正见识了。雪岩兄，彼此换心，你帮了抚台大人和我的这个大忙，抚台大人和我必将没齿步难忘，如有可以帮雪岩兄的，雪岩兄尽管明言。”
“小人这点微薄之力哪敢让两位大人劳神回报。”胡雪岩漾逊一番后，转入正题，“雪岩只望抚台大人到任之后，能将盐、织方面的税款都交由小人经营的阜康钱庄往来，小人就感激不尽了。当然，小人也知这只是小人的一番愿望罢了，若有成，小人日后必当重谢。”
听到“重谢”两字，太守眼睛为之一亮，很慷慨地答道：“这不过是举手之劳，敬请放心。”
两人又饮几巡后，胡雪岩离开太守府，迅即召来刘庆生，命其速凑两万五千两银子送往太守府。
刘庆生踌躇了一下，说：“那只好动用同业的‘堆花’了，其余的大多放出去了。”
“可以。”
“可‘堆花’只有半个月的期限……”
胡雪岩思索一阵后，答道：“半个月的期限，可以了。湖州那边的粮款催紧点，十天半月就能收到。做生意讲究一个‘活’字，借鸡下蛋，拆西墙补东墙，只要不穿帮，这就是能耐，这也就是所谓的‘调度’。只有这样，做生意才能有超前性，才能不为人所制。”
次日，刘庆生将“堆花”的两万五千两银子送去了太守府，半晌方回，满面喜色。胡雪岩早已猜到又有意外的好消息，便问：“庆生，情形怎样？”
“抚台大人已向太守大人交代了两件事，都与我们有关，且都是大喜之事。”刘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畅言道：“上次钱业公所承销官票，已复禀朝廷，由于阜康带头认领，且数额甚大，故朝廷将下旨，特加褒奖。这么一来，阜康的声名，可就上达京城了。另一件事就是，抚台大人已吩咐，要将江宁、浙江两地解往江南大营充饷的税款，尽量交阜康往来。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那真是太好了！”素来沉稳的胡雪岩听了这两个意外之喜，也不由得喜形于色，“这下咱们阜康不仅不用愁没有生意做，还可把生意做到上海和江苏去。妙极，妙极。”
借款给抚台竟取得这样的结果，胡雪岩非常满意。自从阜康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前景花团锦簇，令人乐观。所以说，做生意，一定要看得准，懂得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切机缘中寻找出商机。
且说是时，胡雪岩送王有龄到湖州去上任，又雇请了阿珠家的客船。说来也巧，湖州本是江浙一带有名的蚕丝产地，产出的蚕丝号称“天下第一”，连洋人也十分看好，而那里正是阿珠的家乡。阿珠娘已随阿珠爹经营客船十几年，自小耳濡目染，也颇懂得一些关于养蚕、缫丝甚至茧丝生意的事情。胡雪岩在阿珠家的客船上与阿珠娘的一席交谈，不仅促成了他涉足生丝生意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长远的通盘打算。
首先，胡雪岩立即就和阿珠娘商量，自己出资请阿珠父亲出面做“丝主人”，在湖州开办一家丝行，自己做“丝客人”，并要求他们此次一回湖州就着手一切事宜。胡雪岩这样安排，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王有龄已经被派任湖州知府，由于自己和王有龄的特殊关系已经众人皆知，所以要避嫌；二是他准备将来就以代理的湖州公库资金买丝，然后在杭州“变现”，解往“藩库”，这样又等于是做无本生意——湖州的公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先垫支一下，买丝到杭州变现之后再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款变成了活钱。现就能用它作本周转一道，何乐不为？ 这一眼，可真准了。这下，胡雪岩是看准了生丝生意，生意还没上手就看到用代理湖州库银，脱手变为杭州“藩库”的生财之道，真可谓不止看得准，且看得远了。
湖州的“公库”的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先垫支一下，买丝到杭州变现之后再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款变成了活钱，用公款做本易贷周转，借鸡生蛋，的确是个不错的经营手法。
但是，胡雪岩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此．他还有看得更远更广——在生丝生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和洋人做生意，销“洋庄”。所谓销“洋庄”，也就是和洋人做生意，组织生丝出口。
晚清开埠之后，中国与欧美及日本的贸易以江南丝、茶为大宗。而随着17、18世纪西方纺织工业的飞速发展，生丝需求量更是日益增大。经由上海外销的江南丝绸，又在整个上海“洋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治、光绪年间仅江苏镇江就以丝绸“行销于北省及欧、美、日本者，岁人数百万”。
胡雪岩之所以要销“洋庄”，是因为销“洋庄”，上万两的丝囤积起来，磐价钱好了卖给洋人，自然是更有赚头。胡雪岩的这一构想，确实体现了一个大商人的远见卓识。
生丝生意开始后，胡雪岩来往于杭州、湖州、上海之间，在联合同行业、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绞尽脑汁，精心筹划，与外商买办斗智周旋，终于按着他的构想做成了第一笔洋庄生意，赚下了十八万银子的利润。
后来时局出现了对胡雪岩十分有利的局。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成了缺货、奇货：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商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商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他们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商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一定是迟早的事。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胡雪岩毅然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竟将自己的存丝按洋商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商。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由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看出了整个局势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商也敏感地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看，他们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
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商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必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定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商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商做生意还是商人们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胡雪岩看出了一个必将出现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商长期合作。
而且，胡雪岩意识到，与洋商的生意能不能顺利，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再打交道的余地，为今后的长远利益着想。
这正是胡雪岩的远见之处。正是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商做更大生意的道路。
据《光绪实录》卷174：“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清欧阳昱《见闻琐记》中谈到：1872年，新丝将出之际，胡雪岩甚至“遣人通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这一年他为垄断市场收购新丝而投入的资金达二千万两，使“夷人（洋商）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
事实表明，胡雪岩凭借其独到的眼光，捕捉到一个又一个商机。正因为他看得准，选对了行业，为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正因为他看得远，把生意做到了国外，缔造了庞大的经贸大厦。胡雪岩的事业，以资助王有龄进京“加捐”为始。当时王有龄是一名落魄公子，常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惟独胡雪岩敢于烧冷灶，倾其所有，把毕生的赌注押在他身上，这体现正常人所不曾有的勇气和魄力，结果天从人愿，王有龄平步青云，胡雪岩的命运也因之发生转变。当然这不仅需要胆量，同时还需要“见识”。项羽，虽为一代枭雄，但却有勇无谋，范增为之扼腕叹息：“唉！竖子不足与谋也。”最后只落得乌江自刎的悲怆境地。胡雪岩之所以倾囊相助王有龄，是他看出王有龄“骨法当大贵”，有利可图。而他开设阜康钱庄后做的几件事，更是体现他作为商人的远见卓识，的确非同凡响。做生意，既要有远大的眼光，又要有锐利的眼光。有远大的目光，才能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有锐利的目光，才能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将天时、地利、人和汇于一身，生意无有不成。
成功语录：贵乎盘算整个局势，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照这个方向去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眼观六路，适时应变
卡耐基指出：“在商业活动中，时机的把握甚至完全可以决定你是否有所建树，抓住每一个致富的机会，哪怕那种机会只有万分之一实现的可能性，只要你抓住了它，就意味着你事业已经成功了一半。”
一个经商人的眼光决不能只盯在自己做着的那一门一行上。如果仅仅盯着自己做着的那一门一行，即使你看得再远，也只能发展那一门一行，终归要受到限制。因为你能够看到的那块天本身就那么大，所谓坐井观天，眼界也就有限了。
时机，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她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够牢牢地将她握在手中。因此，一个生意人除了具备商业的眼光和创业的胆识之外，还得看得开，要能在五行八作各门行当中看到自己可以一为的地方，这也就是所谓眼观六路，适时应变。只要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商人。
眼光六路、耳听八方
胡雪岩为生丝生意逗留在他在上海的基地裕记丝栈。这天他到裕记丝栈处理生意上的事务，顺便在丝栈客房小歇。他躺在客房藤躺椅上，本想考虑一下自己生意上的事情，无意中却听到了隔壁房中两个人的一段关于上海地产的谈话。
他们谈到洋人对城市的开发与中国人很不一样：中国人是先有市后有路，凡是人们聚集起来进行买卖活动的地方就自然习惯形成了集市，形成了城市。这种开发方式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往往是城市得到发展，需要拓展道路、扩充市面的时候，自然形成的道路两旁已被房屋摊贩挤占，很难扩展了。而洋人的方法却不一样，他们是先开路后有市，路开好后，就会有人来做买卖，时常自然就兴旺起来了，如今上海的市面开发就采用洋人这种方式。
最后，其中一个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大马路，二马路，照此一直发展下去，上海南北方向很快就会繁荣起来。而向西一带，潜力更大。谁如果眼光长远，趁现在，不管是芦苇荡还是水田，尽量买下，等洋人的路开到那里，坐在家里就发财了！”这里谈到的确是实情。比如今天仍然是上海最繁华的，也是老上海标志的外滩，就是修路修出来的。自1843年到1850年上海被迫开埠初期，外滩只有一条从黄浦江边泥滩到外国人聚居区西边界的土路，这条总长约500米的土路主要是为外国人跑马溜缰修筑的，也就简单地称之为“马路”。这也就是今天南京东路外滩到河南中路一段。1850年到1853年，这条土路开始向西延伸至现在的浙江中路，路面亦由黄土路面、黄沙石子路面铺筑为煤渣石路面，并加宽至7．5米，时称“派克弄”或“大马路”。1862年，“派克弄”继续西筑至现在的西藏中路外，由此大体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南京路的修建规模。更重要的是，随着这条路的不断扩延，以“派克弄”为轴心，出现了东西向、南北向干道各13条，终于形成了直到今天也仍然让老上海人骄傲的外滩，1864年初的《北华捷报》就宣称：“新马路或已开辟成功，或正在修建之中，外滩已经出现一种看来非常繁荣的外貌。”
正可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激动了。等伙计陈世龙回到丝栈，他立即拉上陈世龙，雇了辆马车去实地勘察。在勘察中，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趁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地，等地价上涨后转手卖掉；二是通过古应春摸清洋人开发城市的计划，抢先卖下洋人准备修路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之间，钱就滚滚而来。正是上海开埠、开始大发展的时候，当时虽然太平军正顺江东下，试图一举占领江浙一带富庶之地，但英、法等国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清廷为了借助洋人对付太平军，他们之间心照不宣地定下“东南互保”的策略，联合起来坚守上海，当时的上海成为其实没有受到多少太平军炮火影响的“孤岛”。而由于太平军的进攻，从东南各地逃难至上海租界中的人却越来越多，上海市面也随之更加兴旺。事实上，这个时候正是南京路不断向前延伸的时期，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房地产生意高潮到来前夕。到上个世纪末期，上海每亩地价已由几十两涨至2700两，其后不数年间，上海外滩地界的地价甚至一度高达每亩36万两白银之巨。这一档子买卖，可不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大财源？只有能够准确发现一个又一个投资热点，不放过自己遭遇到的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为自己开拓出一个又一个财源，这才能称得上是会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胡雪岩即使凭借这种本领纵横商界的。
而对于胡雪岩这样一位眼光六路、耳听八方人来说，实在是到处都能见到财源，到处都能开出财源。比如他为销“洋庄”走了一趟上海，在上海的“长三堂子”吃了一夕“花酒”，酒宴上与那位后来成为他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的古应春一席交谈，就让他抓住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古应春是一位洋行通事，也称“康白度”或“康白脱”。中国开办洋务之初，这样的通事是极要紧的人物。他们表面上主要充当的是类似今天的外事翻译的角色，但由于这一角色的特殊性，在当时的“外贸”活动中，他们其实还承当着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的职能，实质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买办。“康白度”或“康白脱”等也就是英语comprador的音译。有意思的是，咸、同年间人的笔记中，也有将这个词译作“糠摆渡”的，并就中文意思加以附会解释，称买办介于华人和外商之间以助成交易，犹如以糠片作摆渡之用。这种解释既有指明买办居间于华、洋之间的作用，也暗含讥诮。不过尽管如此，却也歪打正着，部分道出了买办的职事性质。
胡雪岩要和洋人做生意，自然一定要结识这样的要紧人物。胡雪岩来到上海，设法托人从中介绍与古应春相识。请吃花酒是当时上海场面上往来应酬必不可少的节目，于是便由胡雪岩做东，尤五出面，在怡情院摆了一桌以古应春为主客的花酒。酒席上，古应春谈起他自己参与的洋人与中国人的一桩军火交易。那一次洋人开了两艘兵轮到下关去卖军火，本来价钱已经谈好，都要成交了，半路里来了一个人，直接与洋人接头，说是太平军有的是金银财宝，缺的是军火，洋人一听立即单方毁约，将原来议定的价格上涨一倍多。买方需要的军火在人家手里，自然只能听人家摆布，白白让洋人占了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