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仅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而且在国事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很难说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
胡雪岩一生成功掌控商道的智慧，尽现于此，希望对你有启发作用。
成功语录：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否则，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
为民做事，为己作势
胡雪岩作为中国传统商人，受中国传统文化较深，他一生经商都与民生相关，也常常加诸社会使命，这固然是远离在商，不为时下商人所欣赏，实则也是胡雪岩的造势之术，生财之道。
胡雪岩一生注重公益，因时造势，因民造势。杭州被围，胡雪岩辞母别妻只身潜往上海购买粮食，拖着病体之躯护运粮食到了杭州城外。不料，一路风霜疾苦换来却是满目疮夷的景象，杭州被太陆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飞鸟难进。胡雪岩见状，只好转运宁波，将粮食借予宁波，以赈宁波饥民，并商量一俟杭州收复，则宁波方面必须还粮。焊州收复后，胡雪岩马上运米到杭州，以解百姓饥荒。并送给清军十万两银子，请求清军不得扰民，给老百姓一个战后难得安定之心和安静知所。
胡雪岩这样做，既安抚了百姓，让百姓安心生活。在乱世之中能有片刻的安宁，都是莫大的幸福，胡雪岩却给了杭州老百姓长久的安宁，又怎能不受杭州老百姓的敬佩和爱戴呢？以后做生意，这些老百姓谁会不给胡雪岩面子。
胡雪岩创胡庆余堂，专司药材买卖。在兵荒马乱、流寇横行的时代，人受伤的机会也就大，胡雪岩创胡庆余堂正是应时之需。胡庆余堂还义赠药品给穷苦人家，受惠之人不计其数。胡庆余堂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还有另一种说法为“天下药店两家半”，两家即为北京的同仁堂和杭州的胡庆余堂，半家即在广东、福建颇有影响的广州陈家药铺。因胡庆余堂义赠药品给穷苦百姓，胡雪岩还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
胡雪岩设粥厂，建码头，设义渡局都是公益性强的事。胡雪岩这种急百姓之急，想百姓之所想的做法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声誉高了，其势也高，其势高了，其利也广。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成功语录：
识时务，顺势行
清朝江南地区的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当时江南金融业总的趋势。但在同治、光绪年间，杭州人胡雪岩却创办了一家全国最大的钱庄，规模凌驾于票号之上，形成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北票南庄”的局面。
“北票南庄”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明末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其中丝业、茶业由于受出口的影响，其商品化的程度非常高，仅浙江一省每年的生丝总价就在二千万两以上，而遍布全省的大小丝行为收购生丝，需要一个全省范围的金融网，而当时浙江省内的钱庄数量虽多，但均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乏联系，难以满足丝行的这一需求。到了同治年间，随着五口通商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钱庄业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丝业、茶业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辛酉政变以后，朝廷决定集中力量消灭太平天国。不久，曾国藩奉旨统领长江中下游四省军务，指挥清军统一作战。行军作战军饷后勤的供求是取胜的物质基础。而统一的战场指挥要求军饷的调拨汇兑也要统一办理。但当时的钱庄业是一盘散沙。朝廷要依靠钱庄来调度军饷，就需要找一家可靠的来办理。在麟桂调任江宁藩司以后，阜康钱庄开始办理江南大营军饷的汇兑业务。而在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时，浙江一省的公款往来、军饷调度更是由阜康一手包办。这样，胡雪岩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之机，发展壮大了钱庄规摸，拓展了业务，为此后的“北票南庄”局面奠定了基础。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芋宗棠率军进入浙江追剿太平军残余。胡雪岩以十万石粮食相赠，取得了左宗棠的信任，让他为清军购买军需，筹措军饷，左宗棠所率官军一年所需军饷不下百万，所筹款项均由胡雪岩一人负责。这样阜康钱庄有了这笔钱做本钱，作生意更为顺心。
待到左宗棠西征平叛，历年共借款一千余万两充作军费，加上胡雪岩为西征军采购军需坞品，购买军械，前后花费达数千万两银子。这一笔庞大的款项汇进汇出皆是出自阜康钱庄，这也是阜康钱庄成为当时最大钱庄的一个重要原因。
阜康战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大量收取官员存款，胡雪岩设立上海分号，负责江浙地区清军的钱活调度，由于浙江省内多项公款度支布走阜康的帐号，阜康的帐面陡然暴亚，当时竟达到了二百五十万两道记录，阜康的牌子在浙江开始有了信誉。这时胡雪岩慢慢意识到，如果没有分散各地的分号，他根本不可能与北方的山西票号并肩抗衡。因此，他决定进京筹建一个阜康分号。
胡雪岩进京后先去拜见同乡夏同善，正好遇到了福州将军，后来的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文煜是个有名的和事佬，身为旗人，却深谙四书五经。他同夏同善一样，喜书而不执于书，做事极为中庸圆滑。
夏同善把胡雪岩介绍给了文煜，文煜对其认购官票一事颇为赞赏，认为阜康可作为商界楷模，值得各地商人学习。
而胡雪岩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不能长久，商人应该人尽其力，帮助官府打仗，早日求得世道平定，百姓安乐。
文煜对此深有同感，又问说如果逃跑的太平军战士在阜康存款，阜康会不会收。胡雪岩认为钱庄要讲信用，而信用对任何人都要讲。钱庄只管钱本身来得是否合路，存款之人身份如何一概不管。至于辩别忠伪是官府的事，如果官府查出钱是赃款，钱庄自当退出钱款。
文煜听了，深觉耳顺，暗自下了决定。原来文煜听了夏同善对胡雪岩的褒奖后对他产生了兴趣，经过和他的一番交谈，他觉得胡雪岩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文煜历任道员和督抚，主管税收，得了不少肥水。逢年过节，凡有所求之人，必有重重的礼节往来。他做官二十多年，手头足足有六十多万进项。
他本来想把这笔款子放在大德恒票号，不想手下告诉他，和他有宿怨的几个高官在大德恒均有眼线，万一被他们察觉了，参一本上去，一时半会儿恐怕解释不清楚。有了胡雪岩这么一个新进，为人又热心，事业上又极持隐秘之想法，很让文煜放心。所以文煜决定把这六十多万银子全部存入阜康。
刚进北京，分号还没开就有这么一个大头进项，胡雪岩觉着这是个好兆头。有了这六十多万两银子，胡雪岩用不着从南方带过来的钱就足以把分号先撑起来。
夏同善也存入了二十万两银子，并指点胡雪岩，多多拜访浙籍京官。胡雪岩便用了老办法，让伙计买通了各家门房，把浙籍京官家中的妻妾、帐房、书办等数目一一统计下来，每人先开了一个二十两的存折，挨家挨户送了去。这么一来，在京的浙江人马上知道了有一个叫胡雪岩的，在京城开了家阜康分号。此后，这些人一有往来支借，汇兑业务，自然马上就想到了阜康。另外一笔秘密款子，更是让胡雪岩感到兴奋。原来文煜和恭亲王相处甚洽。二人在朝廷中一唱一和，从来都是共进共退，参议朝政。所以二人无话不谈，胡雪岩的阜康分号一开张，文煜就把这事说给恭亲王听。至于胡雪岩的办店原则。文煜更是推崇不止。两个都觉得，难得有眼光的商人，更难得有操守的商人。至于胡雪岩坚持钱业中人只管钱业，这一点让文煜感到放心，也让恭亲王放心。有了文煜这样为胡雪岩树口碑，恭亲王也毫无顾虑地把手头的二十多万两闲款存入了阜康。不过他再三叮嘱，万不可透露此钱是属于恭亲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意场上的成败，常常一靠信用，二靠关系。阜康钱庄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能对生意的成败发生作用的各种关系中，与其他生意人结成的某种伙伴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商业的竞争中，单靠一家的力量常常是不够的。为了增强竞争的实力，有效地占领市场，为了更大规模地商业经营，往往需要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联合同行，一起运作。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联合的各方也就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往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胡雪岩在麟桂允许阜康代理江南大营的军饷汇兑后，决定与大源钱庄做联号生意，这表现出胡雪岩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在双方都有利的条件下谈合作，结果对方也乐为所用。大源钱庄的老板对阜康愿意与他合作承汇江南大营协饷的生意，十分感激，而胡雪岩让他出面去上海创办分号，更觉得是胡雪岩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地支持阜康。这样，胡雪岩每次有大宗生意，常与其它钱庄联手。知恩图报，这些钱庄有好生意时自然也不会忘了阜康，这样一来，阜康的力量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江浙地区。
做联手生意，需要共同承担负险，自然也就要求共同维护信用。这里的共同维护信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合作的各方都能自觉的信守协约，注意通过保持信誉维护自我形像，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合作者某一方的自我形像，其实已经成为合作各方整体形像的一个部分，合作双方任何一个自我形像的损坏，都将影响整体。第二，合作双方的相互维持。这正如胡雪岩与大源钱庄协办军饷汇兑一样，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在维护自己信用的同时，也要顾及对方的信用。如果为自己而使对方信用受损，受孩者中，一定也包括自己，这是商人都应注意的问题。
做生意要照规矩来，商人做事有他自己的原则，参与商事活动的人必须遵守这些原则。比如必要的手续，无论繁简，该办就必须去办，比如签定的合同，无论难易，该履行的一定要覆行；比如生意涉及到的政府的法令法规，无论如何都要遵守。照规矩来，实际上是商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否则就会乱了套，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事运作。
从商人本身的角度看，照规矩做生意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求得生意上的安全。比如犯法的生意决不能做，做了就犯了规矩，就难保不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再比如即使关系再好的朋友或合作伙伴，生意上的合同该定该签就一定要定要签，该怎样定怎样签，就按规矩去做。因为只有按规矩签定的具有法律效用的合同，才可以有效地约束合作者双方，才能有效地保护各自的利益。生意场上是不能用感情代替规矩、规则的。
胡雪岩的钱庄生意开始于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时期，但他决不和太平军做生意，这是他确定的一条决不逾越的原则。他的钱庄不对太平军放款，甚至不对与太平军有联系的商人放款，他也不在太平军据守的地区做其它生意，比如粮食、军火都决不运往太平军占领的地方，虽然这样可能赢利更多。太平军攻下杭州之后，也曾邀他回杭州帮助“善后”，他的生意根基在杭州，而且当时他的老母妻女也都陷在杭州，以一般生意人的眼光，可照顾自己的生意，又可保护老母妻女，何乐不为？商人求利，管他谁家天下。但胡雪岩仍然坚持不去，因为无论如何，当时天下仍然是大清的天下，与太平军做生意违反朝廷王法。通融方便可以，但违反法令不可以，这在他看来，就是经商也要照规矩。
成功语录：
游刃官商之间，逐追时势之中
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十六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二小，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三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