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可谓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一种，它包括：诚实、真实、现实、踏实、务实……千百来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实”字首推为一条原则。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现实生活的工作和学习中，务实，又是做事的重要原则，清华大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是凭着“务实”这一精神，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实干型的人才。务实，不仅是清华人做事的准则，也应该成为后来人们做事的一贯准则。
人生范本：闻一多：务实学，丝毫不苟
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在闻一多逝世30周年之际，曾这样回忆他的兄长闻一多。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实，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我妥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杂沓，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和信里曾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她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
书生岂昧兴亡责？事于大处不糊涂。
痛斥豺狼拍案起，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热血从来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阿兄应亦喜丰收。
闻先生做人处世，正是靠的这种务实的精神。为求真才实学，可以十年不下楼，为求国求民，可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一颗赤诚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
做小事，怀天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千百年来，警示着每个国人，要心怀天下勇于奉献。今天，清华人更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每一个进入清华园的人都明白，这是自己的责任。
清华人率先提出了“从小事做起，心怀天下”的号。清华人认为真正聪明的生命哲学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但也不应超脱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而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
老校长梅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并不如大多数人想像的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成功与不成功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在实践理想时，你必须与自己做比较，看看明天有没有比今天更进步——即使只有一点点。
只要再多一点能力。
只要再多敏捷一点。
只要再多准备一点。
只要再多注意一点。
只要再多培养一点精力。
只要再多一点创造力。
……
人生步至老境，生命逐渐走向平静枯淡，但平静并非无动于衷，恬淡也并非冷漠，所有的风雨沧桑并非为了陶冶出一种“麻木”。沧桑之后，应是悲天悯人的大慈大悲，以宇宙为家园，以万物为兄弟。此时之人世，已剥去“找”字所设的屏障，人的潜力会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在别人的幸福里叠印着自己的汗与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所以古人说：“以宇宙为一身者，无不平之憾矣！”有的人虽具雄心壮志，却着眼于一己的得失，赢得起输不起，一遭挫折，则郁闷填胸，自然不得长寿；有的人只眈于物质享受胸无大志，人生无一种高飞的企盼，生命在无所事事中日渐苍白直至虚无，自然也无法长寿。长寿的人是拥有伟大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里，兼有严谨与豁达之优点。生命时时都会有进展和创造，生命之树自然常青常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远离人生是一种超脱，切入人生则是大智大勇。大智大勇的人总是让生命成为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如果说/我爱世界/我本是世界的燃料/那世界是我的燃烧。
怀着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炽烈的燃烧，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世。”
拥有这种心境，并怀着这种心境做事纵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为它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对人生的至诚。
科学研究就是生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
清华改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学的精神，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忠于科学，热爱科学，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清华教授钱伟长虽然提出“谨小慎微，防备有小辫子”，他还是被抓住了小辫子，并且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他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意见被认为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老清华”一席谈话，使钱伟长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制度，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划为右派遭到严厉批判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使我们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科学的前沿阵地。钱伟长的一切社会职务被撤销，虽然保留了一个教授头衔，实际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他那双曾经参与过多少飞机、火箭、卫星上天工作的双手，将只能挥动扫帚和托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扫打卫生、清除而所的杂务中流逝。虽然他所写的《应用数学》一书出版社决定不予出版，却还要他赔“毁版费”，但钱伟长仍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为信条，为报效国家与人民，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写出了大量论文，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项足以为国争光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1964年，当钱伟长将这篇论文投寄《力学学报》时，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节中，提出了与钱伟长相同的观点，为国际所承认。本来就该归于中国人钱伟长的荣誉，却属于鹫津久一郎了。
陈景润为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枯燥的数学论断，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下，就凭着手写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决了这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当时的陈景润确实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于热爱，由于浓烈的数学芳香引诱他忘记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着书撞在树上；不吃饭也不知饥饿为何物；斗室之中，演算草纸杂乱铺陈，几无下脚之地；与人交谈，呐呐而不知所云，神情恍惚，已进入“病态”境界。但，实实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于热爱而过分投入的状态。可见要知道在那种现实的条件下，陈景润没有那种由于爱而深深投入的状态，恐怕现在数学界还不知有多常委会在攻坚不已呢！
热爱事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有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被下属戏称为“工作狂”，那份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就可见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数人可以做出成就。因为“热爱”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驱动力是比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外在驱动力更为强大、更为可靠、更为积极的力量。
也正因为热爱，他们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探索，敢于拼搏，才能摘下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闻达于世的实干精神
为人者，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为学者，更要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必无实诣。学者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30年代，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实干”二字。
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结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