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每一个清华人，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感觉它，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但凡是有清华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华园中，它又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梅贻琦投身于教育，可以说是至心至诚。他本性宁静恬淡，对名利尤为淡漠，不为高官厚禄所诱。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正值孙科组阁，再三邀请梅贻入阁担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一次欢迎会上，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克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梅贻琦治下的校风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新生代领导人中有好多是清华毕业的毕业之初几乎均未从政，而是去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技术工作，朱容基去东北，胡锦去西北，吴邦国去上海一家电子管厂任技术员，黄菊也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好多年，傅锡寿则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从事20年设计工作。这种现象正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培养人才的特色，即注重实际工作能力，从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到去基层锻炼，心怀天下，又精于从小事做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且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就使这些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才干成为他们纵横政界的优势，于是在80年代后中共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时纷纷崛起于政坛。
清华人从政的素质何在叱？胡锦涛认为至少以下4条因素是与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即有坚定信念和强烈的追求，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图虚名的人；不官气十足、高高在上，是一个和群众心心相连的人；发扬民主，在关键时刻能够决断的人；热爱生活的人。
在清华，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阿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阅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他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清华—学生论：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汁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落实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要吃苦。我感到，学习的苦无非两种：绞尽脑汁，案牍劳形，体力脑力上的苦累；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在别人随心所欲时，自己甘坐冷板凳去学。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脚踏实地，廉逊做事
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大师云集，灿若群星。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陈寅恪……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但在他人的身上，又有着共同之处：务实、谦逊。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注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崇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的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百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王瑶学长，他平时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初，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祥熙）游行，开始活跃起来了。约自一九四三年始，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很大，并向圈子外喊去，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为青年学生们所爱戴。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来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通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今天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他有政治理论基础。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
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住新西院，态度安静，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每日按计划行事，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颇觉忙乱，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他工作异常积极。首先是教书，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王瑶学长除教大一国文外，还开课，就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为蓝本，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样的课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教课之中，自然有机会修改《中古文学史论》，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他不会停止在研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
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朱自清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余冠英先生实主其事。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王瑶学和亦参与其间，促其实现。他的新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此刊的有《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书笔记十则》、《谈古文辞的研读》等。这些都是新的成果，或考据，或论述，都有新意，颇有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篇书评，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六月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躺在床上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大约于同年七月下旬，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请他代向学校借款，筹备路费。到八月中旬，我得到他的回信，今抄录于下：
来之兄如晤：大示敬悉。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已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由会计外电汇，可免汇费。此款分四月归还，八月份不在内。惟八月发薪仍无期，弟意若凑够路费，可以即来。安置费俟到此再说，家具等大家可以凑一下，八月薪可做此用。总之，即家眷不来，兄须亦每月寄款回去，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且目前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请铁犹豫。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朱先生住北大医院开刀，危险期已过，情形尚好，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之后，故不必写信给他。照兄预算，“最急需”项已约敷，“次急需”俟在此想法，可以拖下去。苦当然是逃不掉的。这里一切如常，每日阅卷，尚未完毕。余俟面叙，专此即颂。
时绥
弟王瑶敬上八月八日
这封信夹在书里，多年未见，一旦得之，遂保存至今。可见他关怀同人，办事妥当，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钢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心。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只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脚踏实地、严谨、谦逊，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清华人正是靠这种学风，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
不望虚幻，只求实学
上天绝无怜人之心。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达到一个目标，唯有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你自己品格中的一些优点。运气是不可靠的，努力才是实学的好办法。
陈寅恪说：“只有肤浅的人相信运气。坚强的人相信凡事有果必有因，一切事物皆有规则。”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比坐待好运从天而降可靠多了。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指出：“当我们说自己相信运气时，其实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如果有机会控制这些因素，我确信一定有人会拒绝这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因此相信运气不过是个偷懒的借罢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来愈不相信运气。过去我认为，生在富豪之家比生在贫民区幸运，但今天看来，这不是绝对的。生在贫困家庭，也许必须加倍努力，而富豪子弟却可能直往下坡走。
“如果某人一生的血汗成果在意外中毁于一旦，我们自然会说他运气不好；但他没有防范未然，是否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呢？又或者，这次打击能迫使他痛定思痛，东山再起，坏运之说就不可信了。
“因此，我对运气的看法只有一句话：不要相信它。生来就好运或生来运就不好，都是愚人的借罢了。许多好运是由勤勉和正确的判断形成；运气不好，往往是不够努力或观察力不佳的结果。”
赌徒是运气的忠实信徒，他们必须靠手气决定输赢，这样的人生简直是场梦魇，他们对前途永远茫然，永远无法掌握自己。
人生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技艺纯熟的玩家当然比技艺生涩的人占优势。成功的人多半实至名归，而失败者往往也是罪有应得。相信运气远不如相信你自己。
如果一个年轻人相信运气会从天而降，他就会不断地拒绝各咱机会，因为那些机会都不够好，他所要的是大名厚利、高职位，他不屑从基层起步。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人们便懒得给他任何机会了，而他一生很可能就这样耗。一味相信运气，使这个年轻人丧失许多机会。
真正想成功的人，会把运气撇在一边，抓住机会，不放过任何让他成功的可能。他不会等待运气护送他走向成功，而会努力换取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而犯错，但是只要肯从错误中学习，等他逐渐成熟后，就会成功。
真正想成功的人，不会只是坐下来怨天尤人，埋怨运气不佳。他会检讨自己，再接再厉。
也许机缘巧合，上帝让某些人交上好运，但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的能力，交了好运又怎么样呢？清华人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实力和拼搏，清华人说：美好的人生和辉煌的成就，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