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慈利特曾经说过：“书籍蜿蜒伸入我们的心灵，诗人的诗句在我们的血流里舒缓地滑行。我们年轻时诵读它们，年老时仍然铭记它们。我们读到他人遭遇，却感到身临其境。书籍到处可得，而且价廉物美。我们就像呼吸空气中的氧一样吸收书中的营养。”
人生的世界，大抵说来，不外乎是思想的世界。因此，最优秀的书藉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所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哈慈利特的校友菲力蒲·西登尼爵士曾经说过：“与高贵的思想为伍的人，是决不会孤独的。”圣洁纯真的思想在邪念诱人的时候，可以像仁慈的天使一样纯化、保护人的灵魂，使其免于堕落。它孕育着行动的胚芽，因为高贵的思想几乎总是激发起高尚的行为。所以，能经常与好书为友的人，其思想也是高尚的。
书具有不配的性质，是最能持久的人类劳动产品。神庙、巨塑终归要腐朽剥落，可书却与世长存。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老，它们在今天看来，仍然同它们几百年前在作者的思想胚胎中蠕动一样新鲜。当时所谈及、思想的东西，至今仍然有声有色地跃于纸上，约我们启示。
在清华，你最能体验到人对书那种真挚喜爱的感情，在这里我只举吴晗和张荫麟为例子来说明。
吴晗和张荫麟并非藏书家，但都嗜书如命。张荫麟读书时限于财力，收藏的书不多，到清华教书时，才能有一点余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书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吴晗青年时在北平单身一人，家庭负担重，经济也很紧张。过节时，常以游厂甸书摊为乐趣，买些中意的便宜书。他心爱的《碧血录》一书就是在厂甸书摊上买来的。他常常为了买一部书，而去写稿卖钱。
一九三七年春天，吴晗、张荫麟一起随清华大学西北旅行团到长安、洛阳、开封旅行。在开封，吴晗购得一本《中兴小记》，张荫麟一见非常高兴，提出要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本对换，吴晗看着张荫麟爱不忍释的样子，只好勉强答应。可是回到北京，张荫麟又舍不得把明清人文集给吴晗了。吴晗如约去“计账”，张荫麟在自己的书架上，这边摸摸，那边看看，都有些舍不得，最后只拿出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给了吴晗。
“七七”事实后，张荫麟眼看华北危在旦夕，那些日子，他总是叹声叹气。后来他决计离开北平，并且不带一本书。临走时，他对吴晗说，你要的书都尽量搬吧！能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连他已写好的十章长编书稿，也没有带走，便只身南下到天目山浙江大学去任教了。四十多天后，吴晗也南下到昆明。张荫麟的书，吴晗自然无能力替他带走，但十章长编书稿，由吴晗带到了昆明。他知道这是张荫麟的心血。吴晗在昆明还将长编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誊录。
钱钟书——读破万卷书
在30年代的清华园，学生时代的钱钟收就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还浏览其他书刊，可是一到考试，只要略加复习，他便可考出优异成绩。
钱钟书清华读4年，共读了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伦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
钱钟书的成绩，当时在文学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1991《家庭》上刊发了署名徐泓的文章《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介绍了钱钟书先生对书的情有独钟：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黄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钱钟书先生家里摆着这么多书，绝不是撑门面和摆样子，而是钱先生潜心研究学问的需要。钱先生的学问有多大？
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俩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概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直到钱钟书先生去世前，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钱先生在学术的成就与他喜欢读书是分不开的。钱先生与书，犹如鱼得到了水，其爱书如此。怎能不成就巨大呢？
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学问达到了一定水症，可以从他的外表，从他的行动、做事中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们“腹内”的“诗书”。诗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总之，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培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思想、品格、气度与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
钱钟书的谦逊幽默
钱钟书是非常谦逊、善于自嘲的。他在日本演讲时的开场白中讲道：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虹，深知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丐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有学问者的自潮方式也真是与众不同。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通晓数门外语，他却谦称自己不懂日语，对日本的“汉学”知之不多，这就更显出了在学问家的高深莫测，令人赞叹与佩服。
梅贻琦从容、幽默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进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们，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虽然不算是穷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节俭。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拮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安有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先生是个高尚的人，一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其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品格，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朱自清女子淡泊宁折不弯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父亲含辛茹苦供他求学，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在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梅贻琦谦逊廉洁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而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抗战期间（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会上会下，校友们出于感念他对母校所作无私奉献的至诚，说了很多表扬夸奖的话。就连一向以“高傲不逊”、从不轻易颂人的刘文典教授，也情不自禁地赋长歌以颂之。当临到梅贻致答词的时候，他则侃侃地说了如下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