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很多人都相信运气，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算命，他们相信有些人可以未卜先知，有的人可以预测股市的涨跌，可以断定一个人的福祸，这些人也许可以告诉你是否会成功，或者如何成功。别相信他们，人们不过是善于掌握人类的心理罢了。
从商和从政的人往往奇招百出，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他们私底下费了多少工夫，一般人并不了解。一项新产品的问世，事前需要经过极周密的市场调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一个政治人自我批评的新政诉求，也是长时间明查暗访后，才归纳出民意来。灵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无数愚者用心思而并字典来的火花。
很多人预测成真时，总是谦逊地说：“运气真好。”但我们应该知道，经验与判断力才是他们的利器。坐待运气的人，往往以空虚或灾难临头收场。他们也许会在因缘际会中暴起，但这种繁华很容易变成过眼云烟。大起大落的人，通常就是最相信运气的人。
华罗庚教授强调指出：“勤勉与判断力强的人没有暴起暴跌的危险，他们的成功是持久而可靠的。年轻人常怀梦想，这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梦想转变成对好运的期盼，就与成功背道而驰了。只有努力与多动脑筋才是最可靠的。”
注重建功意识，不求虚幻的美名
从理论上讲，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岗位，正好使其远大抱负得以体现。据报道，清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有“后劲”，即一旦适应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会显示出很雄厚的实力（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得心应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总的说来，清华学生赞成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改革。但由于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他们对这种决心仍存有犹豫。并非所有的社会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都使他们的自我设计得以实现，甚至有时会使其出现坎坷和曲折。官僚主义体制，论资排辈恶习和妨贤嫉能的风气都是学生们走出象牙之塔以后所遇到的障碍。许多学生一走上工作岗位，便不得不抹去了以前的锋芒和热情，否则，便会变成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一些学生常常梦想到一个“大机关”的“好工作”，更多的人在大干一场的想法之后留出足够的退路和保险系数。
成名未必是好事
20年代中期，当胡适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了人意料地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顾维钧曾是外交部出色的常务部长，现在却成了总理；吴佩孚是一位杰出的旅长，他却竭力要当总司令；在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后，一家报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说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国人之一。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的两件事之一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是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多少人为成名一生孜孜以求，费尽心机，而青年胡适对成名发出的精湛议论，这其实也是他在茫茫人生中对自己命运的预感。
不争虚幻的美名
清华有许多学术精湛、硕果累累的老教师的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早就是教授研究员了。
那些学术泰斗是不去争什么第一的，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去争什么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争什么头衔或第一，而是看它对科学和社会的效用。因为每一个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清楚“泡沫学术”实在做不得。
不争既表现在同事之间，也表现于清华与外部的关系方面。
从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记忆中，每次评奖同事们大都不甚积极。他们懒得花时间去检索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留意自己的著作、论文、观点被如何引用。他们懒得申报，其原因大致有二：他们不太看重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第二，在有众多专家研究的领域，人们更不会贸然出来申请获奖，因为同事中不乏有高质量学术成果。这样，在许多场合下，同事之间会互相动员、催促去申报评奖。我记得有一次某位教授在别人的催促下提起自己的某篇很有学术造诣的论文时，半红着脸、吞吞吐吐、显得很不好意思。这种现象在我的工作经验中并非光见。难怪主管文科评奖的社会科学处对大家不积极参与申报评奖而大伤脑筋，不得不把评奖的意义抬到超出个人的有关学校地位的高度，去激励人们申报。
就我所知，清华在对外部关系上也一向乐于共事和友好相处，而不愿同他人争你高我低。我也经历过此类事情：某一访问团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情况未能客观评价（连系主任的名字、教师归属都搞错了），这自然引起社会学系师生的不满。但除了向有关方面指出应改正的错误之外，社会学系并未去争个清清楚楚，讨个“说法”。我们宁可相信对方是失误，而不愿去争论。我以为这符合清华的性格：不事张扬、让事实去说话。这是不争的一面。
“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匀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是一场技术革命。”
清华的学子都知道：自己可以追求真理，追求价值，而不可以追求荣誉，因为那是虚幻的东西，一个清华人怎么能追求虚幻呢？
找准角色，踏实起步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席之地，都在充当着一个“角色”。无论你是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大腕儿”也好，“小人物”也罢，你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踏实生活，唯有如此，你的工作和生活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
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追求成熟
使自己迅速适应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
清华自由空气的另一表现，就是学生学习常常有一定的自由度。十多年前，有一位著名教育家，鉴于我们把大学生管得太死，一切一切都替学生规定好，规定死，于是他就劝人读一下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其中讲到种树能手郭橐驼的栽树经验。他说他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不过为树木安排好适宜它生长的条件而已。别人为什么种不好树呢？因为他们“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树种下后，随时随刻都要去摇摇它，摸摸它，反复检查抓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仇）之”。我们确实应该从这篇古文中得到若干启示。过去，我们在头脑发热时，曾有一句响亮号是：“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此话的毛病就在于否认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天资不一，基础不同的学生，何能在成绩上强求一律。这个号的危害性就在于大家抱卢来一齐开步走。结果能走快的走不快；让人抱着走的，一旦放在地上，他还是不会走。这种思想阻碍了人们进步的积极性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也许清华教师太忙，没功夫为学生画作息时间表；太懒，不肯抱着学生走路。但是北大学生，反倒因此成长得不错。一个刚考入清华的新生，往往会为一下子获得这么多自由而眼花缭乱，而手足无措。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自由支配，有那么多图书让你自由借阅，有那么多社团活动让你自由参加，再也没有人端着架子声色俱厉地来训斥你，你在生活上、学习上完全是自主的。你也可能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甚至陷入精神流浪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懂得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千万不要急天尤人，你要早早地到图书馆去抢占位置，你要挤进已经座元虚席的课堂。清华的课堂从来都是开放的，喧宾夺主，这是常有的事。你会发现，台上站着的，是你的导师，也是你的朋友、兄弟，那清澈如水的思路，截断众流的气魄，坚不可摧的理性思维，超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品格，使你陶醉，使你倾倒。他向你传授各色各样的具体知识，也在你纯洁无瑕的心灵中播种真善美。
学术自由隐含着公平的竞争机制，无情的淘汰机制。不尊重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缺乏相应的素质和人格特征，就无法获得学术自由。
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究竟怎么做，那他的生活才会充实。在这方面，清华的讲师朱自清先生教会了我们。
朱自清先生是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南下，于一九三八年间经滇越铁路到达云南的蒙自，停留一些日子之后，于同年九月间携眷迁到昆明的。
朱先生一家在昆明最初住在哪里，我不清楚。我一九三九年间第一次看见朱先生之后，才听同学说，朱先生一家住在昆明北郊的黎院村，是不久前才搬去的。
朱自清先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理事，又是昆明分会理事，他在昆明居住期间，除了在联大教书以外，分会组织的不少活动他都参加了，甚至远距昆明百里外的晋宁昆华师范学校请他对全校师生演讲新诗，他也欣然前往，会后部分师生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他也参加。他已不再单纯埋头做学问，而是逐步走了书斋，离开正统的大学中文系课堂，转向社会，转向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中。西南联大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的冬青文艺社、新诗社，云南大学以及一些中学同学举办文艺座谈会、演讲会、文艺晚会，甚至文艺以外的集会，只要邀请到他，他大都应邀参加，直率地讲出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一九四四年秋，在西南联大学生饭厅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朱自清先生还亲自参加了诗朗育，朗育了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也在同一次晚会上，闻一多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张光年（光未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作《民主在欧洲旅行》。
朱自清先生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他以多病之身，在教学、写作以外，又参与了这么多的社会活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朱自清先生和夫人孩子一起在昆明只住了不到两年，一九四年暑假后，朱先生便带着家人到他夫人的老家四川成都休假去了，住在成教东门外望江楼附近报恩寺的一座小院落里，租了三间小平房。房子简陋，但还整洁。朱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便是利用一年的休假时间，在这所小院落里完成的。
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休假期满，朱先生把家属留在成都，单身一人回到昆明。同年十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朱先生在馆舍里暂住三天，三天的课上完，再回司家营。这样，每周他只要在司家营和昆明之间往返各一次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