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的传统，是清华人的精神，是清华人的做事准则。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与发展中，清华人实践着这项准则，在他们的眼里，多做一件事，我在现实社会中实践，用所学到的知识，要比空空讲上一大堆话更实际得我。清华人重实际，重行动，为世人所共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梅贻琦的“行胜于言”的一个准则，更是一种勇于实践的清华精神。
人生范本：梅贻琦——少谈多做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学家。
梅贻琦先生是一位很值得纪念的人物。他生前通过办教育。确切些说是通过办清华大学，对振兴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但是解放以后，公开谈他的事迹者却极少见，原因之一是对他缺乏了解。梅先生生前，人称“寡言君子”，外国人称他“Gentlemanoffewwords”。他的格言之一是“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除非十分必要，他不多讲话，因而可供系统研究的资料不多。近年来，笔者，对他的言行和其他零散材料作了比较广泛的搜集和整理。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作些介绍，不只可以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做为一位爱国教育家，他的许多事迹都还值得我们今天参考和借鉴。
校长的来历
梅贻琦解放前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在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一九五五年以后，他去台湾办新处竹清华大学，提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
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来。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一九二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一九三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迈（阎锡山派来的），加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热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不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这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苦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晋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转代，叶也不想卷入旋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在连续十一个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个月无校长期间，不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这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的当，为清华打开了一种局面。从此清华师生可以不受外国势力、党派势力的影响，安心地研究不问，并为祖国寻找出路。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的梅贻琦校长。”（一九三三级学生利家和语），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校长。”（社会系教授陈达语）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句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些罢手的有，一有机会还会卷上重来。保留清华这场净士，这是他和全校教师的共同愿望。（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
梅贻琦平时少言寡语，却默默地做着多事。党派势力、军阀势力，连外国势力，都想利用清华为其做事，梅先生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努力保持着清华的纯洁。
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
不管是作什么事，离开了行动就注定了不能做成。我们必须要勤于行动，只有这样，成功才会青睐于你。
在清华的沧桑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清华人人同的人生哲学：务实。
梅贻琦校长在任期间，从当时中国对人才的需要出发，十分注重教育的实效，讲究培养人才能济实用。他认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敢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共不问事业终有成就。”当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他坚持认为，纾难报国，不必专惟开会宣传为已尽其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实的报国方法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当日本侵略者的炮声炸醒了正在香山度假沉浸在夏令营活动中的清华学生时，梅校长也并没有号召学生去参军出征，他仍认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因为战后国家肯是急需大批科技人才重建家园的，在造就人才的目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学校造就人才是为实用，假若学生没有用途，学校的教育全归枉费，是极大的损失。学生受过相当训练，而不能展用他们的才能，生活上受影响，精神上受损失，是一件悲惨的事。”
梅贻琦校长逆造了清华人注重实用的价值以观和踏实的性格。
成功的目标一旦确定，成功的寄托便在行动。再好的目标了也难以实现；行动与目标相反，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因此，确定了正确的成功目标，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后的成功关键在行动。
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20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工程性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提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后“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
实干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扬的，个人的成功，公司的发展，国家的壮大，都离不开我们的实干精神。如果原有什么计划，想法，那就赶紧行动吧！只有付诸行动，成功才不会遥远。
行动的力量
任何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算开始。如果没有行动，任何事情都只能成为虚幻的东西，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行动，正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力量源泉。只有立足于实践让行动发挥它的作用，做事才会成功。
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我看，业余教育是这样，8并不如2+6，如果每天有两上小时学习，来改变不懂科学、生产效率低的状况，企业领导者就会很快发现，这正是一种投资，决不是浪费。”在这个问题，茅以升是有发言权的。191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硕士不位。然后他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做工人，工作了一年半，但同时天天晚上去加利基理工学院上夜校。1919年，他从夜校毕业，成为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工学博士。茅老关于“8并不如2+6”的公式告诉我们运筹时间的这样一个哲理：学习不能离开工作实践，工作实践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风帆；工作实践中不能离开学习，学习又是提高工作效率的翅膀。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能力是每个人特有的混合物，它把通过技术和职业培训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资格、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交往能力、与他人共同的能力、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可见，学会解决问题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怎样才能学会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行动，这种能力只能在实际行动中锻炼。
遗憾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几乎是我国现代年轻一代的普遍“弱项”第28届国际物理和奥林匹克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中国的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上拿过理论总分最佳奖和总成绩最佳奖，但从未拿过实验成绩最奖。看过一些关于中小学生科技制作之类的报道，其作品这简陋，除去创造性一点都没有之外，模仿的也都不是很好。这也许和我们的教材有关系，据说中国很多科学家科的教程难度在世界上算很大的，但距离现实也算是较远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的经济条件支持不起这些东西。中国的技术方面曾经在历史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逊色得多了。以我之见，脱离于实践的理论将来可能有用，可是在目前不是约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是在目前还是纸上谈兵，要实现对这些理论的运用可能需要另一种思想方法，从小培养一些动手的能力对此也许是有益的。还有，对自然的解释是人们研究科学的初衷，也许某门学科的研究会抽象于自然进行，但什么时候都不应跑得太远，立足于事实的科学才有价值。
注重动手能力
牛顿的童年时人最好不过地展示了童年劳动对个人人生的影响。尽管对一个孩子来说比较沉闷，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用锯子、锤子和斧子“在他的卧室里敲敲打打”，做出各种各样的风车、马车、机器模型。而长大成人后，他依旧乐此不疲，为朋友们造了许多小桌子和小柜子。斯密顿·瓦特和史蒂文森少年时都是工具不离手。要是没有这种自我修炼方式，他们成年后是否还能取得如此的累累项果就要打个问号了。
仔细观察
1967年，为了利用行星闪烁现象来研究宇中的射电源，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们建造了一架射电望远镜。它从1967年7月开始工作，每天要给出七八米长的记录纸带，由一位名叫乔斯琳·贝尔的研究生进行人工分析。这位研究生是个细心的姑娘，对纸带上的每一点点变化都看得十分认真。几个星期过去了，仪器在正常地工作着。一天，乔斯琳在纸带上发现了一小段莫名其妙的记录。这记录一不像星际闪烁，二不像人为的干扰。虽然它十分短暂，在上百米的纪录纸带上只有一两厘米，可是却没有逃过知斯琳的眼睛。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师休伊什，休伊会对此非常重视，并决定对这个奇妙的信号作快速记录。几个月后，他们在记录纸带上看到了一连串的脉冲信号，每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是113妙，而且这种信号每天总是提前4分钟出现。这说明，它是按照恒星所运动的。经过科学的观测和分析，休伊什和他的学生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性，证明了这种奇特的天体只能是在30我年以前，理论家们预言的中子星。到1978年，人们已经发现了300多个这样的脉冲射电源，中子星被找到了。40年前的不可思议的理论预言成为现实。
我们总是叹息一些好的机会与自己无缘，这其实和我们的观察能力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细心观察，它会让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大大受益。
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能力，“动手能力”只是能力的一个方面作为21世纪的人，必须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根据国际社会的研究，未来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具备基本的能力有：
（1）处理信息能力：包括获取、加工、评估、处理、批判各种信息的能力；
（2）思考能力：包括对价值观的思考、逻辑和数学的推理、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选择和思考以及预测和预报的能力；
（3）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字的交流，例如，在公众场合讲话、掌握声间的语言和非正式的书写，语法的正确应用、各种文体以及风格的掌握、浏览和快速阅读的能力。
（4）认识环境：基本掌握有关人类环境的各种知识，例如生态学、生物学、自然地理、地质学、人学和天文学等；
（5）知晓人类和社会：基本掌握人类和社会进化和发展的知识，例如蛤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理解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诸如不断变化的职业、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战争、犯罪、人类的持续发展等；
（6）个人生存能力：包括个人为生存和自我保护而必须的教育和训练，例如，安全、卫生、营养和性教育、消费教育、健康教育等。
敢于做梦
梦想越大，成就越高
每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都被告知：个性的蓝图越大越好。他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兄弟，老大想到北极去，而老二只起走到北爱尔兰。有一天，他们从牛津城出发。结果俩人都没有到达目的地，但老大到达了北爱尔兰，而老二仅仅走到英格兰北端。如此可见，这个故事包含的深意又是：一个梦想大的人，即使实际做起来没有达最终目标，可他实际达到的目标都可能比梦想小的人最终目标还大。所以，梦想不妨大一点。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的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办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身。
梦想不是务虚的借。梦想是衡量个性境界的最佳标尺。
著名的王冠酒家，年莎士比亚经常寄宿的地方。年津学子似乎都喜欢到此，端着酒怀，愉快地盘算自己的梦想。这是很好的。但是，一位牛津学生指出：“现在的王冠酒家却充塞了狂饮之徒，人未到中年已经挺起了发福的大肚子。如果你问他们的梦想，他们瞪园满布血丝的眼说：‘梦想？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梦想，难道人生是梦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