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是个平均主义像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度。“我觉得某些人极度爱讲平等，如果有什么稍稍特出，就用长刀将之削平。”鲁迅先生说得太深刻了。“排排坐，吃果果”，“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国民性。虽然时代进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盛世，但这种爱极度平等的思想还远远没有作古。重奖的奖金难拿便是活生生的一例。活可以少做或不做，然奖金是万万不可少拿或不拿的，“领导的重视，上级的支持，同志的帮助还讲不讲？”
看来，要使天底下的“殷国茂”、“钟本和”、“周开达”、“黎汉云”们无愧无惊舒心地拿到重奖的奖金，在目前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海南日报》，1992．10．7
两面牌·广告及其他
生活中常常有打“两面牌”这么一种现象。日前所坐的一辆私人小客车，打的就是“两面牌”，若开往A地，便打出“开往A地”的牌子，若往B地，则翻转过来，展示出“开往B地”的字样，因“客”制宜，灵活使用，收入颇丰。
说起“两面牌”，未免要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是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导的义军与元朝军队在黄河北激战，拉锯似的你杀过来我杀过去，这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元军来了要欢迎，义军来了也要欢迎，谁也得罪不起，故老百姓贴在门上的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要来得快换得勤。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块薄薄的木板，一面写着“欢迎元军保境安民”，另一面却写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哪方面打来了，就翻出欢迎哪方面的标语，这样既省钱，又方便快捷。倘若当年农民没有这“翻来覆去还自如”的两面牌，能生存下去吗？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脑筋当然也要复杂多变。“两面牌”的运用反映了人的机巧性和灵活性，是深得诸如“适场作戏”、“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之类的生活哲理之“三昧”的。
忽然想起了今时的某些广告。广告也是一种“牌”。那天看某报一则广告，说的是某种矿泉水如何含有二十几种矿物质，喝了如何身轻体健、百病皆除且如何“誉满天下”。渎罢心为之欢。谁料事隔不久，却又使人纳闷起来。原来此报又在做“拆”那某种优质矿泉水之“台”的某种“名牌”蒸馏水的广告：“喝××牌蒸馏水，是您最理想的选择……科学证明，矿物质溶于水中不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而人体还是以吸收蒸馏水为最佳，盖蒸馏水能迅速、直接补充人体的水分之不足……”
真是“唱白脸是你，唱红脸也是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这不像活脱脱的打“两面牌”吗？投机取巧，随心所欲，因“钱”制宜，为我所用，好不惬意！只是这号“广告”一多，消费者就得蹙眉困惑而大倒其霉了。
广告是健康的科学的产品或业务宣传牌，决不是投机取巧、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因“钱”制宜，只要给足钱，就可翻云覆雨，职业道德管他娘的“两面牌”。这一点，咱们的广告制作者和广告经营者们当懂得。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管理，建立严格科学的广告管理法规。惟此，才能对这号“牌“具两面，惟“钱”是“翻”的广告课以规范化的整肃和治理。
《经济消息报》，1992．12．2
“成有萧何，败无萧何”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中国一则有名的历史典句。那位一代名相萧何大人，月下追韩信，极力举荐韩信，终使刘邦拜将，任用韩信，使韩大有用武之地，干出横扫千军之壮举，那位刘邦也顺顺当当坐上了皇帝之宝座。后因刘邦之猜忌，韩信产生了不轨之心，这位萧何大人果断采取措施，设下计谋将韩信擒拿而斩首。韩信之成功，韩信之失败，全在于萧何。
知人、举才、用贤，是一门学问。既然是做学问，那就必有“成”，也有“败”，这就需要正确对待其“成”“败”。作为举荐者、用人者，就要像萧何那样，一切以国家社稷为重，勇于负责，严于自责，有立有废，公正无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应该成为咱们的领导者和组织人事部门正确对待人才的一条准则。
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今时某些人士那里走了样。常常见到这样一种现象：某头头“成功”地举荐某“人才”到某单位任职，这原本是件好事，谁料那“人才”不争气，干得一塌糊涂，千夫所指，怨声鼎沸。这做头儿的不是承认那厮“不行”了，不承认自己培养推荐失败了而“治”之，“废”之，而是让那厮照样“行”，永远不“败”，死撑着于。实在干不下去时便将之调到别的部门或单位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变成了“成有萧何，败无萧何”。
“成有萧何，败无萧何”，这只因为我“萧何”永远不错，一贯正确，所用之人，岂有“败”之理；二是所用之人定乃心腹之人，裙带之人，极具利害关系，岂肯轻易使其“败”之，让其“废人”之？如此这般，实乃某些“当代萧何”的悲剧，人民社稷之祸端！
《海南侨报》，1995．3．22
话说机关闲人
现代社会是繁忙的高节奏的社会，现在的机关当然也是繁忙的高节奏的机关。然而偏偏出有“机关闲人”之说。
某单位在“廉政勤政教育日”的“自查自纠”中，有人说干他那份工作太闲，闲得无事干，闷得慌，只好找同事聊天泡茶坊云云。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单位领导耳朵里，气得领导将桌子拍得嘣嘣作响：“谁是闲人将名字报上来，我叫他有事干。”
机关闲人到底是谁，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认这个账。然而这类闲人的形象是明摆的、公认的、十分鲜明的。古诗有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阶上飞”，“闲来惟有一局棋。”这类诗说的是古人中的闲官、闲人。现在呢，这类“闲字号”当然没有绝了。今人的顺口溜说：“八点上班九点到，聊天看报把茶泡”，大概也就是为机关闲人画的像。一种现象发展到用顺口溜来表达批判之意，它的普遍性可想而知。
说起机关闲人，谁都生气。然而我说这档子事像臭豆腐，闻起来臭死人，可吃起来还香得很呢。你闲我闲大家闲不是很好么！这大概是机关铁饭碗的“优越性”吧！哪像欧美、新加坡、香港机关中的人忙得像个机器人般。那年访问马来西亚，一位华人对我们说，你们呀，上班看报，喝清茶聊天，可得炒鱿鱼。
繁忙的机关为什么有闲人，那道理要不是傻瓜都明白：一是制度造闲人，几十年来端的是铁饭碗，干与不干一个样，不患寡而患不均，发奖金、津贴，从领导到职工齐刷刷一个数字，苦乐不均就要苦乐均，他干少了我干多了，我也要干少些；二是管理不严造成闲人，虽有奖勤罚懒的规章制度，然而制度多数时候成了一纸空文，挂于墙上，落不到实处，闲人“事业”依然兴旺；三是领导不起带头作用造闲人，你领导“五官”不端正，作风浮夸，行歪走邪，三天两头才来办公室，做手下的看在眼里火在心上，于是乎也就只好聊天看报泡茶坊以做“回应”了。
幸好，廉政勤政春风劲吹，公务员制度实施异日趋完善，机关闲人的事业好景不长。但不管怎么样，闲人还总有赋闲的办法。治机关闲人还是一句老话：出路在于改革。制度管人是根本，关键在于领导。不然，一阵风吹过去，闲人们总还要再闲起来的。
《诤友》，1996，第4期
“五官不端正”怎么办？
记得前年有位政协委员在会上提出政府要“五官端正”，一时举座轰动。
何谓“五官端正”？这显然是针对“五官不端正”而言的。这位政协委员指的就是，时下总有那么一些为政者患有“五官”不“端正”之症：肉我所欲也，酒亦我所欲也，有请必赴，大宴小宴，“宴”得春风得意满面红光，此乃“嘴馋”；“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安于衙门，高高在上，不下基层，不问群众疾苦，此乃“腿懒”；乐闻报喜，不喜报忧，爱听恭维话，忌恶诤言，此乃“耳偏”；身在衙门，心在江湖，发的是官腔，做的却是操奇计赢求田问舍为富不仁事，此乃“心散”；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蝇头小利，吾必取之，抖尽浑身解数，“卡”、“拿”、“要”，此乃“手长”。
“五官不端正”者，当然是“患”者的职业道德糟糕使然，不学孔繁森、焦裕禄，却学起奥勃洛摩夫、华威先生或市侩作风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咱们有一套“不怕不端正”、“端正不端正一个样”的体制。多少年来，咱们这儿实行的是“三铁”（即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制度，咱们的公仆大多是“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吸毒贩毒、不乱搞男女关系以及不严重以权谋私什么的，便可以“位子”照坐，“官儿”照当。“五官不端正”犯了哪一条罪，能量哪一等“刑”？错误、缺点谁能没有一点儿？还不是自我批评、对照检查了事？“三铁”依然如故。
可现在有点不同了。新观念的干部从事管理制度正在逐渐形成，不少地方正在时兴新的观念、风气和制度：人大、政协在一年一度的会议上对官员进行“质询”，对公仆说长道短，评头品足，或让公仆深入基层调查，去找“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有的地方还提出要在评选“杰出公仆”的同时，要求评出相应的“不受欢迎的公仆”。人民公仆要“五官端正”，已成为时代的强音，群众的切望。更喜人的是国家机关自上而下，实行公务员制度，这大概就是医治为官者“五官不端正”的一贴极好的单方。首先“凭功以食禄，量才而任职”，有公职者干得好则干，干不好则废，“无功便是过”。还有不少地方和部门纷纷推出“干部竞选上岗制”、“干部聘用制”、“干部辞退制”、“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什么的，大都是冲着“干部五官不端正”而来的，“五官不端正”者的生存条件越来越“不佳”了。治法治人，制度管人，倘动真格的，“五官不端正”流行症可望得治。
当然，使公仆“五官端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法规、制度的“硬件”之外，还要有思想建设之“软件”。一是要加强公仆职业道德，加强公仆“自身修养”，“吾日三省吾身”；二是给照镜子，加强检查督促，凡“五官不端正”者，当及时棒喝，对冥顽不化者当亮丑“曝光”；三是从领导做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正人先正己，身正而令行。大凡上头“五官端正”者，下头的“五官”也不敢“歪”到哪里去，怕就怕“上梁不正下梁歪”。
《天涯同舟》，1997，第5期
“陈金义现象”沉思
改革盛世，新事物层出不穷。1992年10月15日，上海商城一次拍卖7家国营、集体商店，上海的大老板一败涂地，全被浙江的私营老板买走，其中农民老板、皇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金义花145．1万元买下了6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金义此举轰动了整个大上海乃至全中国。“私吞公”，被理论界视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陈金义在全国成为新闻人物，“陈金义现象”成为活跃非凡的理论界的一个新“热点”。
“陈金义现象”给人们以说不透道不完的话题。
陈金义够威的了。他的“皇家公司”猛将如虎良臣如云，有2000多名员工，数百名高级科技人员为其担任顾问或中层管理人员，经营着7大类商品，光是在杭州的总公司注册资金就达668万元，公司正迈向现代化大企业之行列。
“个体万元户”曾经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令人羡慕不已的“现象”，如今却排不上号了，“万元不算户，十万才起步，百万算有钱，千万是大户”已是一种事实。私营业主已堂堂皇皇列入我国当代富豪之首而具有“东方新大亨”之魅力，威武雄壮地登上改革开放的经济大舞台。先前那种将私营个体企业与“小商人”、“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灯红酒绿紧紧相联系的传统思维已不再吃香了。
私营业主之所以能一领时代新潮流，主要得益于改革的“天”、“时”。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载人宪法，这就为其生存、发展提供大好天地。而若在“人斗人”的时代，这号东西总是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斗，是注定抬不起头来的。
立志、实干、团结、开拓，这恐怕又是私营业主们得以领时代潮流的又一重要原因。“器大声宏，志高意远”，他们往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那么一股“人和”的力量、严厉的作风、拼搏和奋进的精神，并善于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陈金义对每一位新来报到的员工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先好好学会做人”，然后才让他们跟着自己没命地干。有一次，为整治一家工厂，陈金义竟七天七夜没有合上眼，他麾下的管理干部“入乡随俗”，将每夜二三点钟睡觉视为寻常事。陈老板财大气粗，为乡里人修桥筑路办学校往往一掷千金，而对自己却抠得令人难以置信，出差外地住小旅馆，食方便面。这与咱们一些“吃公饭、打公鼓”，“公鼓破、叫公补”，“干好干坏一个样”，暗里使劲窝里斗，吃垮公家心不疼的国营老板们相比不也可爱、可敬得多吗？
“我们在大上海有了基地，站稳脚根，就能向其他地方乃至海外扩展”，陈金义还想将“皇家公司”办成一个高等学府，一批批培养专业经营人才，再让他们回归社会开公司当老板。这陈老板还采用国际通行的“CI”定位——树立自己的企业精神、企业形象，打到外国去。钱越赚越多，雪球越滚越大，管理越来越先进，领域越拓越宽，这是“陈金义现象”的又一特点。
富得流油而不忘国家，不忘社会，乐做公益事业，是“陈金义现象”又一特质。这位陈老板，花钱支持公益事业难计其数，这次出巨资竞买6家商店，其收入全部捐给东亚运动会，而这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其道理也极为简单：“……凭我目前拥有的资产，吃他几辈子都行，但算帐就要多算国家帐，民族账，没有国家、社会的富强，哪来个人的富裕？”
“私”吞并了“公”，这不得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
不必大惊小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敢冒敢闯，标新立异，冲锋陷阵。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本身就是社会的法则和进步。同等竞争条件下，公有制有优越性，私营经济自然会俯首称臣；而一旦“私”吞了“公”，亦不足为奇，对国家来说，甩掉了几个亏本或微利小店，可以将钱投入到可产生更大效益的项目中去，正是增强了国力，这码大好事，轮都轮不到呢。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飞旋。神州大地，无数“陈金义”正在崛起。一个农民成为一种现象，这不能不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震动和深刻的思索：当今之世，不改革，不励精图治，行吗？
《海南日报》，1993．2．12
“成事不足奖”
只晓得给事业勋绩显赫辉煌者发奖，却没料到今时居然也有对事业无所成乃至成事不足者发奖的，真所谓世上之事无奇不有。
说来有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一种名叫“另类诺贝尔奖”的奖金，专门“奖励”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名人士。据该院宣布，本届获奖者主要有：美国副总统奎尔（教育奖）、垃圾债券大王米尔康（经济奖）；氢弹之父特勒（和平奖）
倘若评选天下评奖史上第一奇观，我看此事当入选无疑。未知后来诸位获奖者有没有登台领奖，获奖时是微笑着还是苦笑着，或者是愤然大哗，然单论其社会效应倒也足以轰动——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建树”人人皆知，使获此“奖”者本人深受震动，领教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外在的内在的“压力”和“动力”。
人类也真怪，一般来讲是“正打正着”，但有时却是“歪打正着”。“歪打正着”有时还相当讨好。莫里哀说过：“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是最尖锐的，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写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的打击。”（《达尔杜夫》序言）如此看来，麻省理工学院苦心设立的“成事不足奖”是很得莫里哀这句名言之“三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