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家美国想到咱们中国。美国出有“成事不足”的官员，咱们中国呢？谁也不敢保证绝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咱们能否也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设立一些类似于老美“成事不足奖”那样的“奖”呢？（当然此文系一家之言，欢迎讨论，欢迎争鸣——笔者注）
《海南特区报》，1993．1．21，“符江专栏”
闻两个“十二”有感
时下有些名词很是耐人寻味的，譬如失去工作吧，外国叫“失业”，可咱们这儿却叫“下岗”，那意思八九不离十。而从国情出发，还是不叫“失业”叫“下岗”的好，今天因工作需要我下岗，明天因工作需要又可上岗呀。
这阵子“下岗”这个名词够火爆的了，你扯我扯他也扯。那缘由当然是商潮涨落，你下岗，我下岗，他也下岗，于是就有了“下岗人”这个群体和“下岗”这个话题。下岗后还能不能活？下岗人路在何方？这不能不说不是广大下岗人心头的“疑难杂症”。
最近在上海听说两个“十二”的说法，那心头为之一亮。第一个“十二”，说的是如今美国每年各有10多万个企业倒闭和新生，每个职工一生平均要更换十二个工作岗位。另一个“十二”，说的是上海下岗后又重新就业的女技师施小露，通过自学先后拿到了会计、厨师等十二个岗位的专业证书。两个“十二”之后还跟着这么一组数字：这几年上海企业“下岗人”已达109万人次，而经过自学、自强而陆续走上再就业岗位的达89万人次。
两个“十二”带给人们的是深深的思考。
咱们这个年代实在变化太大。二十年前，咱们是“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铁”得雄赳赳气昂昂响当当，如今商海汹涌，这码“铁字号”的饭碗工资早已荡然无存而成为咱们批判极左路线的笑料和谈助。
“下岗”是应运而生之物，乃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辩证规律使然。生命有起源、诞生、发展、衰老和终结，企业亦然，企业之创立、发展、衰落、破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商海变幻无穷，市场竞争无情，所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也。如今企业的竞争是信息、科技、人才、资产、产品、营销、管理的竞争，你在这竞争中败了下来，蚀了本破了产，你及你的员工也就自然要成为“下岗一族”。
两个“十二”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就是，在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年代，不学习，不求知，不自强，没有点儿本事怎么行。先说在岗的，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员工，没有严格的素质要求，没有端饭碗的硬工夫是不行的。这些年头无不处于没完没了的学习培训、进修、考核之中，紧张和不敢松气，倘稍微走了神，就要亮黄牌，丢饭碗。不少单位引进国外的做法，在公务员中引进了竞争机制，采用“绩效评估，竞争上岗”，你想当处长、科长吗？对不起，你先前的职务、资历、工龄、政绩全不管用了，要拿出你“比别人更行”的政绩、学识和本事来“一竞分晓”。至于“下岗人”，也要有个知识、本事的竞争问题，只要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你经纶满腹才华横溢，人家抢都抢不到你呢。那个下岗了的施小露不就是下了岗不气馁，凭着硬本事，一口气拿下了十二个岗位专业证书而重新上岗的么。怕就怕下了岗后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你看这施小露说得多好：“职业是有时问性的，而要干的事业是无限的，在学习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样有一个脑袋四肢两眼，山姆大叔们一生能换十二个职业岗位，咱们炎黄子孙一点儿也不该望乎其背！“下岗”虽说是件不称心之事，但却给你换了一条跑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施小露现象”便是明证。当然，下岗人都大可不必像施小露那样一口气拿十二个专业岗位证书，但要有施小露这种精神。上海的女职工从“商嫂”、“空嫂”到当保姆，给人净菜、送水，无不闪烁着自强求存、创新求知、竞争前行的两个“十二”的光芒。人不就是在活这么一口气么！
东鳞西爪，想到就说，两个“十二”的感受却没个完。匆匆写了这拨“下岗”的文字，权当奉给城里城外许许多多的下岗人的一点希望和祝愿。
《三亚晨报》，1997．10．13
票、证、卡断想
现代人类经济文化生活，谁也离不开票、证、卡。车票、船票、工作证、身份证、结婚证、交易卡、信用卡……这些玩艺儿谁个身上没几张？票、证、卡是对人、事的一种凭据和证明，是持有者的一种特有的权利和价值的体现。可以这么说，没有票、证、卡，人类社会便得乱套。
记得小时，身边的票、证实在太多了。买粮购油要凭粮油票，买肉买布买糖要凭肉证布证糖证；买华侨商品要凭华侨购物券；买肥皂香皂要凭肥皂香皂证。可谓一身皆证，满口袋皆票。如今想起来可有点好笑，哪有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全凭票的国家？不过现在细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生产力上不去，物质如此匮乏，人们也只好周身是票、证了。
改革了，开放了，中国的面貌换了个个儿，中国人的脸上发出幸福的光彩，先前过日子，“全身是票、证”的事，早已成为笑料和谈助。不过，中国人的身上，另一种票、证、卡倒是实实在在地多了起来：音乐茶座票、卡拉OK票、KTV包厢票、结业证、上岗证、培训证、合格证，还有数不胜数的门类众多的会员证。社会变得文明高雅，票证卡自然也就变得文明高雅，其价值也令人咋舌。
前不久读报，一则出售某国际游艇俱乐部会员证的广告，就相当叫人提神。先是介绍会员证的美好之至。“一证在手，享尽大海风流。”再是展现会员证的品位：一是“钻石卡”，起价为人民币六百八十八万元。每年免费享用豪华套房六十天，享有六十吨级豪华私家游艇一艘；二是“白金卡”，起价为人民币一百八十八万元，拥有豪华游艇命名权，拥有会员别墅或海边私家用地一块；三是“金卡”，起价人民币十八万元，拥有海边会员豪华客房或别墅用地一块……
读罢，汗不敢出。这号天文数字的价钱的“证”、“卡”，除亿万富翁之外，谁个敢问津？
“你享受不起，可有人享受得起呀！”“皇家气派”的人士们马上这般回答你。
据“皇家气派”的人士们说，这号天文数字价码的“证”、“卡”相当走俏，若你不抓紧，两周之内肯定只剩下“金卡”了。君不见街头上驰过的几近川流的“奔驰”、“凌志”、“凯迪拉克”和数不胜数的酒店里上千元乃至数千元一桌的宴席？说实在的，这阵子日渐奢华的“皇家气派”、“星级享受”、“国际标准”的“会员卡”、“会员证”越来越多，不仅在大款、大亨手中摆弄，一些握权管事的高层次公仆亦多有珍藏而激起公怨民愤。要不然，官方反腐败的红头文件上也不会赫然写上“政府官员持有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或其他高消费的证、卡要限期交出，否则按规定严肃处理”这一款了。
中国人时下还不是很富，不少地区的人还未脱贫呢。问一问手中拿白条和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就可知道，还不是很富的中国人还需要票、证、卡，尤其是要与自己国情，与自己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票、证、卡。而那些脱离国情，奢华至极的让老百姓指脊骂娘的“贵族卡”、“皇室卡”、“钻石卡”（尤其是那些凭着地位、权力去换取、索取的“证”、“卡”）之类的玩艺最好还是少些，再少些。须知，一个人年均收入不到五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漫天飞着价值百万、千万元的“证”和“卡”，那情景是要令人担忧的。
《海南侨报》，1994．6．8
冒富与喊穷
中国人一天天在变富。中国正在变富的人中亦不乏敢于“露富”者。然而更多的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露富”、“冒富”。拍着胸膛说自己有数十万、数百万者实属寥寥。相反，实在地富了口上却说自己如何困难，如何周转不灵入不敷出者多乎其多。
富了却要喊穷，大概是应了中国人诸如“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树高多悲风”，“枪打出头鸟”之类的“国粹”。富了，声名就大了，找上门来的人也就多了。揩油的呀，赊借的呀，赞助的呀都接踵而来可把你烦死。尤其是发达国家那种“绑票”之类的事更令你睡在防盗网围起来的钢筋水泥楼房中也心惊肉跳夜不安寝。
岂止是中国公民怕冒富而爱喊贫，中国的不少企业、公司、团体也都蹈于此道。穷的喊起来当然无可非议，而那些富了的也居然喊穷，且喊得震天价响，其道理不外乎：冒富要吃亏，而喊穷却相安无事。说穿了，喊穷是自我保护，喊穷自有喊穷的甜头。
有一篇《穷厂长、富厂长》的报告文学写得相当精彩。某埠一家化工厂是全省利税大户，数年来承担各种摊派计数千万元，占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厂里赠送给有关部门的轿车达五辆，赞助有关人员安装电话百余部，支援有关人员建房材料达数十万元，可谓八方伸手，人人揩油。连居委会的老太太也不甘落后，说附近的女青年都被工厂的年轻人“承包”了，造成当地男女比例失调，许多男青年对不上象，要该企业补偿女青年资源费每年二千元，否则，就不给开结婚介绍信。奈何天，企业只好皱着眉头照办。
相反，贫穷有时却是一把挡风遮雨的伞。某纺织厂连年亏损，主管部门大会点，小会刮，被批评得变油了，干脆破罐破摔，凡是来厂要税、追债、要水电费或要账的，一概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理直气壮，好不逍遥。由于长年不交电费，供电局拉了闸刀。厂方发动职工到县政府请愿，指责供电局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市政府为防止矛盾激化，只好让供电局妥协，复闸送电。职工得胜班师。不仅亏损有理，还亏损有利。后来该厂有了转机，扭亏为盈，但厂长还大造舆论说如何亏损，债台高筑什么的。看来该厂是实在地领略到了贫困或亏损的甜头。
富了的日子反倒不如穷了的好过，穷的还比富的活得自在、潇洒。真是扭曲了的道理！穷了，亏损了，没有多少人去管你，于是你尽管可以悄悄地富；而发了，富了，盈利了，税收可要不折不扣地收你的。修马路、建学校或搞什么的大奖都要找上门来，身旁的人也都来沾你的光，揩你的油，吃你的饭，你就算再富也会被“沾”光，“揩”穷，吃“瘦”，难怪好几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大企业对前来采访拉赞助的一律婉言谢绝，让他们吃“闭门羹”，大概是怕来者手中那把放他的血，刮他的油膏的刀。
写到这里，算是“真正理解”咱们富了的公民和那些盈利大户的企业为什么要怕冒富而乐喊穷了。在个人财产法规和企业法规尚未得到真正贯彻，个人和企业的财产拥有的自主权和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的情况下，“喊穷”的声浪恐怕还是会连绵不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业致富却又漫天喊穷，说到哪儿也不是件妙事。
《海南侨报》，1994．5．28
侃狮城说法治
从狮城新加坡回来的人，都说狮城管理好，尤其是法制管理好，国内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迅速。
近读《半月谈》去年第14期刊登的一则资料，言新加坡法制健全，立法齐备、严密，可谓“行行业业事事皆有法”。这个只有近300万人口的小国，有现行法律、法规383种。重大的有如宪法、刑法、土地法、商业法、移民法；细微的有如旅馆规则、停车规则、小摊贩管理法规等，甚至连涂污或毁坏钞票的行为也有严细的“惩罚条例”，在钞票上写字或划记号者，不仅货币丧失其价值，还将施以2000新元以下的罚款。
然而新加坡法治好，仅仅在于法多法细吗？未尽如此。须知法是由人去执行的。
新加坡法律界崇尚的是这样两句话：“有法必依贵在严”，“以权枉法行不通。”这反映了新加坡当局执法之严。就拿新加坡公务员纪律及《反贪污法》来说，凡想继续在政府供职的，必须遵纪守法，否则不论功臣高官，权有多大，一律绳之以法。有几位与李光耀打江山的部长级人物，因涉嫌贪污，一样锒铛入狱，无情可求。有位部长叫郑章远，因受贿50万元，被反贪局推上法庭，求情未遂，自杀身亡。另一位副部长黄循文，因收受一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被判入狱4年，并被取消其在职时的公积金和退休金。新加坡的“杰出公务员”、商业事务局长格林奈，因两件“说谎罪”被判3个月监禁，不仅失去月薪1．2万新元的职位，还失去担任公职20年的50万新元退休金，并从此永远不准再当公务员。判后不少外国著名律师为之鸣冤，认为当局法庭判得过重。
新加坡的交通管理极为严格。全国共有50万辆机动车，但只有200名公路巡警，主要靠电脑设备指挥交通。红绿灯全部电脑化，不少路口有电脑监察仪器，如有车闯红灯，监察器每隔0．5秒记录一张照片。闯红灯者记录在案，会收到一张罚款单，罚款180新元，并扣驾车者6分。在《犯规记录制度》下，每年每个驾车者最多可扣12分，超过者则吊销执照。车子也不能乱停，根据法规，非法停车者，轻者则罚50新元，重者罚500新元。倘不按罚款单及时去交款，还要被控上法庭。
新加坡的市场管理，且不说商品犯罪，单是卫生条例，一违犯规定就得受到重处，倘发现街头摊档有污水淌涌或纸巾杂物冒现，就要勒令停业整顿，无“价”可讲。
新加坡严于执法，“丁是丁，卯是卯”，真正体现“法律高于一切”。这，恐怕就是新加坡法制管理这样好的根本原因。侃狮城说法治，咱们国人应该“见贤思齐”效法而笃行才是。
《大特区党风》，1993，第6期
为“武松不打虎”把脉
人们通常把大权在握，作奸犯科且横行霸道的犯罪分子喻为“虎”，而又把专门“打虎”、“降虎”的各类执法者和纪律检查者喻之为“武松”。既有“虎”害民，当有“武松”打“虎”除害，此乃时代之要求，百姓之所望。
改革年代，“武松”大多是嫉“虎”如仇，打“虎”必绝者，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也叫做“武松”的人，其举其行令人蹙眉：眼见得“虎”在那里为虐伤民，他却在那里悠然自得闭目养神，千呼万唤不出来。记得陶茂林先生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母老虎指着那幅《武松打虎图》说：“不要怕。那都是古时候的事了。”陶先生的这幅漫画，可以说是对当今某些“武松”不“打虎”的绝妙写生了。“武松”们不“打虎”，“虎”们自然就要迅速繁殖，愈为凶恶猖狂，其祸益烈矣。
“武松”见“虎”不打，“虎”见“武松”不怕，实在是法治中的一个大怪圈，百姓们的呼号已经震天价响。究其根源，内外因素固是众多，但粗略归结，不外有三：
一日“武松”职业道德差。养尊处优惯了，懒得“打”，“多见一虎不如少见一虎，少见一虎不如不打虎。”“打”与“不打”，工资晋级奖金补贴分文不减，况且“打虎”实在是“惹事”，弄不好“打”不着“虎”反受其害，岂不亏哉。
二日“打虎”客观条件恶劣，打“虎”的“大气候”差。“虎”原本该“打”，然欲“打”无“力”，欲“打”无能。盖因某些“虎”们“来头”大，“靠山”硬，且这“来头”、“靠山”早已与“虎”们连成“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欲“打”须看“来头”、“靠山”面子。于是乎，一“虎”作恶当前，眼睁睁看着它跑进“靠山”、“网络”里面去了，“凭你怒骂万千声，虎自岿然不动。”
三日“武松”拒腐防变的“免疫能力”差。有些“虎”不但凶，且狡诈，善于与“武松”搞“和平共处”、“统一战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每逢“咬”到“人畜”之“肉”，必与“武松”分一杯羹，弄得“武松”心花怒放，“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对“虎”们自然是“网开一面”，“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