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是社会中最困难、最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的在无声无息的寂静中生活，有的在冥冥无边的黑暗中摸索，有的架着双拐、摇着轮椅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身体的残缺，生活功能的不健全，他们很容易被人们所轻视或取笑而自惭形秽，悲观厌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很容易使他们悲观失望，“陷于一片灰暗和荒凉”，发出悲怆的呻吟和呼唤。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是他们的自秽自弃、悲观和呻吟，而是自爱、自尊、自信，热爱人生，热爱生活，奉献人类的热烈、笃信和执著。“只要是火炬，就总要发光！”在我的眼里，他们不愧是令人羡敬的光芒耀目的“星座”，是心地和情操无比美丽、晶莹的躯体五官健全的“完人”！
残疾是人生的不幸，但并非在承受人生的无期徒刑。人生的幸福和价值，在于创造和追求，而不在于躯体的完美和残缺。与残疾人中那些闪光“星座”相比，那些躯体完好五官健全而浑浑噩噩挨日子者自然要黯然失色。有着美好心灵的残疾人，其人生是令人羡慕的，而庸碌无为的健全人，即使长命百岁，其人生也只是暗淡无光，马齿徒长。
人是感情动物，谁无“不忍人”的恻隐之心？当残疾人陷于生活的困顿时，社会应向他伸出温暖援助之手，我看见了人们向残疾人踊跃慷慨捐助的动人场面。一个戒指，一张支票，充满着爱心，而一元钱、一件衣服同样饱蕴着亲情。“一人有残，八方支援”，社会主义大家庭完全能够给残疾人注入生机，社会是温暖、慈爱的，残疾人的人生也就充满着甜蜜、美丽和温馨。
《海口晚报》，1992．8．7
新春话酒
“无宴不过年，无酒不成席。”新春佳节，酒给团聚一堂的亲朋好友带来多少激情、希望和祝福！给父老长者敬一杯，孝心拳拳长辈乐；给儿女晚辈敬一杯，火样关怀融酒中；给妻子（丈夫）敬一杯，更添甜甜伉俪情；给朋友敬上一杯，话益投机心益近……
新春佳节饮酒敬酒应是美事，然“物极必反”，“酒极则乱”，盖酒这东西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个“度”的问题。本埠有位作女婿的小伙子，正月初三在丈母娘家中做客，晚上酒足饭饱告辞回家，不料半路摩托车出了故障，这小伙为检查车子油路是否畅通，竟糊涂地擦亮火柴照明。哪知引燃了泄漏的汽油，顷刻火光冲天，崭新的摩托车在其惊呼中化为灰烬。这位女婿哭丧着脸说：“能怨谁呢？是那场酒搞昏了我的脑袋。”另有60岁的陈老爹，膝下儿孙满堂，只是儿女孙子都在外地，难得春节欢聚一堂，正月初五，恰逢他六十大寿，全家更是喜上加喜，儿孙们你一杯我一杯敬他，乐得老汉他心花怒放嘴不能抿，不一会儿，几杯名酒下肚，但见老汉斜斜晃晃，一头栽在桌角上，不省人事。真是悲从喜来！这位老汉的悲剧在于，当他笑呵呵接二连三地捧着儿孙们递过来的酒杯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杯杯苦涩、悲凉和祸端。
酒逢佳节分外香。然而它总是扮演着喜剧和悲剧演员的角色与人们搭亲。借之助兴者，更添欢意友情；沉溺迷恋者，则拥抱悲剧。“新春佳节，大欢大喜，能不喝酒吗？”“新春佳节，大吉大利，能多喝酒吗？”这可是一句耐人寻味的经验之谈。
《海南日报》，1993．1．23
过年啦，不放鞭炮怎么玩
旧岁汩汩流逝，新春悄悄光临，又要过年啦。
过年自然有过年的话题：“买年货，贴春联，欢欢喜喜吃团圆”；“穿新衣，戴新帽，敲锣打鼓放鞭炮”……如今城里人过年，一切都称心，就这么一件遗憾：燃爆竹，放鞭炮，没门啦！城里定下“禁炮令”，谁个违规就得受处罚，或罚款，或被拘禁，就看你情节之轻重。
城里禁放鞭炮，而乡下鞭炮依然在噼噼啪啪，于是每逢过年就发生了强烈的“城乡差别”：“村里过年热闹闹，城里过年静悄悄。”不放鞭炮，城里人过年就像熬汤没有味精一样乏味。鞭炮自古以来是国人喜庆之物，是祈吉驱邪之物，燃鞭炮是远源流长的传统文化，尤其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的春节更是如此。这就难怪城里众多的人每年非要回乡下老家过年不可，点他个“万三三”、“霹雳雷”什么的多带劲，哪像呆在城里，与往常一样，一切静悄悄提不起神来。最近有一家报纸甚至载文说，一些城里人憋不住了，提出要恢复春节放鞭炮！其理由当然有：酒能醉人，为什么不禁酒？电能电死人，为什么不禁电？
然而哪能呢，城里人口密集，环境、安全和空气净化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城市的净化和安宁，为了市民的微笑和温馨，为了千家万户的祥和，市民你我他必须服从大局，遵守法令，禁绝“炮欲”，忍痛割爱。想一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家家户户都“爆竹声声”起来，污染、噪声、火灾该有多少，“震死你”、“呛死你”，还有“烧死你”之类的事又该有多少？城里严禁放鞭炮，正是城里人进步、文明和法治的体现，也正是城里人祥和和福祉之所在。
鞭炮是要禁的，春节也是要过的，那么城里人怎么办？方法也是有的，“叶公思龙”、“叶公好龙”，仅仅是“思”、“好”罢了，别那么认真，动真格。一是提倡家家户户挂爆竹（这仅仅是装饰品、工艺品而已），越红火越漂亮越多越好；二是电视台要多制作爆竹迎春喜庆的节目，商店要多出售爆竹噼啪闹新春的劲碟和劲片，好让爆竹迷们过一过“爆竹瘾”；三是鼓励那些鞭炮迷们去农村过年，以体味爆竹文化，体味农家新春之趣。
春节到来了，城里人又忙起来了。禁炮是禁炮了，但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日用杂货店又挂起了大红大红的“炮仗“（观赏装饰品），一派喜庆气氛。没有炮仗爆鸣，没有硝烟弥漫，更显得祥和、吉利、文明和馨香，这叫做：“满目爆竹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重庆日报》，1999．2．12
说巧合道中奖
手头有则资料，写的是美国两位妇人发生的一件令人无法解释的巧合之事。露丝·庄斯及伊莉莎白·慕兹两人曾在1966年10月7日在同一所产院分娩，23年后，他们又在同一间殡仪馆埋葬自己在那天出生的孩子。露丝的女儿积琪莲在德州圣安东尼奥的尼克斯医院出世，3小时后，伊莉莎白的儿子比利亦在同一问医院出生。两个孩子同进一所小学、中学，一生都是朋友。1990年5月21日，两人又都在车祸中死去。世事悠悠，哪能这般巧合？
其实生活中不乏巧合之事。不说别的，单说时下最热门的买彩票吧。中了奖，谁说不是一种巧合？某君素来不屑于买彩票，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地买一张，谁知运从天降，中了个10万元头奖，看来只能用“极端巧合”来诠释。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巧合之事毕竟“凤毛麟角”，世界上有几个是“同日同院生，同日车祸死”的？在上百万乃至上千万张彩票中，又有几张“头奖”？！
彩票迷们买彩票之前，要经过缜密计算，精心破译、求解后才“确定”某一组数码的某一张。“目标”确定后，于是醉兮迷兮地买，大把大把地买，倾家荡产地买，殊不知巧合就是巧合，巧合并非意愿，到头来往往是大海捞针，陷于渴望与失望交替熬煎的苦海之中。彩票发烧友中不是有人疯癫有人跳楼有人家破人亡的么！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把巧合当作愿望为好，百万千万中寻一个巧合，岂能人人皆有，随愿而至？
当然，如果是爱国彩票或公共建设彩票，那就无妨多买几张，爱国爱乡，做公益事业，那也不图什么“头奖”不“头奖”了。
《海南日报》，1993．5．2
“私了”与“公了”
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中，写农民何利赊了一头母牛，其弟希拉因嫉妒而将母牛毒死，警方对此立案侦查，何利却宁愿吃亏也不愿报案和作证，反而对天发誓说母牛不是希拉所毒，并向高利贷者借钱贿赂警方了事。
何利这种做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私了”。“私了”有时可以省事，少惹麻烦。然而事实上却也未必。相反，对方往往会利用你的“私了”所蕴含的软弱，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而导致更大的悲剧。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有一位妻子，常年受到丈夫百般凌辱。丈夫赌钱酗酒后便带着姘妇回家淫宿，还将妻子打呀骂呀并赶出家门。她不敢“告官”，而试图“私了”。每次都下跪哀求，叩头许愿，可换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凌辱与摧残。有一对夫妇，都是高级工程师，都是先进工作者，却养了个作恶坐班房的的独生子。这孽子出狱后不思改过，反而偷抢嫖赌样样皆全。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好言规劝，却每每被怒目相斥，拳脚相加。一次，夫妇俩从孽子床下搜出一袋沉甸甸的抢劫来的钞票，抱头痛哭，于是决定“私了”：趁孽子熟睡时将之杀死，为民除害。遂用斧头菜刀往儿子脑袋上狠命劈下。儿子惨叫一声命归黄泉，而这对夫妇也铸成大错，进班房饱受铁窗之苦。“私了”，给人带来多大的悲剧！
“私了”所造成的悲剧，应当唤起人们的警醒。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倘若那位妻子面对恶夫勇敢地走上公堂，诉诸法律，那么她下半辈子还是可以得到幸福的；倘若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对孽子“公了”，将其扭送司法机关，一能保住儿子性命，二能制裁、挽救和教育他，夫妇俩亦可安度晚年，而不至于身陷囹圄。悲剧皆因糊涂“私了”，毁了全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中出现犯罪的成员，危害的不仅是这个家庭，还有社会。家庭教育、家教管治固然不可缺少，但面对犯罪，家庭及个人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因此，犯罪行为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尤其是法制的力量来制裁和处理。只有诉诸法律将之“公了”，才是一个现代公民应取的态度。
《南方周末》，1992．1．31
论“斯文扫地”
现在的文人据说不少是穷得酸溜溜的。去年文友A君为出一部学术著作欠了一屁股债，不得不东奔西跑踏人家门槛求帮助拉赞助，“为伊消得人憔悴”了一番。有人笑着对掉了两围肉的A君说：“看你这个样子，真是斯文扫地。”
此话听来真令人感慨良多。然感慨之余，总在想，文章千古事，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写书，堂堂正正出书这利国利民之斯文事，岂有“扫地”之理？
在一个秋风送爽的夜晚，我从另一文友B君手里接过散发着油墨芳香研究乡土文化的著作，那感受又不一样。这哪里是书，分明是B君的血汗、智慧和毅力的结晶！那一刻，我感受到B君的不凡。与其说是斯文，不如说是崇高。然而使人感到怆然的是：面对五位数字的“出版费”，他无能为力，有谁关心支持和赞助其出版？！他又要去求人，“斯文”又要“扫地”了。漫漫路难行，我为B君忧。
实话实说，只要你是志在学问，安贫乐道的“斯文人”，你就决不会“扫地”。贝多芬乐艺盖世，誉满天下，却不肯为王公贵族演奏；杜甫先生虽然“艰难苦恨繁霜鬓”，却发出“富贵于我似浮云”之吟咏；范仲淹惟吃粥才心安，顾炎武耐清贫拥书著说，齐白石宁愿清贫也不为侵略者作画，闻一多宁可挨饿也不愿领“嗟来之食”，何“扫地”之有？相反，其行其德光彩照人，成为斯文人的美谈。
我想我的这位B君应该挺起腰杆来，大胆向前走，你的事业与社会上诸如“希望工程”、为残疾人募捐一样光彩！
倒是生活中真的有着那么一类“斯文”在那里实实在在地“扫地”。为了出那个压根儿出不了的名，或为了口袋里的“孔方兄”，不惜拿起剪刀和糨糊去当“文抄公”；为了“快速致富”和“轰动效应”，便去写血肉淋漓之斗打或色情淫乱等庸俗不堪的东西；治病救人，拿手术刀是件顶斯文顶高尚之事，然而偏偏就有专盯着红包的。还有那些以捞“会务费”、“资料费”、“报名费”或什么费为目的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笔会”、“研讨会”之类的“斯文人”、“斯文事”，恐怕才是真真正正的“扫地”呢！
《海南侨报》，1996．8．30
漫说农民用名片
倘若有谁告诉你刘姥姥、杨白劳、朱老忠、许茂、陈焕生进城，曾带着大叠名片，每逢交际，便递出一张，势必滑天下之大稽而令人捧腹。
农民没有名片，那是过去的事。如今，名片这现代人必有的交际之物，就像彩电、冰箱一样早已出现在农村，进入平常百姓家。日前，到市郊一友人家，结识了几位农工贸联合体的农民，个个的名片上赫然印着“董事长”、“总经理”、“主任”之类的字样，不由耳目一新。
农民用名片，可以说是改革盛世的产物。千百年来，农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包子”、“泥腿子”。甭说是搞开发办贸易，就是填饱肚子和“识丁”也成大问题。如今换了人间，农民西装革履潇潇洒洒进入现代社交的大雅殿堂。倘若有人要请问农民印名片干啥，他大都会用这句最流行的话来回敬他：“都什么年代了……”
用名片，体现了现代农民观念之更新。在他们看来，自己不应老是被呼为“叔”呀、“爹”呀、“嫂”呀、“婶”呀的，而实在也应该神神气气地被人称作“主任”、“厂长”、“经理”、“董事长”了！名片，这种小小的现代交际的玩意儿，使农民进入“上流社会”，变得“高雅”起来。
当然，农民用名片并不完全是为了称呼之“雅”，门面之“秀”，身份之“高”，而实实在在是现代农民的工作需要。“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名片是城乡商品经济和现代交际的必然产物。
当然，农民用名片也要像各界人士用名片一样要恰如其分，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夸夸其“名”，自封为什么“家”呀，“长”呀，弄得“董事长”遍地皆是，“总经理”满天飞，那便没多大意思了。
《粤港企业家报》，199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