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
说起来，中国古书、古戏中冤案、错案还真不少。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还其古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爱古人”，对历史负责，然而偏偏有时“爱”不得！
近年有人考证出古人陈世美抛妻弃子贪图富贵实属冤枉，陈世美不但没有做伤天害理、“无心肝”之事，而且还是一位关心民瘼，政绩斐然的清官呢。更有学者对古时武大郎和淫妇潘金莲做了一番“考证”，结果是：武大郎、潘金莲分别是北宋末年河北省清河县相邻的孔宋庄和黄金庄人。武大郎实名叫武植，并非真是卖炊饼的，而是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门秀士，曾中进士，被宋徽宗饮定为阳谷县令，任内廉明清正，体恤民情，平反冤狱，治理河患，深得黎民爱戴。相传当地人曾为之树碑纪念。此公属“三寸丁谷树皮”也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盖因有人曾凿开其楠木悬棺，从遗骨看大郎他至少有1．75米以上。潘金莲呢，既非“潘裁缝”之艳女，亦非水性杨花之淫妇，而是当时贝州（清河县属其治）州官之千金小姐，是位出息的贤内助，正是她使武大郎益发勤奋及第进士，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膝下有四子，并有潘家传世家谱为证……因此，如此这般之“爱”法对陈世美、武大郎、潘金莲等历史人物，当早日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而对《铡美案》的作者以及施耐庵老先生恐怕要追究其“诽谤他人罪”了，如此“爱”是“爱”了，却不免要让人蹙紧眉头。
历史和艺术，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戏台上的古人是艺术形象，是“艺术古人”，未必都等于“历史古人”。陈世美、武大郎、潘金莲，是千百年来由文学艺术家塑造出来的、人民大众熟悉的艺术形象，从美学观点来说，其“角色”是成功的美的，压根用不着“拨乱反正”，更用不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证”。道理也简单：若继续如此“考证”下去，恕我直言，恐怕关于“张忠良”、“黄世仁”、“南霸天”之类的“最新发现”，也要源源不断，绵绵无绝期哩。那怎么了得？艺术形象和历史真实毕竟是两码事。
《海口晚报》，1992．2．12
文学的价值
现在弄文学似乎越来越不“吃香”，文学也似乎越来越不值钱了。靠稿费，实在不能致富，要出书，“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外，往往还自掏腰包倒贴本钱，这等行当还能干？有论者说这是“斯文扫地”。基于此，身边的文人纷纷弃笔从商、从政，日子过得蛮红火。前年似看过一篇题为《诗城的陷落》的报告文学，写某中等城市十几年前诗会诗社诗刊诗作如繁星丽天，诗人数以千百计，如今诗人们纷纷改行兴办百业，真正坚守诗这块阵地者寥若晨星——诗城陷落了！
诗城的陷落，自然令人感慨唏嘘，然而更重要的还应是庆贺。盖改革开放了，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观念更新了，经济大潮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倘若十一亿人都来做诗人，生产力能发展吗？此诗城的陷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不过，这样一个论题似乎还是有“探讨探讨”的必要的：如今文学还值不值钱？
文学值不值钱，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和文学史早有定论。给你亿万美元，恐怕也难写出一部《浮士德》；拿着满柜满箱的隋珠和璧，也未必能够换得《阿Q正传》；拥有金山银山者，也未必能吟写《草叶集》。富翁最清楚自己的财产，而文坛巨匠却无法估价自己的价值。《唐吉诃德》对骑士制度的冲击，《神曲》对教会的宣判和鞭挞，《红楼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揭露，雪莱、海涅的诗章对人民的鼓舞……无不是无法用金银财宝来衡算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的这些名言，说的都是文学之“价值”。
这都是老掉牙的话了。然而如今何以出现诸如“诗城的陷落”之类的现象呢？道理很简单：时代进步了。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经济建设呼唤弄潮儿，并不只是写诗才有奔头，诗人们纷纷弃下笔杆去闹生产办实业，这实在是社稷国家的一大幸事。
然而“人上一百，五光十色”，弃笔办实业者尽管去办实业，而固守诗坛的尽管固守诗坛，诗人还仍是诗人，诗还仍然是诗，决不会变成无人问津的臭鱼烂虾。当今全国有多少家文学杂志，多少家报纸办文艺副刊？又有多少倒闭？文学仍然是文学——文学的圣洁高尚殿堂仍然没有“陷落”。只要你到大中专校园中漫步，就会感受到各种诗社、文学社如雨后春笋涌现，目不暇接。
岂止是文学的殿堂没有陷落，虔诚的文学界中人依然辛勤劳作孜孜笔耕，且文学界外也不乏崇尚文学、鼓吹文学、掖助文学之士。香港大亨、庄士有限公司主席庄重文先生最崇拜文学，于1988年设立“庄重文文学奖”，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文学，多出佳作。早年他曾用小船接送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讲课，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这位大亨，无论见到什么人，总要向对方讲述应该对人类有爱心，而文学最能把爱传播给别人。
庄大亨说得多好。文学是人学。文学使人在享受美的同时，其灵魂得以潜移默化的陶冶和净化，不知不觉变得文明和高尚起来。“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中国当代文学泰斗巴金的这句话，与庄大亨所见，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揭示了文学——人类古老而又永远崭新的精神食粮的“价值”。
正因为文学“最能把爱传播给别人”，“文学能使人变得更好”，义学也就永远不会“跌价”，文学的殿堂也就永远不会陷落而辉煌如故——越是国泰民安、百业兴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越是如此。
《海南日报》，1992．8．6
文学与清贫
文学界中人多半清贫。从“艰难苦恨繁霜鬓”的杜甫，到“蓬牖茅橼，绳床瓦灶”的曹雪芹；从陋居贫民窟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到颠沛流离的塞万提斯……无不是“著书只为稻粱谋”，缩衣节食，“过紧日子”。就连当年官居“国子先生”的大作家韩愈居然曾被其学生讥笑为“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老夫子。靠卖文为生的鲁迅，终生的稿费算是很可观的了，可论其资产远比不上一个并不知名的地主老财。
文学界中人士之清贫，当然是社会、文学及文学家自身等诸多因素使然。首先，在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天灾人祸、国难外侮齐至、睁眼只见一片血与火的年代，作家们自然是“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一贫如洗，饿倒病死于书斋不足为奇。其二，搞文学是一项艰苦的献身的事业而并非一本万利的赚大钱的行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换来的那丁点稿酬，岂能与商人“批发”式的“转手”的一笔生意相比！其三，文学界中人大多“喻义而讳于利”，“固穷清高”，“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因此生活虽清苦然而能安贫乐道。
搞文学的情贫，然而搞文学的本身不该清贫。文学作品是人类比“衣食”更高层次的“精神粮食”，其价值一点也不亚于金银珠宝“孔方兄”。作品愈好，艺术性愈高，则作者的收入也应愈大。大作家应该成为富翁。曹雪芹若活至于今，应富得令人眼热才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契尔长篇小说《飘》，一出版便风靡全球，发行量达3000多万册，作家本人于是一举暴富。一半生活在旧社会，一半生活在新社会的当代文坛泰斗巴金，据说是大陆惟一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他常说，“是亿万读者养育了我。”有一报道说，他曾发起兴建中国文学馆，并捐资一百万元。巴老一生的稿费收入也相当可观。
搞文学的不应老是清贫，然而文学界中人老是清贫却往往是个现实。诚然，如今正值改革盛世，国泰民安，文学界中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稿酬也逐步提高，写书、出书皆受到国家支持和法律保护。然我国目前还较穷，人均收入水平尚低，文学稿酬不能大幅度提高；且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脑劳倒挂”、“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条件下，文学作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往往不能体现出来，文学界中不可能短期内迅速致富。
然而，别说得那么死，凡事总是有例外的。有这么一些弄文学的真的在短时间里“暴发”了起来。那些写“广告文学”、“武打戏”、“床上戏”或别的什么戏的作家（姑且这么叫吧）一晚可爬一万字，按每千字一百元的高价出售，一夜可挣得一千元。相形之下，严肃作家们便“寒酸”多了，呕心沥血一夜才爬出几百字，且多是按每千字二三十元的低价拿稿酬。不过，这些“暴发文人”该不该叫文学家，其作品是否属人类精神食粮之精品，我总怀疑。
耳边的漫天叫卖声，未免要令文学界中人困惑迷惘：一边是缪斯女神在呼唤，一边是赵公元帅在招手。艺术乎？求财乎？留名乎？求富乎？于是文学界中人兵分两路，一路安于清贫、寂寞，潜心治学，投向缪斯女神的怀抱；一路趋于富足醉心致富，拜倒于赵公元帅的麾下。两种“作家”的“形象”泾渭分明。正像一位老作家所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可以看出，张资平生活比鲁迅好得多，但鲁迅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文学中人要经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用散文大师秦牧的一句话说就是：“文学艺术本来就是比较清贫的事业，从来就没有暴发可言。”文学界人士假若耐不住清贫而想暴发，最好请另起炉灶，“跳槽”他就吧！
话还要说回来，我真希望搞文学的能致富，社会也完全应该使之致富，真正体现文学领域中的“价值规律”。
《希望导报》，1993．2．3
何苦写杂文
这几年人家是赚钱赚得红红火火不亦乐乎，而我是烹文煮字写杂文写得好累好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春去秋来，不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那本熬出来的杂文集子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平心而论，有幸添名于省作家协会会员之荣誉，我的杂文作品算是立了首功的。
有人曾“谏”我，写杂文有什么出息？这玩意儿素属不起眼的“小不点”，昧“辣”长“刺”，不仅难成大气候，且容易惹是生非讨人嫌，何苦来着？据说近来不少文友已偃旗息鼓不再弄这“砸文”（即“杂文”的谐音）了。人家如此，咱为何不也改弦易辙，去写称雄文坛的大部头小说或报告文学，或写俊俏飘逸、形神兼美尽得韵致的散文诗歌？
我也曾为友的“良言”所困惑。然而最终还是“困”而不“惑”。一个人贵在自知，量才而作。缪斯女神告诉我，在文学诸文体中，我以杂文见长，最配当“杂家”。我常想起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的一个故事：一位波斯人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在巴黎大街上走，引起不少市民的好奇围观。第二天他换上了巴黎市民的服装上街，再也没有人理睬他了。人，怎能丢掉自己的特长、特色和风格？我倘丢掉了杂文，就好比波斯人丢掉了自己的外衣，其结局很可能是“不再被人理睬”。
这年头谁都讲发财，写杂文注定是发不了大财，但在我看来却总是有趣。记得毛泽东与著名杂文家赵超构谈志向时说，倘若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必定选当杂文家，可惜身不由己。伟人尚且如此，况吾辈乎。
我的书桌玻璃板下，端端正正地压着一张16开的摘自于《杂文报》的手抄字稿：
结构独特，语言含蓄
真情，真话，真意，可读，可亲，可信
溶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
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评析热门话题实事求是
探究人生哲理条分缕析
鞭挞假、恶、丑不留情面
颂扬真、善、美不遗余力……
我想，当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大概会明白杂文作者为什么这样坚韧执著，苦心孤诣地耕耘着这块神圣的园地了。
《杂文报》，1993．2．19
读点毛泽东诗词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诗经》就广泛传播、脍炙人口。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李清照、辛弃疾、黄遵宪……数以千计的杰出诗人以及众多的民间无名氏诗人，有如繁星丽天，荷花映日；无数优秀诗篇犹若万卉竞妍，美不胜收。我爱读《离骚》，也爱读李杜，尤为钟爱的还是当代风云人物毛泽东的诗词。
读毛泽东的诗词，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昆仑崩绝壁”、“蛇龙走大地”的力量在进发，不由为那气吞山河的磅礴气魄所感染。“莫言马上得天下，英雄自古尽解诗。”大凡顶天立地之豪杰，吟出来的诗都是豪壮奔放的，刘邦征服四海，以其遒劲雄浑的《大风歌》千秋传颂。而毛泽东的诗更非同一般。“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何等的“掀天揭地之气”，不是“大风”，胜似“大风”。在毛泽东的眼里，世界是那样的小，“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人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其博大气魄，令人赞叹。
读毛泽东的诗词，会使人年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当你读到这一段时，会不自觉地给你注入青春的热血，乐观的情怀。“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是号角，像鼓点，促使人奋起，给人带来自信和毅力。
诗总是美的，毛泽东的诗往往展现着一幅幅旖旎壮丽的大自然美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清新隽永，令人陶然。“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字里行间，给人们带来一幅幅热火朝天的追求新生活的人生和社会的壮丽图景。
以诗言志，以诗咏史，是国人的传统和国粹。毛泽东的诗纵览万古，雄观千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一发表，轰动山城，传颂一时，各界人士争相唱和。“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王三帝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贺新郎·读史》力透纸背，人木三分，振聋发聩，使人明史晓义，知世喻理，对真理和正义，对人民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诗词不仅有“掀天揭地”之壮和“蛇龙走大地”之刚，也不乏丰富细腻之柔意，离愁别恨之人间真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好男儿也有情与爱，大丈夫也有断肠时。《贺新郎》一词集柔情离恨挚爱壮心于一体，冶现实与浪漫于一炉，1978年公开发表以来，一直撼动千百万读者的心。
毛泽东的诗词，是华夏诗词宝库中无比璀璨的一颗明珠，是融艺术性、历史性、思想性、科学性于一炉的艺术珍品，是“一代风流的一代绝唱，壮丽国家的壮丽诗篇”。随着时代的推移，毛泽东诗词将越来越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和艺术的光辉。
手头新添数本毛泽东诗词新读本，爱不释手，日读夜吟，获益非浅，毛泽东诗词自1957年陆续发表以来，注家蜂起，版本叠出，一时间，无论城乡，无论老幼，竞相传诵，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而后若干年，这种热潮渐渐降温、沉寂，以至走遍城乡书店，欲购一本而难得。今国人又掀起“毛泽东热”，毛泽东诗词也再度成为热门读物，这无疑是一种好的文化现象。
读一本好的诗词，就像交上一位良师益友，这是一种美丽的“神交”。与毛泽东“神交”，从其壮丽诗词中吸取人格的力量、精神的营养和艺术的素养，对我们养心修身、处世、立业、治国无疑是终生受益的。
《特区展望》，1996，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