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鼓励什么、抑制什么，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2005年2月28日，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正举行了2004年度“风云浙商”的颁奖典礼。温州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是荣获此项奖项人之一。评委会给郑元忠的颁奖词是：他曾以186天牢狱的代价，开启浙商驰骋经济疆场的大门。他以“真心朋友”的友情，谱写浙商抱团合作的典范。他以无畏不惧的勇气和智慧，维护了国产品牌的声誉和荣耀。
原来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遍了神州大地，处于贫困当中的郑元忠也抓住机遇，从事温州柳市电器行业。谁知，1982年12月，一场运动把温州的8个从事商品经济的致富者逮捕入狱，他们的罪名是“投机倒把罪”。其中，郑元忠被扣上了“机电大王”的帽子，以“投机倒把罪”关了186天。后来，郑元忠得到了平反。郑元忠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政策在他的身上却体现出了威力。有时候，你在经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与国家政策对着干，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政策的含义，如果你不懂得避开政策的雷区，意外的结果就会让你措手不及，无法应对。
解密箴言
商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从细微处看到大趋势，识时务的商人，当情况有所改变时，能知变从权，顺应大势而为，在商业直觉和决策理性的平衡点上抓准大势。正所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自然变化的规律、人生动态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只能顺从不能违背，顺从就能大通顺。
天机是创造财富的“月老”
（引言）：
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如果你没抓住，再抓就只能碰到它的秃头了。——培根
在当代，政治因素是商业活动所必须考虑，而温州商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政治环境的相佐。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给当代温州人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而温州人恰恰又在领会政策精神实质、大胆创新方面走在了内地的前头。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温州经济结出了累累硕果。
据一家国内媒体所做的专项调查显示，有66％的温州人了解时事政治，而在商人中间，关心政治的温州人则达到了91％。在性别角色中，关心政治的温州男性占到了69％，女性则为62％；从知识结构看，有76％的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经常关心国家政策的走向，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则占到了59％。正因为温州人认识到国家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事关经济的发展，所以了解国家政策，把握改革方针，以确定自己商业活动的走向，就成为目光宏远的企业家的必需。有些温州商人甚至像个政治学家一样，能够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嗅出很多对商业活动有用的信息，作为投资事业的参照。
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我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说与一个城市的发展，与一个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这样，就使自己的发展是顺势而为，可以得到一些优惠与鼓励。问题是，如果仅仅是跟在政府鼓励的后面还是不能赢得先机的。这就要求你站得高、看得远，并用你的真诚与人格力量去影响政府，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曾昌飚想打开朝鲜市场，但是，他却等了整整7年才进入朝鲜市场。原来，曾昌飚“等的是朝鲜的改革开放”，他说：“2003年10月份，他们派了200多人到上海学习。我一看，机会来了。这表明他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透露了对中国开放的信息。我主动找到朝鲜大使馆的大使，他派了他们的安全部部长来跟我谈话。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拒绝真诚与金钱。我还告诉他，我去过朝鲜，深深感觉到朝鲜人民十分勤劳。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推动朝鲜经济的发展。”后来，曾昌飚果然顺利地进入了朝鲜。进入朝鲜市场后，曾昌飚又以朝鲜政府为导向，抓住先机，从而取得了成功。
温州商人谢炳桥也是一个喜欢研究政治的“行家”。在温州，谢炳桥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6岁时就开始闯荡商海，并且很快成为那个时候人人羡慕的“万元户”。虽然不久之后他就负债20万元，但他经过八年辛苦经营，终于还清了债务，这中间的奇迹也还在于“吃透了”政治，领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要意义。
此间，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所以他频频受挫。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进货，来到商业繁华的广州。此时的他尚欠着数目巨大的“外债”，因而一门心思地寻求着尽快致富的美梦。在广州街头，他随手买了一份当天出版的《羊城晚报》，看到上面头版有篇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凭着一种直观的感受，谢炳桥当然明白国家政策越开放，温州的生意就越好做，本着这种感受，这篇文章使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家的改革开放不但不会收，而且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化，因而新的创业机会即将来临，国家经济还会出现新的增长点。于是谢炳桥回到北京后，拿着这份报纸找到他居住地的崇文区工商局，急着申办公司营业执照。然而时值北京正在做公司专项整顿工作，因而申办一个公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谢炳桥来自全国闻名的制假售假窝儿的温州，崇文区工商局职员理所当然地给了谢炳桥一个软钉子。谢炳桥心有不服，当即拿出《羊城晚报》，指着上面邓小平的讲话内容给他们看。见工作人员并不理会，谢炳桥便念给他们听，工作人员不听，谢炳桥依旧振振有词。工商局下班要关门，谢炳桥第二天又来，一开门便对着工商局工作人员读报纸。
工商局工作人员见这温州小伙一股子倔劲，只好耐心地给他解释：“现在全国都在治理整顿公司，你反倒顶风而行，我们可没有那个胆子。”谢炳桥就把报纸给他们看。三番五次地磨缠，弄得人们都知道了谢炳桥的大名。经过不懈努力，一家股份合作制的公司终于在北京崇文区合法注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的改革开放的喜讯，而更重要的是谢炳桥的敏锐政治嗅觉帮助他获得了成功。
可见，要成功地抓住机遇，就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政治远见，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而要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高瞻远瞩，走在别人的前头，从而做到先知先觉，达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境界，从容面对每一个政策变化。
解密箴言
机会稍纵即逝，犹如白驹过隙，当机会来临，善于发现并立即抓住它，要比貌似谨慎的犹豫好得多，犹豫的结果只能错过机遇，果断出击才是改变命运的最好办法。
在“多事商战”中生存
（引言）：
不愿用新式疗法的人必见新灾，因为时间正是伟大的改革者。——培根
商人要想在“多事的商战”中脱颖而出，首先应成为一个逐利高手。人们形容“眼睛往上翻”的人是“趋炎附势”，其实，逐波商海的人，眼睛也应朝前看，可以称之为“趋利附势”。要做到“趋利附势”，必须要有远见。商业经营，要想成功，离不开远见和创新意识。
远见是通过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对现实进行调整的一种思维方法，它促进我们对前景进行预测性思考，帮助我们调整现实事物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制定正确的计划、目标，实施正确决策。江苏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就是一个有远见的商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陶建幸从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担任了江苏泰州冷气设备厂厂长。当时国家正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陶建幸预见不久家用空调这个生活奢侈品肯定会进入寻常百姓家。于是，他果断转产，集中精力研制和生产空调。
陶建幸决定做空调，这个决策是大胆和超前的，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空调为何物。在小城泰州，空调和春兰几乎是同时诞生。1987年，春兰研制出7000大卡新型柜式空调开始投放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仅这一项当年即实现利润117万元。1989年，春兰空调产量跃居全国空调厂家之首。此后，这一霸主地位一直保持到1997年。
正当春兰空调年产销150万台，真正如日中天的时候，陶建幸却考虑到，春兰继续扩大空调生产规模，就会陷入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同质化的泥潭，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状况。为了不把投资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增强抗风险的能力，陶建幸选择了家用小汽车作为新产业。1996年，他携巨资欲上家庭轿车项目，最终因时机不成熟——拿不到国家家用汽车的“准生证”而放弃。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不能不佩服陶建幸当初的商业直觉。中国家用轿车从世纪之初开始发威，国外几乎所有知名汽车品牌都到中国来建厂淘金，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我国民营企业如李书福的吉利集团、左宗申的宗申集团、王传福的迪比亚集团，都已进入家用汽车，取得了相当的业绩。
家用汽车没有做成，陶建幸没有气馁，他退而选择卡车。1997年11月，春兰集团以7？2亿元收购了南京东风汽车公司，组建南京春兰汽车有限公司。这被媒体爆炒为“东去春来”，也成了春兰进入汽车行业的一个标志。从收购到量产，历时3年的整合，春兰豪华中型卡车终于在2001年5月批量投产，它一举改写了中国卡车的低俗形象，刚一面市就供不应求。目前，卡车已成春兰的第二个产业支柱，成了陶建幸手中的一张王牌。
陶建幸总是能从细微处看到大的趋势，陶建幸敏锐地感觉到，能源问题将是今后制约世界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家电、汽车仍属于传统产业，对大企业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新型工业，而新能源是目前最理想的产业选择。于是陶建幸开始涉足高能电池研究。看看当今国际范围内的能源紧张，亲身体会石油价格的暴涨，人们不能不佩服陶建幸的商业判断。从空调到卡车再到新能源，远见卓识造就了他的辉煌。
商战是残酷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在“多事商战”生存，除了要有远见之外，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没有一项产品能永远占据市场。企业要想持久地占领市场，必须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产品周期不断缩短的趋势，否则，难免会在竞争中败北。
美国和德国的汽车起步最早，可谓是汽车界的老前辈了，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和德国的造车经验更加成熟。但是，日本人很聪明，从丰田佐吉派儿子到美国底特律学习汽车开始，日本人把国外生产的汽车买来后，通通都拆开，一个个的零件进行研究，最后自己消化吸收后就是创新了，日本人的创新正是促使日本汽车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做生意不能只沿着一条路走下去，不创新、不前进，最终会被时代发展的大潮所淘汰。商人要想保持事业长盛不衰，就必须随时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更新不仅仅是产品的创新，还要有管理上的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解密箴言
经营者要看清形势，通过各种手法灵活应变。只有跟紧变化，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换经营模式，不断求新、求异、求变，才能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在经营中充满生机活力，变得更大、更强、更具竞争力。
善于合作巧致富
独木难成林
（引言）：
没有人能够不需要任何帮助而成功。毕竟个人的力量有限，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必须靠着他人的帮助，才有扩展和茁壮的可能。——拿破仑·希尔水滴只能洇湿细壤，支流只能滋润一川。在自然界中，如果没有一条条的涓涓小溪和支流，就不会有后浪推前浪的滔滔江河，就不会有万马奔腾般的狂澜巨流，更不可能实现它们奔流到海的梦想。企业发展也如此，找出与同行业或者相关企业相同的共同利益，主动结盟，将竞争对手转化为依存伙伴，共同争取更大的利益，不失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策略。
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可以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是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环保产业，无不属于当今世界的高新技术和尖端领域，这绝不是一个温州家庭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敢于问津的领域。而依靠众多家庭作坊组合而成的长江股份公司，却能具备迎接它们、研制它们的实力和资格，转而成为先进企业中的一员，这一资格和身份的获得毫无疑问来源于开拓进取的联合，来源于在“股份革命”中顺应时变、与时俱进的智慧和策略。
1996年，在中国的企业界，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现象——“长江”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甚至成为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的重要背景材料。这就是“浙江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施中旦一手操作的改革。长江股份公司以小企业法人为发起单位，“小小联合”，共同出资组建规范化公司，使家庭企业、合伙企业变成共同入股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
“小小联合”策略的实施，无论从企业内部的实力构成还是企业的经营前景来看，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公司成立一年后，“长江股份”在原有15家股东企业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先后发展了50多家企业进入股东行列，实力逐步增强。在高低压电器领域内开发的产品不久便达到了180个系列1600多个品种。产品销售的网络和销售量也大幅扩张和增长，新的“长江”品牌的产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完备的市场销售网。
1997年国庆节前夕，“长江”又与山西太原半导体厂、太原市电器厂合作，成立了山西长江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998年底，“长江股份”与上海、江苏等地优秀企业共同合作，投资创建了上海长江电气设备集团。从而实现了品牌的延伸和产品创新，更加牢固地占领全国市场。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认为：当企业力量还不够强大，势单力薄时，靠自己单枪匹马奋战，且不说不会看到“开门红”的良好局面，很多企业还会由于一直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下，而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会因为互相撞车而自取灭亡。基于这种考虑，2005年8月11日，马云合并购了雅虎中国的全线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