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话茬。有个笑话,你听听,是派出所联防队长讲的:那天晚上八点多,我们几个队员在河滨公园巡逻,老远看见一男一女钻进一片小树林子里去了,我想轰走算啦,大刘坏笑着说,队长,准是搞瞎扒的,先到别处转转一会儿抓个现案。等我们几个人折回来,用几只大手电一照,嗬,俩人正交欢着呢,大刘一声断喝:里边的—出来。你猜里边有什么反应?我说,准是求饶呗。
错了。就听那男的不耐烦地扔出一句,等会儿。我们就等着,听见系裤子皮带声音,男的先走出来,一脸的不满:“谁瞎扒,我们有结婚证……”原来这是两口子,丈夫迁厂去了四川,这是休探亲假,明天就要返回了,正巧孩子的奶奶来看儿子,住得远,赶不上公交车,只能住一晚再回去,家里就又一间房,夫妻俩一共十二天,如胶似漆啊,没法子到河滨公园腻乎腻乎,撞见联防了。
我笑着讲完,焦哥苦笑道:“想乐乐不起来。”
“说正文吧。”他继续说跟乐子剧团小两口的见面,小陈见了我不好意思地说,焦大哥,坐,我媳妇变主意了,她不愿意我离开天津大城市。我一听冷水浇头一般,我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刚要告辞。小陈爱人说话了,焦师傅,我们理解你的困难,这样吧,我有个叔伯大哥也是当兵复员的,当兵时搞得你们天津媳妇,现在天津工厂上班,还带着两个孩子,挺难的。我这个大哥现在邯郸水利局工作,想把他媳妇调过来,我已经把你情况跟我大哥说了。今天把你喊过来,也是为了说这事。
我千恩万谢告辞,没几天就见到了水利局那位大哥,他说—堂妹已经跟我讲了,咱们细致谈谈吧。
大伙都在这扎根儿,你还往回调
“你找到对调对象了,成功了一半。”我想起我也联系过两个对调对象的旧事,感觉深有体会。焦哥摇头:“你即使找到了,再往下办—差点没把我逼疯了。”
我先写一份工作对调申请,开头是一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接着写,我从1966年4月分配来厂上班,多年来一直任劳任怨,我因家里实际困难……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心急火燎帮不上忙,特此申请与天津市机电配件厂的职工崔×同志对调,请领导批准。写完拿给我们车间李秀才看,他又加上一句,“双方同意对调并服从各属地厂革委会领导的安排,恳请上级能体谅我的实际困难,调查审批我的对调申请”。
我拿着对调申请去找连长老郭,我只能先找他,中国什么事都讲逐级,连里这关过不去,后边再怎忙活都不好使。别看我们二连人不多,光“头”就仨。老郭,天津人,当兵复员进的我们厂,是造反派头头,又进了领导班子,当上二连长。还有两个指导员:老张是邯郸市革委会派到我们厂的;另一个是军管会的史副排长。
连长室没见到老郭,透过窗户看见厂大院里站了一堆人,我走到近前,是一队来机修车间学工劳动的学生,老郭正训话:同学们要在这里锤炼一颗红心,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哦,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姓郭,全厂就我一个姓郭的。围着看热闹的工友不知谁扔了一句:全厂就你这么一口“破锅”。把学生们都逗乐了。
老郭训完话,我把申请恭恭敬敬递给他,老郭接过一看,歪点着头,一个冷笑看着我说:“大伙都在这扎根儿,你还往回调。”我刚一张嘴说困难,他手往外一挥,打发要饭的似的:“别跟我讲困难啊,我这不是民政局。”我都走远了,还听他见狠劲叫:“这不没有的事嘛!”
我急得满嘴都是燎泡,怎么办,找谁说说啊?我脑子过电影一样想,厂领导、厂部机关的大科长一个也够不着,史副排长—不行。对,找车间指导员老张,我去过他家,小院一间半房,火炕,两个木箱子,他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媳妇系一条四方绿红色儿格头巾,线织的。他听了我讲的困难,好半天没吭声,吧嗒吧嗒地抽烟,等我临走时只说了一句,先安心工作。我一听心凉了,这下子彻底没希望了。
我给焦哥斟酒,又给自己斟,焦哥说:“你换啤的。”
不久我小子又病了,请假回了天津。到家第三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没想到是张指导员,他站门口说,小焦,我到天津出差,抽空到家里来看看。我赶忙让进屋,他见着了我爱人、还没有退烧的孩子和疯娘。
我问,是来调查吧?
也许是吧。又过去了三四个月,一天老张突然让人找我,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说,厂革委会已经同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可能吗?我接过来一看,“职工对调审批表”,后面附着我写的申请书,我乐得差点蹦起来。老张说,先别高兴,你还得找老郭把字签了,这是程序。
我硬着头皮又去找老郭,他接过审批表眼瞪得溜圆一通看,撇嘴说:“人家都调不走,单单你调走了,你们家烧的哪炷香。”
“滚吧,滚吧。”
一百个不情愿地在“连队意见栏”给我签了字。
后来,老张跟我提起,为这事他同老郭谈过一次,说焦平民的困难的确特殊。老郭讲,厂革委会定吧。他也许觉得到了厂革委会也通不过,没想到厂里同意了。
我一直纳闷的是,那么多人想调动,厂革委会怎么就这么痛快批准我了?还真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老张说直理实诚,没错,可他毕竟不是厂级领导。我没托任何人,也托不上谁,也没给谁送过礼,那年月不大时兴这套。
一片草帘子
1971年春节我休探亲假,去反修医院探视病人,正碰上我们厂副书记老廖,他也被打倒。说厂里派他来陪伴霍厂长—住院了。我一愣,就是老厂长吗?我跟着他走进病房,见到卧病在床的霍厂长,病得不轻,流着哈喇子,廖书记说他患了半身瘫痪。霍厂长看见我激动得伸出一只手,拉着我胳膊,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老廖见了有些意外,那意思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我们近两千号职工的大厂里,只能是我认识厂长,厂长不会认识我的。霍厂长用含混不清的话说了两遍:“好人,好人。”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1966年冬天,刚下完一场雪,霍厂长挨完批斗,被一大帮造反派押着,喊着口号就过来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俩大个儿连拖带拽,路中间被他两只脚刮出一趟老长的雪槽,他们把霍厂长带到后院电工室旁边,往仓库的过道“叭”地一扔,走人了。我走近前一看,他就那么一动不动躺着,脸上还有血,身下是冰冷的水泥地,我朝左右看看没有人,扔给他一片厚草帘子,他睁开眼看看我,没说话。
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我早就忘了。
想不起一个嘛茬口,听老张提起过两句,在厂里开会研究时,廖副主任(已结合进厂领导班子)给我说了好话,老张顺嘴问我是不是找过廖主任。我说,除了车间领导我还能找谁。
我寻思,我能让厂里放回来,许是跟廖主任听霍厂长念叨过我那点事有关,又一想不太可能,那点屁事算嘛。
又过了两年,霍厂长没等到结合进领导班子,就去世了。
我端起酒杯:“焦哥,敬你。”
焦哥呷了一口说,不是我们厂子批准了我就能回来了,不是,别看我和崔×都是小工人,还都得通过两头工厂的上级公司、河北省机械局、天津市机电局、河北省劳动厅等好几个部门的层层审批,盼星星盼月亮足足等了半年,心提到嗓子眼,到1973年4月,我终于盼来天津市劳动局的“调令”—那就是圣旨啊。
工友们听说我真要调回天津了,既欢喜又心酸,特别是两口子一同迁出来的工友,他们好几年见不着爹妈一面。从1958年实行的探亲假,对夫妻双方同居住一地,探望异地父母—对不起,文件没有规定。对这些,我们外迁职工背得滚瓜烂熟。你不是想念父母吗,好,请事假,批准了还得扣你工资,自掏路费,回不起啊。
就这样,我怀揣“调令”调回了天津北郊区的机电配件厂。
在我前后调回来的还有几个人。从那时起,我们厂子开始零打碎敲有调回来的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开始,知青大批回城,夫妻两地分居的职工趁这个机会烦人托翘,一些工友办回了天津。再有就是厂里一些领导,像“破锅”本来两口子都在邯郸,不知走的嘛路子把自己办回来了,还跟老婆离了婚。史副排长单调去了北京第×建筑公司,有人见过他在工地值夜班,后来听说当了保卫科长。将近二十年,全厂只调回来一百来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你问那些没回来的?—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厂亏损、停产,职工停薪、四十岁出头就买断工龄没了工作。
我忍不住说,回天津来啊。
焦哥睙我一眼问,你从企业出来的年头太多了,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活那么好找!到处都是下岗的、提前退休的,找个单位太费劲了。连补差、看夜没人你也干不上。
那年我回厂看看,唉,机器生锈、荒草疯长,多好的大车间连块囫囵玻璃都没有,当年一起从天津出来的工友们都老了。他们想返回天津安家,安得起吗!那点退休费能买得起房?与我同组的一个师傅比我大四岁,就是留恋天津,2000年时候在席厂一带花三万块买间小平房,儿女们都在邯郸,老伴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来住着,前几年得了脑栓塞,没办法又回了邯郸。
焦哥突然问我,退休职工跨省看病有医保吗?我说,政策规定只能自己垫付,再回邯郸原单位报销。所以啊,这些问题没法子解决,只好守着第二故乡,日子过得挺艰难。
火锅下面的炭火越来越弱,到后来连火星子也没有了,焦哥的神色也黯淡下来。
我叹了口气,唤服务员取了一只大碗,又把三瓶啤酒启开,让焦哥慢慢喝着。